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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哈贝玛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汪丁丁
从人对自然的关系中产生了“科学”,从人对人的关系中产生了“道德”。康德试图为科学与道德找到共同的理性基础。掌握了足以摧毁自然的技术力量的现代人,却普遍地失
落了道德共识。这样,现代思想面临的根本问题便是“现代性问题”自身。这一问题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已经发端,并且通过本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分化与重组的大动荡昭显于世人。哈贝玛斯是那场知识分子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对现代性问题作出了批判学派的理解(包括对康德的“批判的批判”)。这一理解,我称之为“批判实践理性”,因为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的历史性“实践”,而由它所坚持的实践着的“理性”的基本态度是“批判”。
学林出版社1999年推出的三部哈贝玛斯著作的中译本----<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识与兴趣>,我认为最薄的一本最为重要。这里的“重要”是就我个人的阅读与理解而言的。收录在这本小册子里的五篇文章,可以视为是上面列出的另外两本著作的“引论”。例如,从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文章里,发展出了<认识与兴趣>这部重要的批判学派的知识论著作。而另外一本著作的主题,“公共领域”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则由这本小册子的第三和第四篇文章引出。不过,我建议读者在直接研究这本小册子之前,先读一下两外两本著作的中译者郭官义为那两本著作写的“译者序”,和哈贝玛斯1990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再版写的序言。这些序言提供了很好的综合性视角,使读者不至于在哈贝玛斯的公认晦涩的话语(和难免严重扭曲的中文翻译)中迷失得无影无踪。
康德,当他被休谟从“迷梦中惊醒”之后,试图确定“理性”的界限(为‘理性’划界),也就是所谓“对理性的批判”。他的反思导致了先验哲学,为“主体”规定出“思”的先验出发点。黑格尔反对一切以“自明的”公理体系为建构的理性批判,在他看来,自明性不能从“先验”那里找到根据,自明的东西只能在实践着的理性当中发生,也只有历史地实践着的理性才看到这种自明性。理性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真理的辩证法---试图超越生存困境的实践过程使理性获得“综合”正题与反题的能力。黑格尔所理解的历史的实践,是群体的大众的实践,是“与普遍性保持着同一的自我”意识认识自身,也是“精神(Geist)”通过历史(在时间中)的中介形态的展开过程。这样,无须“先验”条件,历史与逻辑是同一的。逻各斯,被大众在实践中“分享着”的逻各斯(赫拉克立特语),只在历史过程中揭示和认识自己。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曾经这样批评康德:‘纯粹’理性由于不能理解‘先验’结构而无法成为纯粹的。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历史地实践着的理性才真正成为自足的从而是纯粹的,从而也是绝对的理性。黑格尔是唯一真正继承了赫拉克立特辩证法的人。
当我阅读哈贝玛斯这部著作的中译本时,我总觉得这本书的题目应当以它的第一篇文章(“劳动和相互作用---评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而不是以它的第二篇文章的标题命名。因为只有理解了哈贝玛斯的哲学才可能理解哈贝玛斯的批判理论,而哈贝玛斯的哲学精要地概括在这第一篇文章里了。
哈贝玛斯从早期黑格尔思想中看到了或者联系起了下面这三件事情:(1)精神,也就是我在上面解释过的历史地实践着的理性,它的实践活动至少包含语言的和工具的这两个根本的和相互作用的方面.“精神”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形态(“中介”,而不是任何“先验”的结构)---例如“家庭”这样的形态---才能认识自己,从而实现“反思”,从而确立自己为自由了的“精神”;(2)语言的实践活动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并且从中发生了交往伦理。在交往伦理的规范下,人们达成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协议并维持社会生活。也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才得以实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从而才有“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和“生活世界”的的建立,因为主体从语言为世界命名而发现自己是“主体”。没有语言就无从命名,无从对话,从而主体也就无从理解“主体”与“世界”;(3)工具的实践活动,在黑格尔那里叫做“劳动”,在韦伯那里被视为“工具理性”,这一活动的实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这样一种特定关系: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与此同时,“精神”将自己外化为“物”,因此“劳动创造人”(类似地,“实践创造理性”)。工具是普遍适用的“规则”(经认知所得的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载体,主体的“个别性”于是通过工具达到了与“普遍性”的同一。但这是一种异化,因为工具是对自然界的必然律的臣服(科学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已经意味着这一点),工具或迟或早会把它与之结合的“劳动”纳入它的普遍规律之中,从而人将成为工具的奴隶。
哈贝玛斯把工具的实践活动与他关于科学与技术的讨论联系起来,把语言的实践活动与他关于社会交往或道德的讨论联系起来。韦伯和胡塞尔看到的西方的危机,于是也表现为工具性的(科学)“规律”对语言(人文)创造性的压抑,表现为“公共领域”和政治的“科学化”(第二,第三,和第四篇文章以及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论题)。现代性的危机呼吁人们警惕这一“工具主义”或“科学主义”的倾向。只有当人们意识到隐藏在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客观性”下面的生活世界的“兴趣”时,只有当人们对科学实行现象学分析之后,认知与兴趣之间的利益联系才被揭示出来。工具的实践活动满足人的“技术的认知兴趣”,解释学的语言活动满足人的“实践的认知兴趣”,而批判或反思的实践活动则满足人的“解放的认知兴趣”。这三种“兴趣”就是哈贝玛斯在最后一篇文章以及同名专著(中译本为<认识与兴趣>)里所讨论的事情。我希望顺便指出的是,哈贝玛斯使用的“认识兴趣”或“认识论”是德文“Erkenntnis”,这个词与德文“erkenntlich(以实物或行动表示酬谢)”分享同一词根。语言的逻各斯告诉我们,这是生活世界中被这一词根命名的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科学认识与主体利益的密切关联)。而在英文中则没有这样的关联(兴趣或利益---“interest”,认知---“cognition”,认识---“recognition”,认识论---“epistemology”),英国经验主义在语言上已经先天地接受了“价值中性”的实证主义假设,而这一点也反映在英文的“科学”与德文的“科学”所意味着的十分不同的事情当中。
哈贝玛斯认为平等基础上的交往是挽救现代社会于现代性危机的根本途径。我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勾画出了他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且把这一理论视角与黑格尔,康德,和赫拉克立特联系在一起。让我再次强调我个人的理解:只有回到赫拉克立特的“对话的逻各斯”,西方从而也是“现代”理性,才有希望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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