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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评普列高津<确定性的终结>
汪丁丁
科学询问“这是什么?”从而将世界客体化,并且由此确立“理性为自然立法”的地位。存在者在时间之流中持存,时间之流的“瞬时性(temporality)”与存在者的“必死性(m
ortality)”并行。海德格尔区分说:存在者不是存在,时间之流不是时间；存在与时间互为决定。“存在”于空无之背景中衬托出万有；“时间”从未来之无限可能性中揭示存在者的存在。
凡“有限”者,总是时间内的有限。人的理性,因人不能成为神而不能不是有限的。故而理性在时间内持存,如康德所言:时间是意识之流的存在方式。理性,因为是有限的,就不能不将无限可能性“立法”为有限的,否则“世界”对理性而言就无从理解。世界是理性的世界,世界仅对理解着的人敞开自身。但世界又向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敞开,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原本不能被客体化。
科学询问“这是什么?”就意味着由理性为问题提供“世界图景”,提供一套“生成原则”,从而理性可以告诉自己:世界就是如此这般(按照它的生成原则)运行着的。因此“science”的原初形态是“physis”(物理学),是“genesis”(发生学),是“alethea”(解蔽),是被希腊人视为“发生着的”现象及其“现象学”。我们必须明白,“发生着的”决然不同于“存在着的”。前者经由时间向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敞开;后者已经放弃了无限可能的(空无的)存在方式而显现为此时此地有生有灭的存在。科学原本是对“发生着的”无限可能性的“惊讶”,却经由形而上学显现为对“存在着”的客体的分类和立法。科学原本是以动态的眼光理解世界,却经由神学本体论转为以静态的眼光理解世界。
理性原本是“对话着的逻各斯”,是思想经由对话开展和认识自身。就这一点而言,原本没有东方理性与西方理性的区分。对话便是承认事物的“多向性”,是面向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是有限理性理解无限可能性的本真方式,是“语言动物”克服语言局限性从而可以思考“无限”的(至少在我看来)唯一的途径。作为对话的逻各斯决然不同于沦为“逻辑”的逻各斯。前者充满着内在冲突和矛盾,从而充满着惊讶,创造,和生命力量;后者以去除矛盾为己任,在追求“清晰”的过程中将“思想”异化为最完善的,神的体系的奴仆。有神的文化,亦有形而上学的命运;无神的文化---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既没有神学也没有科学。
在世纪末“科学之终结”的阵阵感叹中,普利高津发言了:“科学不会终结,...人类正处于新理性诞生的转折点上,未来的科学将不再以确定性为基准...。对于不稳定系统,我们必须在统计水平上描述动态过程的基本定律”(ILya Prigogine,,The Free Press 1997)。
普利高津这本小书<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大自然的新定律>缘起于他将自己的<在时间与永恒之间>翻译成英文本的工作,这一翻译工作导致了大量理论计算和新的理论眼光,结果造成这部几乎全新的著作。这本著作的关键内容在第五章(“超越牛顿定律”)和第六章(“对量子理论的一个统一处理”)。普利高津通过这两章的讨论告诉我们,不论在牛顿力学中还是在量子理论中,都存在着波普所谓“决定论的困境”(参见Karl Popper,),而波普讨论的这一决定论困境又与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密切相关:“未来是给定的吗?亦或未来是不断地被塑造着的?”普利高津在耐心解释了“复杂”现象(以及他的老本行“耗散结构”)之后写道:“我始终相信,我们对于耗散结构的起源的理解,以及更一般地,对于‘复杂’的起源的理解,是当代科学面临的最令人神往的概念问题之一。”关于“复杂”,我建议读者去读我写的评论“面向综合的时代---兼评<复杂>”(页285-295,汪丁丁<回家的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我在这里要引述的是我在另一篇述评“探询科学之终结”(页296-307,汪丁丁<回家的路>)里写过的:“波普晚年的几次演讲给我印象深刻。他在<趋向的世界>里试图说明牛顿物理学里的每一个‘力’都应当被一个具有无穷多概率分量的‘趋向’代替,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的不确定的世界。沿着这个思路,普利高津于1997年出版了英译本<确定性的终结>...作者在书中试图以概率分布的数学描述扩展牛顿经典力学...和现代量子力学...这条思路确实触及到了现代科学的要害问题:科学需要不断精确化其概念体系,需要不断细化其可操作的概念边界...。由于测不准原理以及量子力学已经成为与广义相对论并列的物理学理论基石,科学不再成为精确学科,科学不再有能力预测未来,所以‘科学死了’...。新科学的精神也就是‘后现代’的精神,科学范式从‘确定性’的改变为‘不确定性’的,从‘连续性’的改变为‘非连续性’的,...”
普利高津对以往科学的批判落实为他对“时间”的理解。由于耗散结构与“复杂”在世界秩序的发生过程中所起的奠基作用,由于在可逆的数学的“时间”模式中不可能出现耗散结构与“复杂”,所以,如普利高津试图指出的那样:由量子理论与古典力学统治着的“时间可逆”的世界不可能出现创生过程。新的科学必须重新理解“时间”本身。普利高津写道:“...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引证马丁.海德格尔和其他人的话,...说明‘时间’自前苏格拉底时代至今,始终是个未解决的主题。”在另一处他这样宣称:“...我们正在目睹新科学的诞生,这一新的科学将不再局限于将世界理想化和简单化,而是要反映出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这一新的科学将视我们和我们的创造能力为大自然诸多层次上发生着的基本趋向的一部分。”
让我将话题转到目前正被理论家和哲学家们密切关注着的,关于宇宙为何如此这般地存在着的“统一大理论”方面,其许多可能版本当中的一个,按照诺贝尔奖得主魏因博格的表述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极端的可能世界,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诸多可能的统一大理论当中只有一个获得了逻辑上最终的一致性从而成为唯一地逻辑可能的事情,...并且在由这一唯一的逻辑可能性所表述的宇宙中,智能生物的存在是可能的,是与基本定律不冲突的可能性之一...。最后,假如在这一唯一可能的大理论所描述的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智能生物的实质就在于不断询问大自然之诸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将可以认为我们找到了最终可以与包括人类理性在内相自恰的大理论(参见页237-239,Steven Weinberg,,Random House, 1992.注意,我这里的转述没有加引号,因为这是经我改写的看法)。
普利高津和魏因博格的看法,在我看来正合了我这篇文章的标题:时间持存理性。但是“理性”在它现代的存在方式中尚无法面对“时间”,因为时间的本质在于从“未来”的无限可能中显现出现存的万有。为了面对时间,理性,至少在我看来,必须回到它当初的存在方式中去,即以“对话”方式展开着自身的逻各斯。这里我要引赫拉克立特的一段“残篇”来结束我的文章:“尽管逻各斯是被分享着的,多数人还是活得好象其思想是私人占有物那般”(页29,Charles Kah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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