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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老子《道德经》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一段话，使我们认识到文化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意义，由此可以引起很多感想。
文化的功用在于它是信息载体，在于由它所生成的习惯势力，在于生长在同一文化土壤的人们共享着它所载的信息，交易成本由此而降低。
中国文化，影响中国人行为的知识、价值和其他行为因素，通过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了几千年。这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使过去十几年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变革相形之下如此渺小，它是实实在在的边际性的变革。
首先是那个积淀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其次是自明清以来受西方文明冲击而扰乱过的，含了新文化的基因的中国文化。再次是推倒皇帝以来民众亲身实践的民主生活(政治的与经济的)所积淀的文化。最后是社会主义的实践所积淀的文化。后者又分了三代人的文化：传统计划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由“文化革命”植入这个文化的深刻的怀疑主义精神，和后“文革”时期以来被西方文明的再次冲击强化了的拜物教的个人主义文化。所有这些文化层次，或厚或薄，就是改革或制度创新所生长的土壤。
无疑，中国的体制改革碰到的最大障碍来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与之适应的文化(人民的习惯性行为及在计划方面积累了几十年的知识，从而较低的那一方面的信息成本)。企业被“推向”市场，没有事先周密的，如同资本主义企业在进入一个新市场之前必定要作的那样，准备应付大量的不确定性事件，更没有长期积累的市场经验。结果多数企业仍按照习惯行事。“市场”于是成了对旧体制的补充。(科尔奈，“双重依赖”)
对于这种现象，制度学派的看法是，改革只能从原有习惯的“边际”开始。虽然政治上的考虑往往要求“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但制度就其本性而言是无法突变的，这一点，马歇尔早就指出过了。至于从哪些习惯开始，则是改革家或熊彼特的“企业家”的事情。理论的任务是指出这些需要改革的“习惯”的种类，如果理论能够完成哪怕是这一件任务，改革的种种政策便有了理论上的依据。这绝不是简单的事情，成功的改革的“设计者”要与他继承的遗产作不懈的斗争。
事实上，改革必须从其设计者的“习惯了的思想”开始。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层留下来的遗产，其最应重视之处还在物质的方面。那就是在沿海各通商口岸发展起来的商业文明，其中尤以香港(包括广州)、上海和天津为重要。“习惯”的演变在那里是渐进的，民间的，不易受到干扰的。从那一演变中生长出来的人把新的习惯带到他们或早或晚会扩张进去的那些地区，扰乱了那些地方人们的价值体系，只要这种创新是能够盈利的，它就能在民间站住脚。这是因为，造成上面所说最后三个文化层次的那种力量，已经把中国传统乡村中的宗法的统治瓦解了，经济效率的法则于是可能畅行无阻(只是要采取一些与现下农村中的政治体系及“家”的概念相通融的形式)。在这些地方，分工采取了更加接近效率原则的方式，然而它必须考虑传统的“家”的概念，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改造了外来的商业文明。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对国营企业的制度的改革。这里的关健似乎并不在，至少不首先在财产的所有制方面。在所有制能够稳定地变化以前，似乎应当先使行为的激励发生某些边际性的改变。例如在剧烈变动之前实行的奖金制度和为改善其效果而作的进一步的改革(工效挂钩，虽然其效果值得争议)。
然而在“惩罚”方面的边际演化则差强人意，“失业”的边际演变可以用“非全日雇佣”的形式，这样就比彻底的解雇更为“边际”。当然，强化惩罚机制的关键在于给执行惩罚的人足够的激励，除了法律能够提供的(可疑的)保护之外，还应找到某种民间的保护方式(例如民办的保镖公司)，或为其提供低价的人身及财产保险。然后才有可能增加经理人员的收入和严格纪律(包括惩罚的规则)，使其免受贪污舞弊的吸引。当然这里给出的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正确)演变途径。它只是要说明，边际演变在一个单一方向上的进行是不可能的，某种类似“收益递减”的规律会使在那一方向上的演变最终停顿下来。例如“放权让利”的改革，最终会由于缺乏“惩罚”方面的相应的演变而停顿。
总之，中国人早就已注意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尚贤，使民不争……”云云，未必是今天该做的。但是，为了发展经济，不应当忽视文化，却是一条不必也不可违背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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