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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
一
1997年国际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无论这次危机对中国产生或将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积极的影响都是最主要的──中国人很少没有对外国发生的事情
象这次这样广泛研讨、认真研究、吸取教训。几十年前或一百几十年前发生在欧洲、北美的类似事情早已被人们忘记了，因为时过境迁，历史已经过去；六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事情(泡沫崩溃、坏债暴露)，许多人没有在意，因为日本已经太发达了，我们与他们的发展阶段相差太远；80年代初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三年前发生在墨西哥的事情(金融危机、对外经济关系失衡)，许多人也没有在意，因为那是遥远的南美，文化背景不同，国际环境不同。而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在我们的邻国，而且发展水平相近，文化背景相近，不仅与我们有着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而且我们也与他们面临一些同样或相似的问题，如银行坏债、房地产积压、固定汇率制度等等，于是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的东南亚危机，相当于我们的一次“免费授课”──我们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却受到了几乎与我们自己遭遇金融危机一样的深刻教训。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没有这次的东南亚危机，我们没有对我们所存在的诸如国有企业、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等问题的危害性及其严重后果的较深刻的认识，不存在现在开始有的那种“危机意识”，而是相反，沿着过去的路子走下去，甚至进一步将日本、韩国的一些有问题的作法当作经验来学习(它们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好的作法)，到头来我们的问题可能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发生的危机可能更加惨重，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其实不在于如何防止这场危机的负面影响，而在于我们如何及时而认真地吸取这些以别人的经济危机为代价的经验与教训。
二
东南亚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幸灾乐祸地认为“亚洲奇迹”破灭了，甚至“下一世纪是亚洲世纪”的希望也破灭了。其实，这一危机从各方面看来仍可看作是东南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第一，经济发展本身是充满风险的，落后国家的发展，因有发达国家的挤压，风险就更大些，出现一些曲折总是难免的。此次危机从目前看也还是比不上本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那么惨重。第二，亚洲的奇迹已经发生了，人们的收入已经在二、三十年内翻了几番，高楼大厦就是已经立在那里了，这次的危机本身使经济得到调整，也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加以改革和调整，只会使今后的发展更加健康地进行下去。亚洲一些国家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一些国家300年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不出一点问题、没有一些波动，反倒是奇怪的。没有这种历史的观点，我们即可能错误地判断形势，也会无法正确地总结与吸取经验教训。
与此同时，所谓“东亚模式”却的确值得我们很好的反思。过去一些我们当作经验、样板的东西，这次被证明从长期来看是弊多利少的事情。比如政府保护下的企业发展，“主办银行制”，经济计划与产业政策，追求企业规模，多样化经营的大企业集团，等等。这并不是说我们“东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特征就不会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上留下特殊的痕迹，但搞市场经济归根结底要按照其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市场经济有一般性的制度要求必需遵守，来不得所谓的“发明创造”或“东方特色”。 总之，“东亚奇迹”依然存在，“东亚模式”正在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危机中受到校正。
三
东南亚一些国家这次遭受金融危机的困扰，从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过度、经济过热，因此我们首先要记取的一个教训就是要警惕经济再次过热，不能认为保持经济比例平衡之类的原则只对别国适用，而我们“就是不一样”，就是能“超常增长”、“永远牛市”。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吸取的一个教训却是经济也不可“过冷”。国内体制问题、结构问题越多，越是不能停止增长。 这次东南亚各国陷入危机，或多或少都与1996年世界市场需求下降、导致各国出口增长下降，从而引起各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国内外债问题暴露、贸易不平衡与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加剧等等有关。有的人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外贸依存度过大。但是，如果在外贸出口需求下降的同时，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的增长，至少可以不使国内金融危机发生并引发国际收支危机。韩国这些年已经积累起了较严重的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银行不良债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1996年全球半导体需求下降、价格下跌，严重影响了出口和国际收支，导致一系列债务问题暴露，企业破产，国际信用等级、融资能力也随之下降，最终酿成了全面的经济危机。 像银行不良债务这样的问题，是否演化成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与信心，因为信用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对未来的信心问题。不良债务越多，人们越敏感，增长率稍有变动就可能影响到“泡沫”的破灭。因此，即使对于一个资本市场尚未开放、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经济来说，为了防止国内发生金融危机，也可以从这次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不良债务这样的问题越严重，首要的当然要抓紧体制改革，但同时也越要在宏观政策调整上作文章，防止经济滑坡、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我国目前银行不良债务严重，同时出现了通货紧缩和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在东南亚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近期内就更是面临出口增长趋缓、外国直接投资趋于下降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适当调整宏观政策，扩大国内投资需求(主要应是基础设施投资)，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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