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永丽 于扬/文

　　虽然所有的悬念都已有了结果,金秋的北京仍然沉浸在刚刚结束的盛会的氛围中。在各种解读十六大报告的版本中，董辅礽保持着他对非公经济发展的持续热情。

　　董辅礽使用这样一个关键词解读十六大报告：财富。

　　董辅礽说，自十五大报告明确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才算“正了名”，才走上了顺利发展的轨道。但其中也并非全无障碍。正名之后如何清除障碍，特别是走出那些长期历史惯性形成的理论认识误区，是推进非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首要任务。

　　董辅礽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包括要使“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强调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时，“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明确“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等等，这些都使我们获得一个认识和理解“财富”的新视角和新基点。

　　“私有经济一定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私有经济，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没有追求财富的动力，没有竞争的动力，因而也就不会产生市场竞争和市场经济。”董说，“如果公有制的基础上能够产生市场经济，苏联早就发展出市场经济了”。所以，他指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此必须首先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必须承认财富与私人财产对社会及生产具有的巨大作用，对私人财产作出应有的保护。

　　他认为，必须对财富的认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财富并不一定必然是会带来罪恶的东西，关键是要看它是否合法取得的，要看它是否合法支配使用的。

　　他表示，必须毫不动摇地肯定“财富”所具有的正面的、积极的、进步的意义。

　　“从‘财富’到‘资本’，还存在着第二个跨越。”董辅礽说，在我们长期的认识过程中，如果说，在财产的使用形式上，人们一般还能够认可被用作消费的财产的话，对于作为投资的那部分私人财产也就是资本，则存在着更深的认识障碍。现在，十六大报告中将资本与劳动、技术和管理一起界定为可以按贡献参与分配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这是对资本认识在理论层面上的重要发展，应当说是一个新推进。

　　关于财富与社会发展，董教授说，以前我们一直认为，私有财产的积聚必然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财富和贫困同时向两个极端积累，从而造成深刻的对立和矛盾,而且贫困者不仅相对贫困而且绝对贫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股份制和合作制这些新经济形式出现后，财产出现了越来越“公众化”，“社会化”的趋势。如股份公司使公司的资本股份化和证券化，这样就产生了一些新的现象，办一个企业不一定由一个人积累起所需的全部资本，而可以由社会公众通过购买公司的股票这样的办法筹集资本，这样许多的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购买公司的股票，而成为其股东，从而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这样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那种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可能越来越少，而整个社会出现一种“有产者化”现象。譬如说像有的国家那样出现八成以上的家庭拥有基金，一半以上的家庭拥有股票的情况。

　　这时，财产的社会化与公众化，将催生一种新的拥有社会财富数量的人群结构，即纺锤型的财富分配的人群构成形态，中间的“中等收入人群”越来越多，而极富和极贫的人群非常少，这将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公众投资理念成熟后出现的新趋势。

　　董辅礽分析说，这种社会财富结构是比较好的，因为，这部分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一方面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极有好处，另一方面，由于这部分中间群体既有很强的消费欲望，又基本上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其消费；同时，他们又有不少的积蓄，或者自己直接用于投资，或者间接地被他人用于投资。所以他们将是拉动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主流力量。

　　董辅礽认为，这样的结构，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形成，但肯定是要形成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有明确说法，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