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最近和几位友人聊天，不约而同说起一个问题，经济学家怎么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了？

　　最先谈起这个话题的是从Wharton商学院来我中心访学的一位女博士生，Marshall Meyer的弟子。她对北大张维迎教授最近的中国历史研究很有兴趣，但心存疑惑。谈话间，这位 年轻有为的未来管理学家几次不胜沉重地皱了皱眉头。第二位与我谈此话题的是大洋彼岸交往多年的一位密友，当年在北大求学时他和我们都是维迎老师周边的学生辈战友。今夏将从斯坦福经济系毕业的他，戴着洋博士帽首选的是回归北大。理由很简单，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维迎教授共事，师生关系晋升为同事搭档，那对于他是无法抗拒的一个理由。上个月维迎教授在美国开会，特地从东部打电话到斯坦福，和他电聊了三个小时，谈的全是最新的历史研究心得。密友感触不已，复致电我三个小时，发了一通殊途同归的感慨。他本人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地方官员的升迁制度，用的虽是近十年的中国数据与纯西方的微观计量，但最初的灵感与最终的阐释却完全来自他本人多年的中国历史功底，令老美教授叹为观止，不赞赏也称奇了。也许好的研究从来和年代与国别无关，中国历史赐予世界经济的宝库，美国人恐怕至今连钥匙孔都没摸到呢。

　　前两天，有幸在北大光华一次规模不大、级别却甚高的管理论坛上，完整地听了维迎教授的演讲——关于一个经济学家如何解读中国历史。在座的有冯仑、任志强、刘晓光、以及其他数十位企业界新锐。以前听惯的多是经济学圈内对维迎老师权威的推崇，这一回却身临其境与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民营的、国有的、外资的，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一批人马，也是最难伺候的一群考官。张维迎很坦率，开宗明义就抛出了一个抓人的大问题，“如果说中国人做不成世界上顶尖的大企业，为什么中国人做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我们面临的一个悖论是：如果说中国人做不成大企业是由于中国人之间缺乏信任，那么，为什么同样缺乏信任的中国人做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张维迎认为，中国人能把国家做大的第一个原因是以君主世袭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安排。现代企业要做好，就必须使企业的持续发展在最大限度上变成企业领导人个人奋斗的目标，这点在传统国家制度中得到了解决；中国人能把国家做大的第二个、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职业化的官僚队伍。皇权世袭尽管重要，但非中国独有。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结构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国从秦汉开始就有了一个职业化的政府管理队伍，而在西方，这样一个职业化官僚队伍的形成只是近代的事情(据说是英国人从中国学去的)，比中国晚了将近2000年。所以，钱穆等历史学家称中国传统政府是官僚政府，或言“士人政府”。职业化的官僚队伍只所以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一是因为政府组织结构的有效设计，二是因为士大夫具有共同的知识、理念和职业道德。 他们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但没有“不想当皇帝，就不是好官吏”的思想，不会犯上作乱，弑君篡权。这与今日许多的中国企业经理人缺乏职业道德、把保姆当主妇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中国人能把国家做大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人的文化。如同现代市场上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企业特有的文化一样，在传统社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文化。文化实际上就是社会成员所共同认知的游戏规则，它的主要功能是协调人们之间的合作。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中人们需要遵守的共同的行为准则，非常有利于大一统社会的维持。想想康柏与DEC合并后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了。

　　乍一看，这似乎都是众所周知的史料，但熟知的史料一经经济学家的开掘，浮出尘埃的却是西方最经典最现代的产权理论。比如，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国家制度——解决了所有权与激励问题，庞大有序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解决了委托代理与协调问题，而中国人的价值观——解决了团队的凝集力问题，降低了合作中的交易成本。理论本身并不新奇，新奇的是张对此提供的巧妙视角，好象给照相机加了一块镜头，让企业家们从中看到了中国历史在西方产权序列中的位置，而从历史中读出的经济学是活的，是沾了中国人血肉之气的经济学，也是让当今中国企业家有切肤之痛的经济学。这或许就是张维迎的高明——他的高明不在于是一个如何有学术声望的经济学家，而在于他很知道如何从最平常之事实中道出最精辟之理论。他是个能说一口大白话、并把话说到企业家痒处痛处的经济学家——乃至他那口浓重的陕西普通话，黑色幽默的表情，都成了某种标志。

　　学院派们必须承认，中国现今的企业家队伍中已经涌现了一批相当高明相当智慧的阶层。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把握，早已超出了一个企业家的范畴，现实中的他们还象无官的政治家，不打仗的军事家，或者无师之通的理论家，否则就成功不了。所以，除非碰到真正的高明之士，他们是不会轻易买帐的。但那天现场气氛之热烈、争论之激越，却是近来参加的论坛中最罕见，也是最开眼界的。我相信，张维迎在此显示的已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功力与魅力，而走向了一种由点及面、纵横自如的大家境界。或许中国的企业家听过太多的虚妄之言，也说过不少违心之语，所以他们最懂得思想的分量。企业家们愿意服他，是因为一个坚持只说一种话、信仰一种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是很难得的。高产的经济学家和高产的文学家一样，最有名誉扫地的危险。一个专家今天谈世贸，明天谈股市，后天又成了房地产市场代言人，是令人生疑的。经济学的天地很广，你大可今天去逛颐和园，明天又进动物园，但那充其量只是观光客或新闻记者。经济学的研究自有其严肃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那绝不是想象中的自由世界。为学之人就仿佛是园里栽的一棵树，一旦生在那里，就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的也更远。要往别处移动，则很难不违背常言“树挪死”的规律。

　　张维迎是很典型的树根派。当年从牛津师从诺?得主James Mirreles博士毕业，他就在北大扎了根。他了解中国人，因为他自己就是农民出身；他了解中国企业家，所以他一生热衷的都是中国企业与企业家的研究——从最初的国有企业改革，到后来的民营企业，现今的新经济企业，张维迎的追求始终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张维迎承认，他的经历使他了解的是近一百年的中国，对于一百年之前的了解不多。但吸引他的是，如果中国社会真是一个低信任国家，中国人何以能把国家做的这么大？如果皇帝对大臣没有信任，他们何以敢把自己的江山社稷委任给非家庭成员的士人官僚管理？如果士人官僚对皇帝没有信任，他们何以会为非亲非故的皇帝效力卖命？如果中国人之间缺乏信任，中国何以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山西票号何以能在19世纪就变成一个跨国金融机构？这恐怕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与历史，走了与西方决然不同的一条路。西方人的最高原则是神性的原则，基督教的精神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中国人所有的统治制度、道德安排、善恶观都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派生的，是人性范围的原则。尽管中国人的人性范围有限，比如太穷的人不能归为这个范围，因为中国的道德首先假定一个人要有些田地，能够养家活口，适应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乞丐不算在人性的范围，垂死的人也不算，自有阴间的一套规则。除此之外，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五伦之内的准则，就是中国人唯一的信仰，由此延伸出无数的制度安排也都是依此为本。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要求最高政府是能够提供足够的粮食与治安的中枢，使得社稷关系、社会关系、亲情关系得以和谐持续地发展下去。无论是盛唐还是清初，中国人在政府治理结构方面不仅不落后，而是空前的进步与有效。但是，太有效的国家机器由于吸引了最好的资源，使得其他社会单元如企业都无法健康发育与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代价。

　　我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悠长均衡的，不接受断裂与摧残，一截太平盛世连着一段乱世厄运，中国人的制度安排也始终保护这种竹节似的历史发展循环向前，直到永远。所以，中国人不关心生命起源，创世纪也好，世纪末日也罢，中国人相信世界开始的时候就是黄帝的统治，与今天的皇帝没有大异，甚至更文明。即使传说中的阴曹地府，也与中国文明后期的法度完全相同。各种分工制度，官僚体系一应俱全。

　　现代的中国人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结果，而非中国文化本身，更非中国人的本性。张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是可以理解的，病急乱投医乃是人们很难避免的错误。但我们绝不应该因为自己吃错药而责怪祖先的基因有问题。”“家庭是封建余孽，父亲是专制魔王，母亲是善良的傻子”(张爱玲文集)，一切基本关系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对于中国历史是一次空前的断折。因为中国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信仰与依靠。切断了这种关系，中国社会就不得不陷于混乱盲从不可自拔。但是，今天的中国要进步，究竟是“中国的复兴有赖于中国文化的复兴”，还是将中国人的注意力与创造力从人性的规则转移到更加科学与民主的原则，从而实现质的飞跃，是很值得研究的。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华人企业家，它也是根之所在。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不研究历史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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