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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
国企改制仍在艰难推进，民企“改制”也已反复被人提及，且已有了尝试的个案。
民企的产权是清晰的，民企改的什么“制”？民企要改且必须改掉的是它的“家族制”。的确，从公司治理结构看，民企要想做大做强，“家族制”早晚都得改，迟改不如早改
。
制度冲撞
制度的存在都有其相对于外部环境的合理性。具体到企业治理制度，特别是民企的“家族制”，确有其客观存在的合理性。即便在可预见的将来(比如10年之内)都将如此。
至少在眼前，民企“改制”以失败居多。最近的也是较有代表性的败例要数广西的“二王事件”。“草木才子”王祥林算个人物。前推10年，其所打理的“喷施宝”曾经是广西乡企的一面旗帜。后来，企业发展渐显疲态，有人给王出点子“先改制后上市”，建议最终为王老板所采纳。于是就有了王帷尊等职业经理人(CEO的介入。由于“假帐风波”，“二王”之合作演变成“二王”之冲突。短短两个多月，王祥林信誉扫地、王帷尊被捕入狱、“喷施宝”受到重创。
一切来得突然，一切都属于事先注定。“二王”冲突说破了是“家族制”的管理方式与法人治理结构下职业经理人负责制两种不同企业治理制度的冲撞，要害是争夺企业的控制权。发展到对薄公堂的“二王事件”，虽以庭外调解成功而草草收场，王帷尊也被释放出狱，但双方已元气大伤。
作为专治文化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存在，“家族制”的落后是显而易见的。但落后的东西不见得会立即消亡。相对于先进的法人治理结构，“家族制”的集权属性更易于对企业的控制。企业是老板和家族成员一手打造的，管理权落入外人之手是难以容忍的。就算老板开明，其它家族成员也未必放心服气。表现于行为方式，从中作梗是常态，企业中弥漫着猜疑情绪，最后激化矛盾，企业重走“家族制”的老路。“家族制”几乎没有更多优点，保守、僵化、贪图眼前利益、小富即安等弊端与生俱来。改革历时20余年，国内的民企“长寿”者极少，均与此密不可分。
三大困惑
法人治理结构——现代公司制度的内核是所有权与治理权的分离。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职业经理人由于其专业背景、市场悟性超凡脱俗，比企业所有者更具市场眼光，更易把握商机从竞争中胜出。不过，先进的制度要推广并非易事，至少在现阶段，它受制于三大困惑：
首先，国家尚未明确对私有财产有效保护。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虽肯定了民营经济的宪政地位，但肯定一种经济形态与保护该种形态下具体财产权毕竟不是同一件事，受制于“意识形态”障碍，解决这个难题还有待时日。在“二王事件”中，导致双方翻脸的直接导火索是“喷施宝”的假帐问题。其实，这不过是翻脸的由头(因为时下的企业有哪家敢说自个的财务帐目没一点掺假)，真正的原因还是所有者无法接受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职业化——正规化管理，担心控制权由此旁落。事实上，职业经理人借打理企业之便行控制企业本身——改变产权归属的事情的确可能发生，而现行的法律制度却无能为力。这也不奇怪，既然保护产权的“大法”尚属空白，又如何出台界定产权纠纷的“子法”？
其次，即使私有财产保护得到法律认同，也还有个法制与法治的配套问题。相对而言，立法还是容易的，实施法治尤其是公正法治则要困难许多。成文的法条是没有生命的，执法者却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自然界的色彩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执法者的主观倾向除了受制于执法者本身的法理素养、职业操守，还直接受制于执法的社会环境。举个实例，深圳一桩“公”与“私”之间的产权纠纷，原本事实清楚，可执法者拖了8年就是不予了断。为何？这叫“国情”使然。在我国，解决后一个问题比解决前一个问题更得有“耐心”。
再次，中介机构必须从良。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避免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不能依靠道德约束。由于经营者对公司日常财权的实际控制，所有者评估自身权益是否受损及考核经营者业绩，通常得借助社会中介机构(西方国家的惯例)。问题是，我们虽引进了中介会计制度，却处于一个普遍失信的社会环境，国内的会计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成千上万，有几家、几人能坚持职业操守不做假帐？
向往与追求先进的企业制度是企业家的天性，民营经济作为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形态，必然催生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制度，而后者的发育还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直接相关。站在企业的角度，推动这样的变革，力量来自于民营经济更大规模的发展。虽说民营“改制”为时尚早，但“改”终究是一种历史进程。民企老板们继续打理好自己的企业，为将来“改制”积蓄“力量”，也许更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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