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记者/仇勇

　　曾经，当我们把吸引外资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策略时，我们期待它不光能带来我们短缺的资金，还能让我们在引进合作中学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市场操作本领。20多年过去，中国的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中国的企业却逐渐沦为跨国公司竞争的配角，在越来越多的合资企业里，尤其是本期我们关注的洗涤日化消费品领域--天津汉高、上 海家化、广州宝洁……不断上演着中方股份被逼出局的故事。

　　是谁？是这些跨国公司--德国汉高、美国庄臣、美国宝洁……把中方股份逼走的吗？还是说，是越来越惨烈的市场竞争把后者淘汰出局？

　　这些故事似乎仅仅是一个个孤立的案例。但如果放到更大的层面上考察，就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已加紧了对中国市场的争夺，中国市场不再仅意味着巨额的利润和廉价的劳动力，而是成为跨国公司间竞争的战略要地：原本领先的要以在华的占有率巩固地位，起初落后的更希望在对中国市场的征服战争中成为全球新的霸主。

　　在这样一个相向而遇--外资努力进入中国和中国逐渐适应接受的过程中，谁是游戏的最大受益者？谁在博奕中掌握着的主动权？10月10日和15日，本刊记者分别在京沪两地采访了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室主任、研究员陈炳才和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博导薛求知。

　　《商务周刊》：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已有20多年。在我看到的有关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情况的讨论中，都会提到1992年，大约从这时候开始，跨国公司纷纷加大了对华投资的力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差异？这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薛求知：我把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时间上划分为两代。1992年以前为第一代，主要以港台澳和东南亚华人投资为主，第二代以美日韩和欧盟国家为主。两代外资企业很大的不同点在于市场的侧重点不同。第一代的产品销地主要是欧美市场，当时周边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太快，中国恰逢刚刚开放，因为看中中国的低价劳动力，第一代外资企业纷纷把加工地放到中国，但他的市场方向没有变化。我们可以认为它仅仅是加工地的变化。

　　第二代外资的重点是看重中国市场本身，不见得是看重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中国的市场已具备相当的潜力，而这些跨国公司也具备进来的实力。

　　为什么会出现时间差？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中国市场开放之初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二是跨国公司考虑中国市场本身潜力的大小问题。中国的消费市场表面上很大，实际上并不大。三是我们还有一些行业并没有对外开放。另外是在某些领域我们执行的不正常的价格体系，造成商品价格扭曲，跨国公司觉得无利可图。进入90年代，中国的市场价格体系逐渐理顺，一些新开放的行业提供了较大投资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国近几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市场潜能得以发挥。

　　在第一阶段，跨国公司一般采用产品进入的方式试探中国市场。

　　《商务周刊》：中国加入WTO后，利用外资方面会呈现什么样的趋势变化？

　　陈炳才：以前，国内企业可以利用国家对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来谋取利润和更好的发展条件，还可以利用外资的技术、品牌、新产品等获得市场，但是，中国加入WTO后，内外资企业的待遇差别将不复存在，我对加入WTO后五年内中国每年利用外资规模的判断是这样的：基本稳定和略有下降，估计年均规模不超过400亿美元。

　　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外资利用制度、市场、政策优惠等来获得利润的因素将逐渐消失。二是，制造业的外资可能出现萎缩，服务业是外资进入重点。三是，外资企业以知识产权形式的投资有限，而国内企业会趋向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第四点，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容纳量有限，1992-1998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最高年份达到450亿美元左右，年均280亿美元左右，仅仅这一点已经使中国市场产生激烈的竞争，并在2、3内在某些领域达到生产过剩。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本身就是高储蓄、高投资国家，外资的进入启动了国内资本的活跃。因此，今后中国市场年均的外资规模可能以400亿美元为上限。

　　《商务周刊》：在这些变化中，显著一点是跨国公司加强了对原来的合资企业控股权的争夺，到1999年，国内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已接近40%。跨国公司为什么急于控股这些合资企业？

　　薛求知：这涉及到跨国公司管理中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股权策略。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推行公司战略的角度为讲，合资只是一种次佳的选择。如果我是一家独资公司，我可以完全按照母公司的策略来进行生产经营，但有了合资方后，它会按照它的母公司意图来推行，这就要花很大气力来协调管理风格和管理制度，协调成本很大。但在前期，很多时候不得不选择合资。有的是国家政策规定，必须由中方控股，跨国公司又想进入中国，就相对比较被动地接受合资条件。另外是它们确实对中国市场不了解，也需要一个中方伙伴来帮助打开市场。

　　而现在，一方面我们对独资的限制减少，跨国公司也积累了在中国市场经验，原来被压制的矛盾现在暴露出来，它觉得合资成本太高，反过来中方对它的支持作用也小了。合资后就好比开展一个互相学习竞赛，看谁学得快，跨国公司逐渐有了中国市场经验，中方合作伙伴对它的用处少了，双方谈判地位就发生变化，独资可以更好体现母公司意图。我觉得这样可以很好解释为什么合资越来越少。

　　陈炳才：合资变独资可能是因为双方文化背景和管理风格的不同引起了磨擦。早期是因为政策的限制，必须找中方合作伙伴，现在的转变是基于企业发展自身的考虑。选择独资或合资要考虑成本及市场的情况。我相信这种趋势是会持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将来在中国市场的生存能力一定就比本土企业强。

　　《商务周刊》：如何评价一些合资企业由中外合资变成跨国公司独资，中方退出股份的现象？

　　陈炳才：中国企业在合资过程中没有能力谈技术，谈控股权，更没有能力拿市场来换别人的品牌和技术。只有在外方将要淘汰此技术的时候才考虑转让。中方还是要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控股是决策发言权的基础。但外方一时不掌握控股权也是可以的。决定一个企业生存发展还有其它因素，譬如封锁关键技术，像北京切诺基项目，外方没有控股权，但是控制了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最后还是能够保证利润。

　　薛求知：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过程。要取决于企业本身的战略考虑，外方这样做无可厚非。中方控股地位的丧失，一种是正常撤退。一种是被动撤出：外方要求扩大生产规模，要求扩大投资，中方在合资之初一般以土地或厂房投入，现在无力追加现金，也拿不出新的土地，只好让出配股的权利。第二种情况相当普遍，也是外方争夺控股权的一种策略。

　　《商务周刊》：有人担心，中国大量利用外资的结果，也使得一些"中华老字号"被收购甚至消失。这种现象发生在中国的制药、洗涤品、照相机和胶卷等行业。据此有人认为，国家应该加大保护民族产业的力度，限制外商投资的规模和范围。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薛求知：这种看法放在10年前还可以理解。但放到今天就不太现实。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各国经济互相融合的程度很高，现在很难判断什么是中国的民族产业。中国制造的概念已经模糊，我们只能讲这个价值是在中国创造的。而外方的价值创造本地化也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做出贡献。如果外方不光把他的销售生产，还把研发也放在中国，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陈炳才：一个国家的民族产业发展，除了国家宏观政策把握以外，更需要企业自身的奋发图强。让国家政策现在做出一边保护和一边限制的选择，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薛求知：要开放地保护民族企业。在不同的行业，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对策。一类是全球市场产品。如民用飞机、轿车、大型家电和计算机，生产规模很大，各个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差异性小，这些东西中国没有必要单搞一套。可以介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内。

　　第二类是多国生产产品。就是说它不适合在一个地方集中生产然后出口到其它国家，像食品和洗涤品。跨国公司之所以在这块市场成长起来，是靠品牌和渠道，中国企业应该可以一搏。

　　第三类是大宗贸易市场。跨国公司竞争力不强，如纺织和初级产品市场。中国企业可以降低成本来参与竞争。

　　第四类是纯国内市场。消费非常本地化，如个人服务业。这些外国企业不大会进来。

　　我们现在一讲WTO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总是统而论之，实际上应该分行业研究会出现什么样的竞争态势，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我们过去犯得最大的错误是过多的政府行为，想通过扶植来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我想应该是通过市场选择，企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逐渐向海外市场扩展。政府应该做的是创造参与竞争的平等条件。

　　《商务周刊》：中国加入WTO后，受内外资企业力量对比消长以及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和竞争会面临哪些变化？

　　薛求知：中国加入WTO，实际上是想通过外在的压力来更有效地推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我想强调的是，获得更大机会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国加入WTO，更有利于国有以外经济成分的本土企业成长。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也更加有序。

　　《商务周刊》：有报道说政府正考虑放开外资企业兼并国内中小企业的限制，有人说今后可能会出现跨国公司大规模兼并国内企业的现象发生。

　　陈炳才：我认为，大规模的兼并，在短期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一是还没有可操作性的相关法律，二是兼并涉及到企业资产流动，而国内企业的资产可流动性很小。

　　薛求知：谈到投资形式，有一种我们称之为"绿地投资"，就是新建一个独资企业。这种形式与兼并相比，外资进入的速度较慢，但采取兼并的方式，相对的弱点是需要更多磨合。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现在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兼并对象。

　　从国际趋势来讲，好像通过兼并更加普遍一些。

　　《商务周刊》：跨国公司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重要表征，您能否评述一下这些跨国公司因为不同母国的背景所呈现的不同特点？

　　薛求知：虽然跨国公司号称全球公司，到目前为止，很多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还是同一文化背景，有很多母国的特点。它们基本上体现出三个较明显特征：全球一体化的效率；对地方回应能力；知识的创建和传递，为各个子公司共享。

　　过去，日本公司在第一点上表现明显，欧洲公司有更多第二点的特征，美国公司是第三点。但是，90年代以来，这些过去的管理经验在新的条件下很难适应。比如日本公司过于注重长期计划，不太注重短期业绩利润，这就表现出推进得比较快，负债率却很较高，许多日本公司因此陷入尴尬境地，不得不检讨。美国公司受到资本市场监督较强，过于注重短期内的投资回报率。总的来讲，当下倒是有点趋同，大家都希望能在这三点取得一定的平衡。

　　陈炳才：我有三个观点：第一，跨国公司不是慈善家而是投资家。第二，"要把我们的工业纳入跨国公司的分工体系中"这句话是需要纠正的。纳入体系后，不是分工(分工是平等的)，而是等级分类和控制。第三点，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是服从它的全球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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