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英国的一份调查问卷表明：在中国投资的22个跨国公司，其中56%的跨国公司认为自己高估了中国市场；大多数公司认为人力资源约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带有浓重的“适应”色彩

　　中国经营报：中国在入世之前，对跨国公司的最大制约是什么？

　　姜汝祥：我国在加入WTO以前，对跨国公司限制很多。比如说，十年前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它的进入是有条件的，比如说不允许它独资，而必须以合资的名义进来。当年可口可乐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就是以合资的形式进来的。即使可以独资，但在经营上有若干限制，比如摩托罗拉是独资，但政府限制这类通讯电子外企可以生产但不能经营销售或者有自己的渠道。合资企业对中国的贡献是很大的，但跨国公司本身一定会感到自己被束缚住了，道理很简单，它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能真正按照竞争的法则去制定它的战略，结果使得产业本身的发展和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像可口可乐，摩托罗拉等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与它的全球战略或者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经营报：也就是说跨国公司为了在适应中国的发展，必须制定出在中国的战略来?对吗？

　　姜汝祥：是这样的。比如摩托罗拉将它在中国的成功归于它提出的四点中国战略：第一是投资与技术的转让，第二是管理人员本土化，第三是配套产品的国产化，第四是合资与独资。从这四点战略中，你肯定明显的发现其中带有浓重的“适应”色彩，换句话说过去相当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采取的策略是为了适应中国，而不是真正的全球化战略中的一个有机体。这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市场与全球其他地方不一样，必须采取本土化；另一方面是中国限制住这些跨国公司，使他们不得不绕着走，绕着走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是什么？我们说一个公司盈利模式，核心竞争能力及其成长壮大是和产业密不可分的。一个产业的格局实际上就是宏观制度下公司之间竞争的动态平衡结果，所谓健康的产业格局，指的就是消费者主导而不是其他利益集团，如政府主导的企业竞争格局。如果竞争是不完全的或者包含太多人为的非经济因素的话，产业的格局就不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格局，比如在中国的汽车、电信，甚至家电、饮料，以及其他一些产业，跨国公司进入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首先要合资进来，或者只能建不能开展业务的办事处，要等到政策一步步放宽，企业再去回购股份，再扩大规模，独资经营，然后再去谋求行业的垄断。如果做一个研究，你会发现像可口可乐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得到的赢利回报可能并非我们想像那么高，如果不是看好未来，我相信不少外企早已走人了。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社EIU对在中国投资的22个跨国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有两个结果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结论是56%的跨国公司认为自己高估了中国市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年他们在设计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们是按照在国外的思维方式去做的，我相信这些思维更多地是在WTO平台上考虑市场竞争因素，而没有足够地考虑非WTO平台上的政策和文化因素，结果当然不会满意。第二个结论是大多数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认为人力资源约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最不满意的是人力资源，这也许让我们有点吃惊。从一般人的角度看，外企的人才已经很好了，成本低而水平高，可跨国公司为什么不满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跨国公司进中国是它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即使它能赚到钱，但它将中国的本土化经理与它的全球经理做比较的时候，中国特色就出来了，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感觉到这个市场对它的中国员工，特别是经理级的员工要求并不完全要求有真正的市场能力，还要有很强的协调关系能力、政府关系能力，包括他的喝酒能力等等，它会怎么想？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企业培训中心做了一年多的访问学者，我接触了全球很多公司的中高层经理，我自己也做过外企的经理，公正地看，外企中的中国经理的战略性思维和适应变革的学习能力都有不小的差距。

　　入世后，跨国公司将会从三个方面进行战略性的策略转换

　　中国经营报：中国加入WTO以后，我国会陆续颁布一些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取消贸易壁垒或者是陆续取消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决策上将要做哪些调整呢？

　　姜汝祥：我认为跨国公司将会从三个方面进行战略性的策略转换。首先，跨国公司将由原来被动的适应变成主动地进行战略性规划。过去他们在战略上是一种很被动的状况，因为他们无法搞清楚中国宏观政策和市场的变化，他们很难获得竞争的主动权，现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他们就会在WTO这样一个平台的指引下，对中国的市场发展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进而从整体上积极主动地将市场竞争纳入到战略规划中来，而不是简单地凭技术或资金去追求一时一事的利润。

　　第二，跨国公司会调来一批真正具有战略思维和全球眼光的精锐部队，将现在的这种“一半正规军，一半游击队”的打法变成完全正规军的打法。刚才我们讲了，在太多的限制和非经济因素的环境中，市场高手反而不如关系高手，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市场是如此的不可测，有很多政府的因素，所以在竞争中有很多东西不是经过他们的努力就能够做到的，他们就不会把精锐部队调过来，调来也用不上。但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竞争的条件是完全平等的，他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做到对竞争结果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们会把一批真正具有战略思维和全球眼光的正规军调来，会将在国外使用的招数，比如战略并购、战略结盟拿到中国来。可以预料到的一个趋势是，他们在未来的战略上不会像过去那样去做很多迂回，去委曲地讨好政府，而是会按照比较纯粹的市场竞争的方式在中国竞争。结果是，一方面他们会在高端的资本市场，战略性并购结盟等领域长驱直入，另一方面又会在第一线的市场竞争如上游的资源争夺到下游的渠道控制，到消费者的品牌忠诚等大打出手。

　　第三方面，我认为跨国公司会改变人力资源策略。我曾经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对全球12个国家的百名企业做过一个研究，得到的结论是：成功的公司都将人力资源战略定位为整体战略的驱动力。这一结论有三个含义，第一点，人力资源是公司成功最关键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最大的功能在于能将公司的远景转化为它的核心竞争力和员工表现。第二点，人力资源能够促进公司把全球竞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比如不再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区域，而是将中国与国外的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第三点，人力资源政策会从注重业绩表现转到强调适应变革和管理变革上来，因为市场的变化很快，方向可能比效率更重要?这一点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也不会例外。

　　跨国公司的目的就是垄断

　　中国经营报：跨国公司的资本实力和市场运作的势力都非常强，他们会不会形成市场垄断？

　　姜汝祥：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就是垄断。经济学上讲自由是市场竞争的根本，是有活力的象征，那是指的制度环境，对企业来说，追求的一定是垄断，因为垄断能够形成高的利润。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行业里第一名通常会比第二名的利润率高出20%以上，所以跨国公司作为竞争性的企业一定有很大的动力谋求行业上的垄断。

　　但是垄断也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你有没有能力形成垄断。应当说就整体来说，跨国公司有能力对大部分的中国市场形成垄断的压力，但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却使得行业本身不太可能形成垄断。第二方面就是他们有没有必要一定形成垄断，因为垄断是有成本的，垄断的代价有多大。不要忘记公司竞争的背后是国家利益的竞争，美国公司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欧洲公司的利益是欧盟的利益，所以政府会出面达成一些利益的均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公司的垄断与规模是联系在一起的，规模一大，垄断又会让竞争减少，组织的官僚主义会让公司失去竞争力，新兴公司就会取而代之。所以我们说一个行业成熟，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动态垄断格局的形成，第一层是由几大巨头形成的垄断动态平衡，第二层是中小企业的细分市场，第三层是有若干小公司的拾遗补缺，生意好就成长起来，生意不好就自己垮掉。

　　中国经营报：中国入世以后，对中国的企业来讲是机遇，同时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您认为这样严峻的挑战将主要表现在哪些行业上呢？

　　姜汝祥：我认为首先就是金融、保险业。中国在入世之前这些行业几乎仍然是处于封闭的状态，但金融对一个国家的作用非常重要，进入WTO，金融业是非改不可，因为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活力与金融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二板市场和风险投资的创立和发展与高科技的创业和发展几乎可以混为一谈。在加入WTO以后，可以想象的是跨国公司会在中国真正地排兵布阵，更何况在这一战场我们的知识和经验都有待提高。目前的形势是几乎所有大的金融保险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各种办事处或投资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在中国的业务都是点缀性的，并没有真正与中国金融保险企业过招。我想在加入WTO以后，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形势走低，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发展的形势下，这些跨国公司一定会把相当大的市场开发力量放到中国市场来，在中国这块市场上会出现真正的短兵相接。

　　第二个方面就是高科技领域。在这次APEC会议上几乎所有高科技跨国企业的CEO都表示要在中国设立自己的技术和研发中心，目的就是缩短在中国市场竞争的战线。企业竞争说到底是成本的竞争、效益的竞争、是满足顾客需要的竞争，过去的高科技强调的是产品，但是随着高科技产品技术的进步，提出的更多的是服务，而服务的背后是整体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服务网络，是怎样让顾客得到更多的价值，怎样让市场认同它们的品牌。

　　第三部分是需要进行产业重组的行业，像刚才我提到的饮料、家电这些比较畸形的产业。我所谓的畸形的意思就是在过去的竞争里有若干的非经济因素在起作用。入世后非经济因素会渐渐消失，我相信跨国公司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将产业重组，会用强大的资金做后盾重新制定游戏规则，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行为是在WTO的平台上进行的，这些规则会受WTO规则的保护，比如制定怎样的价格，提供怎样的售后服务，怎样开发新产品，怎样做产业之间的价值链条等等，他们都会提出与目前大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面对“真刀真枪”，中国企业准备好了吗？

　　中国经营报：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的企业应怎样迎接挑战呢？

　　姜汝祥：对于我们的国企来说他们面临的是非常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加入WTO对国企从本质上讲是完成了一次革命，把你从不规范的、政府主导的游戏规则下解放出来，变成一个不仅可以为中国市场增长，而且为全球市场增长服务的企业。公正地讲，过去，我们的企业所拥有的全球化眼光不够，与我们受政府的保护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政府的力量从企业竞争中消失，企业会真正出现基于核心竞争能力上的学习和重组，行业也会出现基于竞争优势的重新洗牌，这样长期下去，就会真正成长起来一批好的股份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全球化的视角上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因为全球化下的产业链往往存在一个接班然后创新的现象，比如海尔成功地看到在全球家电业的变革里面，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链条是往高科技上走的，他们不会在这种低端的、成熟的产业里做更多的投入，如果没有竞争，他们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但如果有很强的公司与他们竞争的话，比较优势会使他们退出这些领域，这时海尔的国际化就具有了一种战略基础。因为像海尔这样的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成功，一开始可能是因为质量不错，价格比较低，但当这种国际化为海尔等企业培养出人才，培养出一大批国际化人才时，中国的企业就具备了创新“夺权”的能力和机会，这就是日本和台湾等企业走过的路。

　　所以，加入WTO从人力资源上、管理模式上对中国的企业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国的企业领导必须开始思考当一个企业变大的时候，如何在一个国际化的平台上去构筑人力资源和制度管理体系。他们会意识到不仅需要一个很能干的人，而且需要一个会思考的人。在过去或者说现在的不少中国企业里，能干和思考是两个概念，思考是老板的事，能干是下属的事，分得很清楚。但是加入WTO后，面对国际跨国公司，企业会很明显地发现只有领导一人思考是不够的。你必须需要中高层甚至普通员工都能够思维，要用脑子去打仗，而不是用力气打仗。我有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这就是会有大批海外学成的学子和有跨国公司工作经验的高级经理人才加入到本土公司中来，因为平台构筑好了，与跨国公司的竞争自然会带来整个经济的更加繁荣。

　　本报实习记者谭欢

　　(姜汝祥：北京大学博士，曾在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任产品市场经理，市场战略经理，并受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企业咨询中心从事《跨国公司竞争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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