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

　　中国入世在即，就是说中国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了。对于为建立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奋斗了100多年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大事件。然而，人们会追问：我们应该怎样迎接全球化？如果说在多哈的签字表明中国在条约的意义上进入了全球化，但是，我们是否在其它各个方面也做好了准备？

　　从“享受全球化”到“规则全球化”

　　目前，老百姓对全球化的认识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一般认为那是政府的事，全球化直接冲击的领域主要是不景气的企业和低效质差的某些农业产品，不会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全球化，则意味着价廉物美的汽车、电器和日用消费品进一步涌入大众的消费空间，取代缺乏竞争力且服务意识薄弱的同类产品和行业。所以一般人把心目中的全球化，即简单地等同于“享受全球化”。这样，对全球化的认识就产生了很大的误差。我们知道，自全球化诞生之日起，它的基本理念就被确定为“利益共享、规则共同遵守”这样一个现代的观念。具体地说，在商业流通、文化传播和教育资源共享等社会范畴，你如果试图享受它最佳的利益配置，首先应该遵守它事先确立的共同规则。换言之，全球化极力反对的就是只想占有全球化的利益，而不愿为遵守全球化协议并尽自己义务的社会行为。打一个比方，一个人想进一座影院看电影，但又对电影院按号入座、不准大声谈笑或随地吐痰的通行规则非常反感，甚至置之不理，他既想享受这个审美空间，却不尊重这个空间对每个进入者的约束。这样，电影院的共同规则势必就遭到了践踏和破坏。

　　在全球化这个巨大的空间中，一个人即意味着一个国家，假如每个国家都像那个人一样不遵守集体制定的规则，那么，全球化的意义将会丧失殆尽。反过来说，电影院就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最大限度的审美享受，全球化也不会为每个人提供最佳的商品配置。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带来的是理想的消费空间，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个需要认真尊重和遵守的方案和行为规则。因此我们说，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是“享受全球化”，同时也意味着是“规则全球化”。不了解这一点，应该说并没有在思想和行为观念上真正进入“全球化”。

　　全球化生存圈中中国有没有“公共空间”

　　为解决这个观念问题，我以为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展开关于全球化的讨论。

　　第一、全球化与每个社会个体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尤其是已经迈入了21世纪的门槛，中国社会与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开始明显加快。通过电视、电影、书籍和各种大众传媒手段，每个人的生活正在逐步融进全人类的生活当中，后者的每一个变化都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大到“9.11”事件引发的反恐怖战争，世界政治格局的调整，小到疯牛病、登革热的入境，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们感到已生存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也就是说，不管你同意与否，你的一切已经被纳入到全球化的链条上；不管你是否乐意，你都在有意无意地冲破血缘意识、宗法意识的传统生存圈，开始成为全球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全球化与我无关”的说法实际是难以成立的。

　　第二、建立全民族共同遵守且又与全球化能够接轨的游戏规则。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都是在政治与道德的层面上确认共同的游戏规则的，但是由于非道德因素的强力冲击，这个规则的有效性已经值得怀疑。道德是个软环境，全球化是个硬环境。道德通过精神感召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并内化一种评审标准和评审制度，它带有劝说性的特征；全球化则是硬性的规则，它只有通过约束的机制，才能体现这一规则的透明度、公正性，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商业利益，所以它带有强制性的特征。在我看来，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必然会建立这种“内化劝说”和“外在强制”的双重特征。从东亚邻国如日本、韩国近几十年全球化进程的规律看，儒家思想(内在禁忌)与全球化(外在强制)的结合，对于建立全社会的共同游戏规则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可见，共同游戏规则的确立，是走向有序、文明和健康的现代化社会的正确途径，反之，它只会导致全球化的变质和走样。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需不需要在中国建设一个“公共空间”，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公共空间”。由于历史传统的关系，“只扫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社会观念，在中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私人空间”一直压抑着“公共空间”，制约着它的发展，并始终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的“全球化”即是世界大家庭的“公共空间化”。它尽管充分地尊重每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但力求把历史传统之外的其它层面尽量地变成一个“公共的空间”。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北京马路上乱闯红灯、乱吐痰现象虽然一直为人们深恶痛绝，但治理效果始终不理想，往往是治理的一阵风刮过，马上又出现很大的反弹。这一现象，几乎已经成为北京迈向“国际大都市”之雄伟坦途的一个社会绝症。

　　当然，我们还可以引申出许多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包括那些已给国家发展带来很大风险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公共空间的建立是一个复杂工程，需要若干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它的形成显然需要以上所说的两个因素，即软环境的“劝说”和硬环境的“强制”，而且后者的惩罚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应该大到从人人自危到人人自律的程度。在韩国，违章驾驶撞死行人者，最后都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而我们现在的惩罚过于轻描淡写，不足为戒，所以才会“屡禁不止”；对闯红灯的自行车和行人则基本没有惩罚，久而久之，“闯红灯”变成了一个社会合法行为，变成了一中民族“集体无意识”。长此下去，“公共空间”的预期目标令人堪忧。

　　培育公众的社会理性

　　以上所述使我感到，我们虽然在民族自信心的满足上实现了“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要想具体落实到实践当中，还存在着很大距离。我以为不应该把全球化“神话化”、“狂欢化”，更警惕对它的商业炒作。商业炒作实际是另一意义上的精神狂欢，只会扩大老百姓认识全球化的误区，导致人们对它的不正常的态度。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在各种媒体开辟一些专门讨论全球化的栏目，引导广大市民参与讨论，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以达到进一步沟通和对话的目的。

　　健康的正常的社会问题讨论，所培育的正是现代社会市民的社会理性，是成熟的公众意识，而它恰恰是走向“公共空间”的也许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在其中，我觉得尤其重要的是告诉公众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应该负起什么公众责任。我想只有这样，全球化的时代才会真正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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