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龙网11月8日报道：11月8日是新中国的第二个“记者节”，但是在全国各地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假记者”事件，却多少冲淡了记者们心中的喜悦和自豪，敲响了“记者节”的另类警钟。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新闻媒体曾经走过一段“谎言时代”，其影响至今难以消除。但是中国的记者群体向来不乏犯颜直谏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勇于牺牲的人。 这些人是记者这一大写名词的脊梁，也是记者尊严和形象的源泉。

　　令人尴尬的是，近年来，“假记者”成为一种时尚的流行病。到地方上采访，不管省里、市里、县里还是乡里，主管宣传的领导甚至不是主管宣传的领导都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几段遭遇假记者的经历。“假记者”甚至成了真记者们绝好的新闻素材，不断出现在媒体的显著位置和时段，刺激着我们的眼球、耳朵和神经。

　　他们为什么选择做“假记者”？“假记者”带给他们什么好处？“假记者”为真记者提供了怎样的反思……太多的问题，需要真记者们的关注。还有什么比在记者节里讨论纯洁记者队伍更为有意义的纪念活动呢？

　　反思一：记者真的是“无冕之王”？

　　几个月以前，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假记者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洪军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利用假记者身份诈骗金额达二十多万元。

　　洪军伟1973年出生，连续五次高考落榜。第五次落榜后，他突发奇想：何不谎称考上了大学？于是洪军伟对父亲说，他考中了一家师范大学新闻系，而后就踏上了“求学路途”。洪军伟的“大学”生活是在长葛市的一家录像厅度过的。其间，他给家人写信说他由师范转入吉大，毕业后又到新华社当了记者。“军伟成了新华社记者！”消息像一阵风传遍了家乡，当爹妈的自然十分地自豪。亲戚邻居更是敬重有加，拎着礼品求他办事的人纷至沓来……

　　自此，这个“新华社记者”到处吹嘘说，自己跟长葛市委书记、许昌市委书记、公安局长等来往甚密……他的一个五十多岁、本是一个忠厚老实农民的叔叔，听说远房外甥当了“大记者”，觉得自己腰杆也硬了，逢人便吹自己的外甥如何如何能干，热心地给洪军伟介绍“熟人”托他办事，从打官司到升官，善良的人们似乎认为这个“大记者”没有办不到的事，没有摆不平的问题，于是钱一沓一沓地进了这个骗子的腰包，却什么事也没有办成。

　　问题是，如果这个洪军伟是个真记者呢？

　　在西方，很多人都习惯地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说法传到国内，也颇为一些人所接受，有的甚至还发展为“记者见官大一级”，似乎当了记者就可以成为特权公民，天下惟我为大。而且一定和“头头”关系不错，很多事都能“摆平”。

　　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然而目前的事实是，的确有一些记者依靠“办事”开上了小车，住进了别墅。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记者，比如一位我所尊敬的总编辑，就在一本书里说，明知老家亲戚病重但不敢回家，害怕乡邻知道他回来后求他“办事”。他说，这些事，我大多是办不到的，但是如果我说办不到，乡邻们一定会不相信，会戳着我的脊梁骨骂。

　　反思二：记者还是“吃者”？

　　在4年多时间里，一对夫妇冒充记者四处“吃会”，竟“挣”下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24万元存款及各种吃穿用具，警方初步查明他们的涉案金额达50多万元。这是今年北京媒体竞相报道的一条消息。

　　据警方介绍，32岁的北京人杨光给自己印制了20几种新闻媒体的名片，天天守候在王府饭店、五洲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饭店等高档饭店门前，发现里面召开会议，就进去“参加”。

　　从1997年4月至今年5月底，他先后窃得笔记本电脑2台、手机22部、呼机5个、照相机7架及美元、法郎等大量钱物。在他的反复开导下，本分的湖北农村姑娘、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高春燕也和他干起了一样的勾当。

　　在长期的“实践”中，杨光还总结了一套“吃会”经：不能穿西服、打领带，这样才更像记者；参加中央级的会议，就掏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新闻单位的名片，这样才唬人，如果是地方级的会议，就递上北京地方媒体的名片。

　　据他们交待，在4年多时间里，居然没有一家单位对他们表示质疑，这一点连他们自己都吃惊。

　　在这里，“假记者”成了真“吃者”。然而，部分真的记者们，难道就不是“吃者”吗？

　　经常看到有些记者，热衷于参加各种会议，为什么？就是因为会议一般都有“油水”可吃。

　　反思之三：莫要给人当枪使

　　还是今年的事——浙江省温州市公安机关正式逮捕3名冒充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记者的犯罪嫌疑人。今年3月，温州瓯海区郭溪镇5位村民到北京，经人介绍找到国家内贸局广海公司工作的张贵哲，请张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记者到温州采访。

　　张以找关系为由提出需要10万元，并分别于3月9日和3月16日向村民施某等人索要1万元和3万元。今年4月1日，村民施某等再次前往北京。张贵哲诈称其朋友路长虹为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王杰为中宣部某司司长，于4月9日向施某等人再次索要6万元。

　　其中路长虹分得赃款1.7万元，王杰分得赃款2.3万元。张、路、王三人于4月11日飞往温州，于12日试图冒充新闻记者到郭溪镇行骗，被群众识破后报案，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

　　按说，郭溪镇的几位村民既然来到北京，北京什么衙门没有，完全可以找到“有司”去解决问题。但是这些看来很有些钱的农民们为什么偏偏要找记者呢？因为舆论监督往往会产生神奇的作用，达到正常程序很难达到的效果。在很多时候，记者的正义感能够拯救某些底层“沉默的大多数”百姓于危难之中，但是这种舆论监督的权力也会为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假记者们正是看中了记者身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狐假虎威”的使用价值，才铤而走险的。

　　记者手中的笔，完全有可能成为某些人遥控的枪。“当官靠跑，政绩靠炒”，一些贪官的为害，也许就有某些记者有意无意的助纣为虐。拿笔的手，岂可不慎。

　　反思之四：记者不是救世主

　　记者是什么？记者只是采访、记录和报道新闻事实的人。不安于这一本分的人，从来都不会是什么好记者。但是，到中央电视台门口一看，成堆的都是来告状的人。已经有很多文章发表意见说：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部分记者在这种并不正常的假象下，日久是否会真的以为自己就是正义和真理，就是法官甚至是救世主？

　　今年9月的一天，山西大同南郊小南头乡派出所接到报案，称有一姓曹的假记者正在本乡西谷庄村以为民申冤为由行骗。派出所民警闻讯火速出击，于下午2时许将正盘膝坐在村民兰某家炕上大吃大喝的“记者”抓获。

　　经突审，警方弄清该“记者”并非姓曹，而是姓陈，名义，为浑源县新华书店营业员。据陈供认，自1994年10月以来，他先后以《中国改革报》山西记者站记者和《经济信息导报》驻山西记者站记者的名义，出没于忻州和大同两地市各区县，专拣难缠事件，打着为民申冤的幌子，以各种理由向当事人索取钱物。

　　1月中旬，陈义从某报记者处得知南郊古店镇马站村村民因为土地问题与该村领导发生争执时，便以《中国改革报》记者的身份，到马站村“为民做主”。除骗得该村领导盛宴款待外，还从告状的村民手中变着法儿花掉8000多元钱。事隔七八个月，陈义并未在媒体上发表只言片语。众当事人觉得事有蹊跷，便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谁知陈义胆大包天，一波未平再兴波澜，终落法网。

　　村民们为什么会相信“记者”可以“为民申冤”呢？答案只能是一些真记者给了他们这样的错觉。

　　反思之五：记者当自重身份

　　一位新华社记者日前在江苏省无锡市采访时，无锡市旅游局一位姓柴的办公室主任和记者兜了半天的“圈子”，在彻底摸清记者除了对无锡旅游业进行调研采访，没有任何“要钱”的企图后，才热情地安排了采访，并道出了为什么“怕记者”的原因：除了冒牌“记者”大量出现外，少数记者利用旅游部门对记者的敬重之情，大肆“索钱”、“索物”、拉广告，导致许多人对记者的态度从“敬”变“怕”。

　　据这位记者说，第一次联系采访时，柴主任的态度表现得十分谨慎，对记者提出的采访内容也心不在焉。最后柴主任提出要一个采访提纲，下午再商量。记者后来得知，柴主任期间费了很大的劲和有关方面联系，确认记者是真的，不是假的。

　　即使如此，柴主任对安排采访仍然很勉强，并拐弯抹角地询问一些问题：“采访需要多长时间？”、“稿件在什么媒体上发表？”当柴主任最后提出“需要多少钱？”时，记者对柴主任冷淡的态度才恍然大悟。

　　这位国家通讯社记者明确告知：采访不收钱，发稿不收钱，没有安排食宿以及其他任何涉及钱物的要求。柴主任态度立刻发生变化，对自己原来的态度表示歉意。据柴主任介绍，每天都有记者找上门来，还有数不清的传真、电话。记者在旅游局联系采访的半个小时中，就看到办公室接到3个记者打来的电话，5个传真，全都是拉广告和联系收费报道的。

　　柴主任抱怨：说是搞报道，但最后就要钱，什么广告费、拍摄费、版面费，少则上千，多则上万。一次一个记者采访后，拿出一打发票要求我们给报销，有500多元，有火车票、汽车票、出租车票，还有吃饭的发票。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三类“记者”：一类是事业型记者，他们关注的是国计民生和自己所在机构的声誉；一类是饭碗型记者，他们基本能够懂得记者的职则，说一些公道话，做一些公道事，但他们只是把记者作为饭碗，不能大有作为，能占便宜则占之，甚至搞点小道消息、黄色新闻蒙事；第三类就是假记者，他们完全依靠欺骗、讹诈和“红包”生存，“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应该说，在中国，人民给了记者很高的地位和荣誉，在中国做一名真正的记者是幸福的。但是，在幸福的同时，别忘了要自重身份，否则人们将真的“怕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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