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国耀

　　这一题目可能会令人感到不解，因为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金融风险的转嫁虽然时时都会发生，但不论风险的嫁出与嫁入，都必然是银行自愿和自主的行为。银行无端承受风险转嫁之灾，平白无故地代人受过的情况似乎于理不通。然而，客观现实却为我们提供了银行遭受这类意想不到的风险转嫁祸害的证明。请看下面的案例：

　　1999年，我国某市外贸行业的A公司与澳大利亚B公司签订了一项进口贸易合同，商定以信用证方式结算。A公司随即向我国X银行申请开出议付跟单信用证，议付(相当于贴现)银行为某国Y银行。货运期将至时，A公司怀疑B公司有诈，要求开证的X银行拒绝对议付的Y银行作付款。B公司于是找了家担保公司，由其担保证明货已装船并已发往目的港。事后，A公司通知X银行授权Y银行议付。Y银行接授权并经审核单据表面无误后即向B公司垫付了货款，遂而向X银行寄单索偿。然而，此后A公司却一直收不到B公司发来的货物，于是以B公司欺诈为由向己方公司所在城市的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法院冻结X银行在该信用证项下准备支付给Y银行的款项。该法院审理后裁定：B公司欺诈行为成立，未履行合同之约；撤销X银行对此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而作议付垫款后的Y银行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我方上一级法院却仍然维持原判。继而，Y银行准备以违反国际惯例为由，向国际法庭起诉我国X银行。

　　显而易见，此时，X银行事实上已成了风险转嫁的替罪羊。事态的严重性在于，一旦Y银行起诉立案，在将来的国际诉讼案中，X银行很可能败诉。如是，则须对Y银行的一干损失作出赔偿，或者是其在国外分支机构的资产将会由法庭裁定被强制执行。不论何者，银行的财产和声誉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更应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案例在我国已发生了数起，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究其原因，从案情的发生不难看出，根本的问题在于我国有些地方的法庭对国际上通行的一些专业惯例缺乏认识，或至少不够重视，因而在涉外案件的审理中未能将国际准则纳入考虑，以致判决失当。例如，本案属信用证结算方式的国际贸易纠纷，各方当事人的责权义务、是非曲直早已由国际商会作了界定，并已编制成“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这套准则业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和遵守，70多年来一直是指导信用证业务的权威性文件，其核心内容就是“凭单付款＂的原则。简而言之，它指的是，以跟单信用证方式办理国际贸易结算时，如果被授权的出口方议付银行对出口商提交的符合信用证条款要求的单据作出议付融资后，开出信用证的银行就负有偿还其垫款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案中的X银行才会难以应对国际诉讼，难以摆脱败诉的结局。然而，追本溯源，这一萧墙之祸却是因国内的案决而引起的，一些法庭在涉外审案中不熟知或不尊重国际“游戏规则＂，导致本该由他人担负的风险责任嫁接到了银行的头上。

　　在本案中，尽管X银行是受害者，但它对待事态发展的态度却不可取。按理说，若X银行熟悉国际惯例，认识到国内法庭所作的判决会使其置身于金融风险之中，它应即时对法院的裁定提出抗辩，以信用证须遵循国际准则之理为本行应履行对外付款申辩，并向法庭申诉责令A公司在其依规付款后作出偿还。由此，X银行才能避免商业欺诈的风险转嫁到自己身的。至于A公司的受骗损失，则须以国际贸易的诈骗行为另行起诉国外的不法商家。不过，这就属于本文之外的话题了。

　　从本案例我们可具体和深刻地感受到，防范金融风险绝非是银行一家之事，它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还关系到对国际惯例的了解和认同感。尤其是在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夕，各部门、各行业应如何与形势相适应，如何加速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接轨＂，看来已显得更为迫切，意义也更为深远。(作者系暨南大学金融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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