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余继军

　　合作起纠纷

　　1998年5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了“浙江省临安市02省道玲珑至昌化段改建项目”。该项目工程预算4.5亿元人民币，由临安市政府作为实施单位。预期的收益吸引了众多的投 资者。

　　1998年8月12日浙江临安市交通局下属的临安交通实业开发总公司(简称“临安交通”)为乙方与温州蓝光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温州蓝光”)为甲方签订合作合同。合同约定：双方设立合作经营公司即浙江临安蓝光交通有限公司(简称“临安蓝光”)，共同投资建设经营管理82公里的一级标准公路杭昱线玲珑高坎至昱岭关段公路。

　　1998年9月10日，临安交通缴出资款2000万元。而甲方也通过银行划账提供了投资4000万元的证明。1998年9月17日，临安蓝光公司设立获临安市工商行政局核准，营业执照载明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从1999年5月份起，由于该项目建设资金严重不足，无法支付民工工资，民工不满，工程被迫多次停工，拖欠施工单位工程款达6800多万元，造成工程延误，给公路建设带来巨大困难。2000年3月17日临安交通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温州蓝光，指出温州蓝光虚假出资，要求终止与温州蓝光的合作合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3月23日受理该案。

　　出资“作鬼”埋隐患

　　事后证明，温州蓝光的出资采取借鸡生蛋手法，多了些“道道”。按照合作协议，甲方温州蓝光派出吴焕雷担任临安蓝光的总经理，1998年6月23日，吴焕雷凭临安蓝光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擅自私刻临安蓝光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以尚未依法成立的临安蓝光公司的名义，在华夏银行杭州分行武林支行开设账户。1998年7月23日，以购买钢材为由，向武林支行申请八份银行承兑汇票，共计4000万元。然后共分13次向温岭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兑，1998年8月30日、31日，温岭市二建公司法定代表人江夫友从华夏银行划款4000万元到同银行的临安蓝光公司账户。9月1日，这笔款项从临安蓝光公司账户划到同行的温州蓝光账户，同一天这笔款项又划回临安蓝光账户。9月4日，该款项转划到临安蓝光公司在临安工商银行设立的临时账户。通过上述方法，4000万元作为温州蓝光公司对临安蓝光公司出资款运作完毕，温州蓝光得到出资4000万元的验资证明。但这4000万元在1999年转为临安蓝光公司向华夏银行的借款。

　　2000年8月，临安市审计局查明，温州蓝光以临安蓝光名义骗取承兑汇票，收取工程保证金，非法高息融资，总金额达6380万元。2000年9月15日，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临安分局作出对临安蓝光的处罚决定，撤销公司登记，吊销执照，并处罚款10万元。2001年9月14日，浙江省高院认定，温州蓝光从公司申请设立至注册登记，实际未投注册资本金，已构成违约，因此作出一审判决：临安交通与温州蓝光1998年8月12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终止，温州蓝光向临安交通支付违约金37万元。

　　政府干预有说法

　　在这些临安市修路纠纷中，临安市工商、公安、审计部门的积极干预，引起了争议。有学者认为，本案中临安市政府介入公路建设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是必要的，政府没有不当行使行政权力。该修路项目以公共事业为目的，带有行政合同的性质，政府干预的动机是维护公共事业，是为了防止国有财产流失。对于政府干预，关键是看干预是否合法，包括时机是否恰当，方法是否正确，程度是否适中。政府代表社会公众利益，如果不进行干预，就等于坐视公共利益受损。只要政府是在依法行政，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的是社会利益，就不是滥用行政权力。也有论点认为临安市政府是强行介入，是运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要对过度膨胀的行政权力加以限制。

　　对于临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做的处罚决定，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温州蓝光没有按规定有效出资，而是采用私刻公章等手法，以尚未成立的“临安蓝光”名义借贷。温州蓝光自始至终没有拿出过一分钱，因此温州蓝光在临安蓝光中没有投资，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虚报注册资本。我国《公司法》第2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办理公司登记时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这个规定，临安市工商局对临安蓝光的处罚并无不当，对虚假出资的温州蓝光的处罚也是有道理的。

　　临安修路纠纷和争论随着法院判决偃旗息鼓，但其所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深思。随着经济发展，各地都在盖楼，修路，上大工程。对于政府和承包方来说，都要严格依法办事。否则，工程上马快，出问题也快，最终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如果此案的施工方、管理方能够在法律的保障和监督之下办事，既修好了路、惠泽百姓，投资企业又能赚到钱，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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