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过渡

　　自从地理学将城市视为特殊的地表现象以来，城市的价值一直被人们关注与思考。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城市的价值是通过其物产、人文景观表现出来的。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社会经济的产业结构，加速了生产力的社会化，而且改造了城市，提升了城市的工业与商业的主导地位，人们对城市价值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层面上。

　　城市以其巨大的聚集优势，在各类资源的占有和配置上成为不同规模区域的经济中心，拉动了约200年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城市，城市化急剧扩大了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土地规模，这一历史演变使得城市在市场经济成熟期被人们误认为其价值的根本就是市场价值，开始有学者以“各种经济联系构成的网状市场所在区域”来定义城市了。这是一种粗俗的功利主义对城市的解读，误导人们以“生产第一、生活第二”的原则去看待自身居住的家园，误导人们以“烟囱林立、处处冒烟”作为城市景观的现代标志，误导人们以“喧嚣、尘土和拥挤”作为城市活力的表征。

　　在大城市居住的居民，早已饱尝了这种功利主义城市观的苦果，城市也早已被众多企业以环境恶化换取自身市场利润弄得惨不忍睹，但是，仍然有政府领导人热衷于城市的产值排名，轻视城市综合素质的评估。当功利主义城市观染上政策的色彩，城市建设便会以市场的标准来指导一切：为了房地产利润不惜破坏山林，为了饮食业的兴旺可以将江河作为排污渠，为了道路开通可以破坏文物古迹，为了最大限度利用土地的价值竟能容忍“手拉手”和“肩并肩”的楼群。人们不妨想一想，城市在产值表上的庞大数字，究竟有多少是以生态环境的恶化换来的？又有多少是以居民居住质量的下降换来的？还有多少又是以文物古迹的毁灭换来的？生态环境、生活质量、文物古迹难道没有其存在的价值吗？它们的毁坏性消耗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又由谁来承担呢？如果我们要索回应有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又由谁来支付索回的费用呢？

　　城市有重要的经济功能，但不应由此而把城市价值压缩在市场交易的计量器中。国际组织将“人居奖”当作给各国城市政府的最高荣誉，是力图恢复城市本身价值的制度化努力；广州市政府的“小变、中变、大变”的“三变计划”，是对粗俗化功利主义的反正。宜于人类居住、利于城市生活的持续才是城市价值的第一要素，越是宜于人类居住和利于城市生活持续的城市，越是具有更大价值的城市，这是人本主义的价值观。

　　对城市价值的判定从粗俗功利主义向理性人本主义的转变，当然要体现在城市的环境和景观上，当然要花费许多的金钱。这本来并不是件应感到奇怪的事，但是居然有人要把它当作怪事来谈，他们认为“三变”是“劳民伤财”，城市的“穿衣戴帽”工程是政府的形式主义花架子工程。持如此怪论的人，真不知道当我们的城市呈现败落景象时，他们是否认为是“慰民敛财”？也不知道当我们的城市连鸟儿也不愿飞进来时，他们是否感到生活的惬意且内容充实，并要感谢“形式主义花架子”的消失呢？难道真要看到老百姓穿防尘衣戴防废气口罩、城市像个大工地、江河像条污水渠，才愿愉快地谈论我们所在城市的伟大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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