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成熟、东京的教训、香港的经验、新加坡的谨慎

　　陆红军

　　中国的上海正在迅速崛起，成为APEC最具潜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纽约、东京、香港、新加坡是APEC内著名的四大国际金融中心，认真研究这四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 对于上海乃至APEC地区其他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纽约：发展最快最成熟

　　全球第二大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是一个全球性的开放式国际金融中心，其市场十分活跃：目前该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量约占全球的16%、衍生金融工具的成交量约占全球的14%、外国债券发行量的市场份额约为34%。

　　美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最快、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就相当发达，并开始向国外输出资本。但是，直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仍然加紧实现对资本项目国际流动的控制。直到1981年12月，美国联邦储备局才被迫批准美国境内的银行、储蓄机构设立“国际银行业务设施”在国内从事“欧洲货币”业务。

　　国际银行业务设施的建立，实际上开辟了美国境内的离岸金融市场，使美国银行不必利用境外离岸金融中心，就能在一种大致相似的环境中与非居民进行欧洲货币交易，从而将大量的欧洲美元吸引回美国国内，大大地提高了美国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国际银行业务设施批准后短短两个月内，就有260家美国银行和外国银行建立了这种设施，资产总额达660亿美元。到1988年底，美国国际银行业务设施达535家，总资产已达2534亿美元。

　　东京：急速发展终崩溃

　　日本东京是一家后起的亚洲唯一能够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的国际金融中心。尽管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汇率股价动荡、交易量萎缩使得东京国际市场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业务量仍稳坐全球第3把交椅。

　　与美国不同，战后的日本结合自己本国国情走出了一条金融国际化的道路，在短短的40多年里成功地将东京发展成为金融帝国。

　　八十年代是日本金融市场国际化取得重大发展的阶段。由于日本的国际贸易收支出现大量“黑字”，巨额的外汇盈余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由此带来日本的国际资本流动剧增和开放金融市场的巨大压力。1985年，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完全实施了金融自由化。

　　由于政府放宽了限制，企业从处于缓和状态的资本市场筹集了巨额低利资金，将其用于设备投资、股票和房地产投机，又以剩余的资金偿还银行贷款。银行则完全陷入资金过剩状态，被卷入泡沫经济的浪潮，大举向房地产业融资。这是日本式金融体系崩溃的开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泡沫经济崩溃，1998年日本有3家银行破产，金融秩序濒临崩溃。

　　日本政府为化解危机，准备了60万亿日元救济资金，把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并购买除东京三菱银行以外的15家大银行的优先股票。然而，日本银行的自有资本都很少，没有力量购买置于国家管理下的银行贷款资产，美国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趁机低价收购。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竹内宏在总结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教训时指出，日本的经济、金融业都完全败在美国手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时期，大藏省过于固执地维护旧的管理体制，轻易地答应了美国的要求。

　　香港：新兴的后起之秀

　　香港是亚太地区排在纽约和东京两大发达国际金融中心之后的第3大国际金融中心。目前，香港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占全球6%左右，银行外汇结存额约占全球7%左右，衍生工具日交易量约占全球5%左右。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首先是一种自然发展过程。六十年代香港成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通过香港进行的国际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形成的贸易款与华侨汇入款构成了香港重要的资金源。七十年代，香港在成为一个重要的银团贷款中心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离岸金融中心。

　　其次，香港政府的重视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根本保证。在1965年至1978年间，香港政府的态度还不很积极，既不肯撤消外币利息税又不愿意发放外资银行执照。这使得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与国际化，和同期的新加坡相比逊色许多———新加坡此时已经初步成为亚洲美元的聚焦点。1978年，香港政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新加坡迅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压力加大，另一方面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香港本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广泛的金融服务。于是，香港政府采取了一些自由化的措施，巩固和促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1978年放宽银行执照限制，使得大量外资银行涌入香港开业；1982年撤消外币存款利息税，使得大量国际资金重新流回香港。到八十年代末，香港作为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式形成。

　　新加坡：积极谨慎拓展业务

　　新加坡和香港是新兴经济中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成功的两个经济地区。目前，新加坡的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约占全球的7%，衍生金融工具日成交量约占全球的7%，银行外汇结存余额达到全球的5%。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新政府提出采取“生存的健康态度”，对待外国商务实行“自由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为它们提供“逃逸货币的庇护所”同时，将新加坡建成像瑞士金融中心那样为本地区提供“腕力服务”的金融中心。

　　在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发展道路上，最有影响的事件是1968年10月美洲银行新加坡分行在新政府的准许下设立发行的亚洲货币单位(ACU)。接着1969年以后，花旗银行、华侨银行、渣打银行等先后得到了经营亚洲美元业务的许可。八十年代以来，新加坡又进一步放宽了对外资持有银行股份的限制。经过20多年的努力，亚洲美元市场终于在新加坡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

　　新加坡政府对金融市场国际化的态度既是积极的又是谨慎的，把握了一个很好的“度”，特别是在本币业务上新加坡的限制还是比较严的。一方面它欢迎外国银行到新加坡开业，另一方面又严格规定其经营范围，一般只允许其从事离岸银行业务，限制开展新元业务。因为在一个开放经济的小国中，其国内市场的容量有限，新政府担心过多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和过度竞争的外资金融活动，会削弱其国内金融机构的实力，或对其国内经济活动带来冲击，因此新加坡政府明确表示不愿使新元国际化。

　　值得上海借鉴的经验

　　总结经验，四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尽管都是与其各自国家经济背景密切相关，但是它们恰恰从不同侧面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世界不同层次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建设金融中心的蓝图。

　　纽约国际金融中心是在国内金融市场已经十分发达的基础上，为了防止资本外流而逐渐放松对国内大银行管制基础上引入离岸金融市场而形成的。由于美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一开始就十分发达，因此美国纽约金融中心是全球发展最快也是最为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

　　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则是在国内金融市场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分两阶段进行的，先是通过“规制金融”发展国内经济，后是在国内企业规模和效益都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引入“市场金融”和开放金融；现在看来，这种分两步骤渐进发展起来的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仍然长期依赖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国内经济好转金融中心表现就好。

　　相对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处在新兴发展中经济，它们两个金融中心则与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密切相关，因而离岸金融市场及其创新在其中具有关键作用；相比较而言，香港联系汇率制使得香港成为一个自由港，而新加坡的新元与亚洲货币单位是相对分离的。

　　这四个典型的发展模式，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指明了方向———上海要成为APEC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一方面总结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走逐步市场化、开放化发展之路，另一方面借鉴新加坡、香港之经验，快速发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离岸金融中心的形成，最后达到美国式的国内国际金融市场都特别发达的地步，金融监管政策只是为了控制资金流入／流出的阀门。(转自香港《大公报》，有删节)《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1年10月19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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