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许知远／文

　　当托马斯.杰斐逊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密谋摆脱英国人的统治时，欧洲世界仍在马可.波罗创造的“中国神话”中不能自拔。

　　没有资料详细记载中国与美国的第一次相遇。1784年，美国商人初次到达广州时，两 个国家已运行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上。尽管巴黎贵妇的客厅中依旧以中国的瓷器、丝绸品为时髦，但是中华帝国在达到其辉煌顶峰的同时也陷入停滞不前。乾隆爷不是彼得大帝，他对于外部世界缺乏任何兴趣，在1793年接见英国使者马嘎尼时，他要求对方行三叩九拜之礼，对于新式火器不屑一顾。

　　而只拥有13个州的美国正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理想国”，创建者们的理想主义使得美国的独立超越了国家独立的范畴，埃德蒙.伯克的阐述令人信服：“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巨大变化，就像一个新行星的出现会在太阳系中引起一个巨大变化一样。”初识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仍只是世界舞台上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色，尽管心有不甘，它仍几乎就是英国的附庸。美国的缔造者们是一群世界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热衷于法国的生活，而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几乎是依靠阅读英国文学为生，他们最杰出的作家华盛顿.欧文因为赢得了欧洲同行的敬意才在国内大放异彩。但是，法国人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这个充满乐观、略显粗俗的国家具有一种罕见的创造性，他们将热情投放在商业活动与发明创新上。对于自己制度的自豪甚至自大感与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们乐于将自己的理想与别人分享，并常常一厢情愿地认定对方会接受。

　　中国没有区分美国与欧洲列强的差异，他们都是长毛。尽管前者具有强烈的传道热情，上海的美国商人大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说如何将异教徒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当他们发现只有更直接的帮助才能吸引中国人时，教会开办了医院。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美国人潜意识中觉得既然英国已经主宰了印度，中国是最后一个庞大而值得拯救的地区。

　　“洋务运动”像浮在中国社会表面的一层膜，它脆弱而缺乏力量，与普通中国人毫无关系。一位士大夫的极端言论在官员与民众中间都颇有号召力：“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生活方式改变。”

　　广东青年容闳比李鸿章、严复甚至康、梁更有力地表现出中国必须面临的变革。后者将西方文明理解成富国强兵的技术手段，而容闳，这位1854年的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却在这里呼吸到截然不同的空气。他称，在耶鲁所受的教育向他展示了“被愚昧蒙上了眼睛的人绝不可能看到的责任”。他相信，“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可以获得新生，变得开明强大”。直到1872年，容闳才有机会实现他的梦想，120名穿长袍的中国孩子被派遣到美国康涅迪克州的哈特福德。这次伟大却迅速夭折的实验，表明中国青年游刃有余地接受了美国生活，他们藏起了自己的辫子，在橄榄球比赛中活力四射，比美国男孩更容易获得姑娘们的青睐……

　　当留学幼童于1881年被强制归国时，他们到达上海向道台跪拜，并接受了充满怀疑的接待——他们可能会破坏传统读书人的升官之路。

　　而此时的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铁路贯穿了东西大陆，持续不断的物质增长正激活他们扩张的欲望。他们已买下英国人、法国人掌握的土地，用武力占领了墨西哥。当僵化的慈禧太后与脆弱的光绪帝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权威时，西奥多.罗斯福则是美国的典型形象——野心勃勃、气质豪迈且粗野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189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这项旨在使美国同样获得其他列强的待遇的政策，或许暗含了部分美国理想主义者所说的“使中国独立”。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可能独立。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使洋务运动破产，而百日维新也在六君子的血迹中收场。知识阶层吸收外来文明的努力与在民众中广受欢迎的义和团运动相比，显得颇为可笑。亲近

　　孙逸仙的理想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颇为相似，他们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却缺乏具体的操纵能力。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短暂的袁世凯时期与漫长的军阀时代。自上而下的变革再次失败，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青年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与大部分人口的现状，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民间的传统力量会对剧烈的外来变革进行怎样殊死的抵抗，或者干脆视之不存在。对于北京的百姓来说，民国不过是剪掉辫子或是换了皇帝的王朝。美国人N.佩里对此评价道：“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孙逸仙、梁启超、唐绍仪这一代的确失败了，但是胡适的一代却开始成长。这个1910年来到美国并在康奈尔大学英文写作比赛中获奖的青年，比同龄的任何中国人都西化。像在日本的鲁迅一样，他抛弃了实用学科，而转投人文领域。那时的美国，正是进步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强烈的上进精神深深感染了胡适。他将杜威的实用哲学视作最适合中国的良药，坚信美国文明即是西方文明与世界文明。胡适与其同代人的强烈亲美姿态，暗示着美国对中国的实质影响在20世纪终于开始显现。这种影响并非输出政体、军事制度，而是文化与思想领域的新文明形态。

　　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确比流血革命更有力地将“这世界已经改变”的信息传达给中国社会。

　　“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方学者喜欢评价那场由归国留学生发起的文化改造运动。16世纪那场由人文主义者们开创的盛世，当然不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洗刷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一种热情洋溢的、充满好奇、尊重个人价值的思想取代了中世纪的晦暗与压抑。“中国的文艺复兴”则使西方的价值观念第一次如此集中而全面地展现在中国面前。27岁便享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成了20年代中国青年一闻其名就“激动得浑身发抖的人物”，他被笼罩在奇异的美国文明的光环之中，他从提倡白话文、鼓励新文学到赞赏自由恋爱，几乎无所不能。胡适与留日归来的周氏兄弟和更为极端的科学主义崇拜者陈独秀等一道促使一代中国青年改变了心灵。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finance.sina.com.cn/nz/kfsjj/index.shtml target=_blank>finance.sina.com.cn/nz/kfsjj/index.shtml target=_blank>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美国公众周期性的中国热，似乎在20世纪上半叶重又回潮。19世纪末的排华情绪消除了，对古老帝国的好奇心被传教士们与新闻记者的著作再次激发出来。司徒雷登用美国人的钱将燕京大学建立成中国古代园林的形式，甚至连自来水塔都设计成古典模样，反映了美国受教育阶层对于中国文化中细腻而优雅一面的热爱。而费正清一直记忆着北平的四合院。1919年的巴黎和会，书卷气十足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甚至提议将青岛归还给中国。这项提议已足够使美国成为中国人心中的英雄，知识领袖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甚至到天安门广场上喊“威尔逊万岁”了。

　　毫无疑问，中国对美国的亲近情感在20年代末开始进入另一个高峰期，这不光因为留美派教授主宰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中国政界更以美国教育为自豪。在形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时，上海当地一家报纸以“中美联姻”的双关语为标题。而出身哈佛的宋子文，则信誓旦旦地说，他要在中国建立华尔街那样的金融中心。

　　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再度在美国商界流行，尽管3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过2.5亿美元。像今日赠送手机一样，当时的美国公司通过派发煤气灯来促销。在《围城》中，那么喜欢夹杂英文的花旗银行买办Jimmy Zhang显然对方鸿渐的欧洲背景不以为然——还是美国货可靠些。蜜月

　　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成为总统后，忙于应付大萧条；直到德国入侵波兰前，丘吉尔看来似乎要在英国政坛中消退了；斯大林在20年代的权力斗争中获胜，忙于一次次的大清洗；而毛泽东，当罗斯福患上腿疾时，他仍是湖南一位拥有少量听众的年轻革命梦想者。重新制定游戏规则的领袖们还未开始交锋。

　　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担心是怕她落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内。就像孙逸仙梦想着美国式的共和体制，李大钊、陈独秀则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往情深。更年轻的、在苏联受教育的激进分子博古、王明借助共产国际的声望，想生硬地主导一场新式工人革命。

　　对于日本侵入中国，美国人不喜欢而且也做了相应的抗议，但是她显然没有欲望做任何实质努力。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正像七.七事变时的美国驻华记者们，他们在北京饭店的顶层喝酒、跳舞，卢沟桥的枪声让他们惋惜——优雅的古老文明正遭受侵蚀——但仅仅少许影响了他们的心情。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毛泽东喜欢重复的朴素外交理念，为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中美关系做了最恰当的概括。据说在得知日本神风敢死队的偷袭后，当时的重庆沉浸在一片暗暗的喜悦之中。一种流传的说法是，面对日本不知所措的蒋介石松了一口气——这等于是停战宣言。

　　1941年之后的两年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重庆的气氛，美国驻华记者们与中国官员一片火热，他们与四川居民一同体验到被日军飞机轰炸的痛苦，然后将中国人民抗战的热情与决心展现在美国民众面前。罗斯福将美军中最杰出指挥官之一——史迪威将军派遣来作为中国军队的参谋长。宋美龄1942年在参众两院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讲演，美国政客们纷纷为这位毕业于韦斯理女子学院的毕业生倾倒，甚至美国总统的候选人都要跑到重庆的大学发表美国式的竞选演说，仿佛中国人同样可以参与到大选投票中。史迪威将军的困境，似乎正显示出中国与美国隐藏在和谐外表下的深深裂痕。这位西点军校最优秀的毕业生，发现中国军队的游戏规则和他想象的截然不同。蒋介石强调忠诚高于效率，他关心的事情不是如何打败日本，而是如何保存实力以对付共产党。

　　《时代》杂志将蒋介石塑造成“自由、民主斗士”，但是史迪威将军却发现这位斗士一直在阻挠他改革中国军队的努力，因为这种努力可能会破坏蒋的权力机构。罗斯福一心想提供给中国以美元与武器，希望她拖住日本，以减轻美国的压力，蒋却希望利用这些美元与装备来对付日益成长的共产党。

　　当与重庆政府度过了“蜜月期”的美国记者们开始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时，美国公众开始有某种被欺骗感，这种感觉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到达了高潮。美国媒体自觉地将蒋介石描绘成信仰基督教的现代国家领袖形象，而史迪威将军则感觉到他是一个如此纵容腐败、不思进取的旧国王。对立

　　尽管美国不希望中国内战，但是在丘吉尔“铁幕”言论的恐惧下，她还是下意识地帮助了蒋介石打内战。美国人用空军运送国民党军队接收主要城市，美式装备则使国民党官员极度自信。但是，国民党还是打败了。

　　如同洋务运动与共和制度一样，美式训练与装备是浮在中国表层的漂亮的一层膜。它甚至阻碍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中国基层社会是对这些外来品持有强烈的抵触态度的。生于湖南乡村的毛泽东比孙逸仙、蒋介石更知道中国的关键问题在农村——农业文明的习惯对于西方所代表的城市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剧烈的。土改政策比轰炸机与吉普车更有战斗力，占领城市的国民党与在农村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共产党之间的胜负其实早已注定。

　　“谁丢失了中国”，这个问题在1949年后着实困扰了美国政府与部分公众。此时的美国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领袖，就像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说，当1939年丘吉尔向罗斯福寻求租借法案的帮助时，世界权力的中心已经由伦敦转移到美国。而由于对日本的顽强抗击和欧洲老牌帝国在二战中的衰落，拥有四亿人口的战胜国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重要力量的一支。丢失了中国的美国，意味着要与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区域进行斗争。

　　之后的几十年间，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别主宰着中国与美国。美国人忙于在尼克松、麦卡锡的领导下肃清共产主义影响，而中国人民则坚信“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两个国家都没有做出理解对方的努力，而被一种仇恨与偏见左右着，惨烈的朝鲜战争极大地加剧了这种对立。

　　对此，没有人比费正清表达得更俏皮而有力的了——“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人丁兴旺，旅途也更为安全。”解冻

　　再一次，因为共同的对手前苏联，中国与美国走到一起。反共先锋尼克松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在此之前，美国的乒乓球运动员登上长城，在此之后，一个来自美国桑塔莫尼卡、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紫色喇叭裤的小青年突然出现在北京，向周恩来问道“你对嬉皮士有何看法”。

　　“解冻”，前苏联作家爱伦堡这一著名词汇同样适合于接下来的中国与中美关系。1979年，当邓小平在德克萨斯州乘坐马车、戴上牛仔帽时，中美关系再度迎来一个“蜜月期”。政策的制定是迅速的，它只取决于政治人物的能力，中美签署了《上海联合公报》，中国进入了联合国，然后中美两国正式建交；而在文化与心理层面的理解却是缓慢与艰难的，《纽约时报》无可匹敌的政治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不理解为何毛泽东不接受他的专访——这种要求从未被拒绝过。

　　中国重又开始将自己置身于世界体系中，吸收外来文明的努力重又开始，她充满了一个多世纪前的新奇与无知。在湖南师范学院学生梁衡的记忆里，1979年春，他听说外语系的美国教师准备表演舞蹈，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并被她洒脱的舞姿所倾倒。同年秋天，他写了一篇英文论文，决定找这位美国教师修改，但是他最好的朋友最初劝他不要去，因为“去找一个外国人会引起怀疑”，最后好朋友决定陪梁衡一起去，这样可以证明他的清白。

　　几乎像好莱坞电影，梁衡与这个叫朱迪斯.夏皮罗的美国教师相爱了，遭遇上的极端差异与思想上的相似使他们彼此吸引。当他们决定结婚时，大学领导劝梁衡“你要热爱祖国，要内外有别”。最终朱迪斯.夏皮罗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由中国最高领导人批准了这桩婚姻。

　　美国的80年代与中国的80年代同样充满喧嚣。前者在电影明星罗纳德.里根的带领下，进入瞠目结舌的浮华世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成为主流，华尔街天才们成为最大的明星，星球大战计划则拖垮了苏联。

　　而中国的80年代则充满了吸纳新知识的狂喜与混乱，已经过时的生活舶来品如迪斯科、霹雳舞、喇叭裤、录音机与各种学术思潮、朦胧诗歌一样大行其道。了解世界的热情与个人主义的觉醒以文革式的夸张方式一起释放出来。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以“大历史”方式研究中国历史多年后，在1985年得出一个当时并不引人瞩目的惊人结论“中国已经完成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过程”，这位学人视角独特地在中央情报局有关“中国在1985年的经济成败”的报告上，发现中国政府已经可以在“数字上进行管理”。

　　中国青年们不会注意到黄仁宇的判断，他们的念头是“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对美国的拥抱态度在80年代的知识青年中广为接受。即使那些已经获得社会地位的人也愿意放弃在中国的一切，去寻找美国梦，而那些更年轻的孩子则为更细节的事物惊诧。人大附中的张岩在1983年第一次看到烤面包机，它来自美国。河海大学一年级学生汤正宇清晰地记着1988年，他在上海第一次看到《时代》杂志时的惊异，一对到中国旅行的美国夫妇将杂志送给了他。《伊甸园之门》、《光荣与梦想》这样的非一流美国著作，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撞击

　　弗兰西斯科.福山不无哗众取宠地称1991年为“历史的终结”，因为苏联解体与柏林墙的倒塌，令美国推行的“自由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大获全胜。而中国的自尊心则因为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件而再次被强烈地激起。90年代的中国或许比任何时刻都更有效地吸收与实践着外来文明。尽管民族情绪因为《中国可以说不》、因为中国使馆事件、因为南海撞机而不断地被一次次掀起，中国也以同样的热情在采纳着美国代表的商业游戏规则，自由市场这一10年前不可置信的观念如今成为了常识。

　　流传在30年代的“中国市场的神话”再度盛行，2000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744.67亿美元，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的中国充满诱惑。20世纪初留学西方的中国学生偏爱人文学科，他们急欲以“新精神”取代“旧传统”。而80、90年代的留学生则一致性地选择了理工科与商科，今日的哈佛MBA比起当年胡适之的哲学博士更具诱惑力。由管理学、自由市场与互联网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在90年代后期响彻全球，这场运动或许比五四运动更有力地对中国进行了再一次的启蒙。商业文明从来就不仅仅意味着如何物质化，而健康的商业规则同样需要个人主义、信任、利用数字而非意识形态来进行管理。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在融入世界进程中时最大的障碍。90年代的中国dot-com英雄们，那些与当年的胡适之、周作人一样年轻的小伙子们，尽管过于吵闹、并充满了小人得志式的张扬，但他们的确极为有效地引进了世界最新观念。这种失败的运动，也同样充满了孙逸仙照搬美国式共和制度的苍白与可笑，但它对于商业世界的启蒙意义、对年轻一代的解放意义也不可忽视。互联网比一切说教更有效地打破了等级观念、年龄习惯和教条主义。

　　民族情绪与反美情绪在90年代的中国时起时落，并呈现令人惊异的上升倾向。北大、清华的学生一面高喊着打倒美国，一面为明天的赴美签证而忧心忡忡。你可以嘲笑他们的虚伪，但同时一种因为中国的强大而逐渐恢复的民族自信正在升起。1988年为《时代》而吃惊不已的几个年轻人在1996年却写作了《中国可以说不》。在《河殇》时代的对“海洋文明”的顶礼膜拜，如今正让位于更多的自信。

　　拿破仑说不要惊醒中国这头睡着的雄狮。这种论调在美国的思想界又开始复苏。如何处理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思维方式相差是如此之远！不是亲密的朋友，是否一定意味着是不可避免的敌人？争论在中美两方都激烈无比，橄榄枝在老鹰与鸽子之间左右摇摆。哈佛商学院、麦当劳、硅谷精神、好莱坞虽然正在模糊中美之间的差异，却并未消除潜藏在最深处的误解，但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正在失去其曾经过分强大的影响力。

　　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成功，因为9.11事件而失去其本应有的轰动性。但这个通过漫长艰辛的努力而最终取得的胜利，如同1972年中国重回联合国一样令人喜悦，也是黄仁宇所说“中国现代化努力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中国可以利用现代意义上的“数字管理”，也同样可以适应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未来

　　中国与美国，她们先是因为日本、然后是前苏联，走到一起。而仅仅以地缘政治或是眼前利益来判断目前的中美关系是犬儒主义的。让我们再次拾起费正清的远见：“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在她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中，找出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中国与美国各自为对方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通过过去与未来的不懈学习，中国将重获她的尊严，并与美国成为平等的竞争伙伴。中国与美国217年的交往历史，正映射出人类发展的基本理念——“文明是相互流动，相互学习”的。美国人通过学习欧洲，而在19世纪末强大起来，通过在二战中大量接纳欧洲的科学家而主宰了战后世界；中国的境遇艰难却更具说服力，她曾经因为拒绝学习他人而从世界的中央跌落下来，在痛苦与不安中，她半被迫、半主动地接受着外来文明，并必将因此而重获尊严。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将真正凸显出来。通过217年的交往，我们尽管依旧不算熟悉，并时而争吵，但毕竟，我们终于开始平等对话了，并必将发现彼此的共同点要远多于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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