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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百事中方成都会议被媒体披露后，引发了多方的持续关注。人们期待这一典型事例的解决能够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示范效应。
晨报记者 张晓莉
新闻背景：
要不是南方一家颇有些名气的财经类报纸的大篇幅报道，有谁能想到会冒气的百事可乐后面还有这么复杂的矛盾冲突？记者在北京街头一部自动售货机前听两个正在买可乐的年轻人说：“听说百事可乐起内讧了。”
事情还要从7月百事中方成都聚会谈起。7月13日，由四川百事中方倡议、国家经贸委组织召集，包括四川百事中方在内的百事14家装瓶厂派出中方高层管理人士到成都开会，会议期间谈到百事在中国的浓缩液价格问题，号召中方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
此会之所以让媒体感兴趣并被一些媒体称为“密会”的原因：一是，这些装瓶厂的合资外方，即百事可乐在中国的业务、投资执行机构——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及百事在中国惟一一家由外方管理的装瓶厂广州百事未被邀请出席会议，事后也没有被告知会议内容；二是会议反对的是被国家经贸委于1999年已经批准的浓缩液涨价问题，以及已被合资中方承诺并实施数年的特许罐装合同义务。
四川百事饮料有限公司中方在两个月后把详细的会议记录交给了报社记者。据掌握此权威资料的媒体报道，成都会议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百事可乐中国罐瓶厂体系的中方，在百事可乐浓缩液涨价、市场区域划分、原材料采购等经营层面，已经同外方产生了严重分歧。中方必须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四川百事中方的抱怨是：罐瓶厂的中方利润日渐趋薄。“四川百事每生产一瓶百事可乐饮料，约三分之一的费用用来向广州百事购买浓缩液，加上合资公司百事外方要分红，罐瓶厂的利润大大摊薄，企业运作完全靠上规模来维持。”而四川百事在不久前新安装了一条生产线，有条件生产更多牌子的饮料。四川百事中方于是想自己开发利润更高的“含汽”碳酸型系列饮料，但与外方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记者了解到，百事可乐浓缩液最近一次调价是在1999年，且经过国家经贸委批准。百事中方认为是垄断经营的内容在合作合资之初，作为特许罐装协议被实施了数年，合资双方均无异议。至于四川百事中方要自主开发别的品牌的碳酸饮料，百事(中国)投资表示四川百事的可行性报告2001年8月2日才提交，需要经过董事会讨论并经百事总部的批准，这需要时间。
无目前百事在各地的生产都在正常地运转着，市场并未受到影响。当初沸沸扬扬的争议关键问题在哪里？
原始契约：尊重？背弃？
百事事件引发的另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是，当合作双方发生合同纠纷时，当事方应当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当事方对历史契约的解释存在异议时，应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这也是前不久北京朝阳国际商务节信用论坛所集中讨论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晓求和海尔总裁张瑞敏等在论坛中都一致认为信用是对交易和合作合法权利的尊重和维护。信用交易和信用合作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信用体系瓦解会造成交易者信心丧失，进而减少投资和消费，也就会对社会经济生活严重损害。中国当前的信用风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信用经营风险，另一类是道德风险。企业可以承受经营风险，但是承受不起道德风险。中国信用经济发展的障碍主要有三点：社会心态、司法制度、政府干预。解决这三个问题，中国进入信用经济的步伐就会加快。
从现在的情形看，我们认为：四川百事中方的问题关键在于，中方对原来签署并实施数年的特许罐装协议中的合同义务发生异议。同时对生产地方品牌软饮料——或者说企业开发新产品是否必须首先提交董事会讨论决议，并报美国总部批准的法律程序有异议，认为中方占有73%的绝对控股权，应对此事有决定权。
国务院发展中心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卢中原认为：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一旦建立，双方产生异议，只有两个解决途径，要么终止合同，要么在法律框架内协商。尽管合同中规定允许四川百事生产其他软饮料，但这是对企业而言，并不是给中方的特权。因此中方有权提议开发生产新品种，但也必须由董事会最终决议。虽然四川百事中方在合资中占有73%的股份，但提议仍须经过董事会决议，这里不能应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和基本的董事会议事章程。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亚东律师对记者说，眼下双方都必须遵守已有的协议，在现有的法律法规的制约下，寻求最理性的解决办法。王律师指出，现阶段中方采取任何合同外的行动都将面临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理智的做法是同外方坐下来谈，如对合同或章程规定的条款产生歧义，应遵循合资企业的议事规则召开特别会议，与合作方心平气和地磋商，通过正常程序来维护以及力争自己的权益。
合作前提：特许？垄断？
由私下的纠纷，到成为公众话题，百事中外双方此间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各界的关注度却在日益升高。这无疑是由于百事事件所具有的典型性。政府官员、法律界人士、学者专家对探询矛盾的成因，寻找化解症结的途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百事可乐在中国的合资合作经营体系，在合同中约定为合资合作与特许经营并存。百事可乐公司在与合资中方签署合资合作协议的同时，同每个装瓶厂签有“特许罐装协议”，这也就决定了双方合作的前提是合资合作与罐装特许经营并存。
《中国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特许经营是指特许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包括服务商标)、商号、产品、专利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等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被特许者按合同规定，在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者支付相应的费用。”
据了解，百事可乐没有收取合资合作中方——被特许者通常应支付的相应费用，作为相对应的权利，是要求中方承诺特许罐装协议中要求的义务。
国务院发展中心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卢中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明确指出：合资合作双方如发生合同异议，应该首先明确合作双方的法律前提——特许罐装合作合资经营，然后才能来讨论问题。由于目前中国没有颁布反垄断法，不能依法界定特许经营方式是否存在垄断经营，看来也不宜将对特许者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垄断经营混为一谈。当时的合作前提——特许经营法律是游戏规则的重要环境。百事公司要求签订特许罐装协议，除了表明跨国公司对游戏规则的重视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之外，百事可乐之所以对浓缩液的生产销售价格实行控制，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对产品质量的控制和对消费者负责，以保证品牌效应与质量的统一。脱离法律前提谈合同纠纷，很容易引发信用风险，对投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亚东律师也对百事中方提出百事“垄断经营”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百事在中国的装瓶厂经营的是同一个品牌，享用的是同一个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在一个企业内部谈反垄断，而且还抛开当时的合资合作法律前提，指斥对方垄断经营，表明中方对特许经营和垄断经营的法律界定很不清楚，由此看出百事中方对反垄断法适用的主体和对象都太缺乏了解。
学会规则：中国企业过关！
百事事件被披露后，有人站出来说，中方吃了“哑巴亏”，还有人提出民族利益问题。可现实是，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解决不了法律问题，在中国即将入世、承诺国际游戏规则之际，这样的提法显然过于简单化。此间有分析指出，“四川百事事件只是问题的表象。在中国入世后，刻有历史印痕的纠纷会更多地出现。这种跨国公司在中国合资合作的遭遇，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在转型期的制度难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在企业制度上未能完全适应和对接。”
如同一个经济社评所言：加入世贸，意味着我们结束了“说”的阶段，进入了“做”的阶段。做什么？如何做？对于这些问题，相信许多人、政府机构和企业都没有真正想好。对企业来说，面对的是市场的变化，竞争对手的变化，政策的变化；对于政府来说，是角色与定位的变化，行政方式的变化。归根结底，就是今后的游戏规则变了，大家都要来适应。
要在短期内解决“做”的问题的确很难，而最难的地方还是在观念，在于对WTO精神的理解。浸淫在WTO中十几年的龙永图，对此深有体会，他就曾表示，加入WTO之初的麻烦可能大得很。他是在谈贸易纠纷，但他也是在谈观念的转变。
中国加入WTO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贸易权利，它是中国真正融入市场经济的机会，也是中国更深一次改革的开始。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亚东律师指出：企业在经营中遇到问题时不依规则、不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而是转向政府寻求行政救济的做法，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更是入世后企业和政府急需改变的问题。合资的任何一方对合资合作发生合同问题都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解决。
国务院发展中心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卢中原指出：中国入世后，分销服务领域包括特许经营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会有更多的特许经营模式进入中国。中国企业应对国际上通行的特许经营方式和有关反垄断的法律尽快熟悉。企业应该在充分了解这些法律对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后，才确立双方的合作模式，尽可能在合同中完善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条款，以确保双方的合法权益，减少或避免合同纠纷。学会在一定规则之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是中国企业必须要过的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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