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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覃里雯纽约报道
美国在衰落吗？
“胡说八道！”狂热的中产阶级会回答。他们在汽车、窗棂和院落里挂满国旗和“上帝保佑美国”的标语，对反战分子怒吼“Fuck you！”，“看看越战，看看海湾战争，战争
一定会刺激我们的经济发展，空前的团结一定会使国家更为强盛。”
当然，这个团结并不是所有族裔的团结，否则穆斯林学生不会在纽约各大学散发传单，呼吁宗教理解，而且只敢让女生出面。
同样在这个时候，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担忧这场特殊战争会损害美国的人权状况，致使个人主义的声音被扼杀。虽然小布什保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会被改变，不过一个能把“美国定会胜利”的宣战辞误说成“美国定会失败”的总统，谁又敢相信他的保证？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似乎没有创造财富的可能，更不要说它将带来的可怕创伤，伤感和疑惑使他们成为此时最沉默和犹疑的一群。
最戏剧化的生活属于底层平民，耸听的危言和惊人的漠然同时存在于这个群体。哈莱姆区的拉美人国丧之时仍彻夜狂欢，另一些平民则购买防毒面具，甚至囤积水和电池，以备危难之需。关于“撒旦之脸”的谣言被津津有味地传播，但大多数时候，一个底层平民会对开篇的问题耸耸肩：“我不知道。没感觉。”阶级并不是决定态度的惟一因素，一个德拉维尔州的中产阶级和一个纽约市的中产阶级的差别，可能与一个中国商人和一个印度教师的差别一样大。衰落中的美国经济
恐怖打击了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但战争能制造、刺激美国经济的复苏吗？
美国在衰落吗？看看它的工作和口袋。
9·１1之前，2001年各商业公司的总利润已经下滑了20%，总共裁员100万；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94万；房地产就业人数在8月间减少了100万，其中40万已经停止寻找新的工作，总体失业率上升至4.9%；非农业私营企业雇员自4月起每月减少10.4万人，是典型的经济放缓slowdown的早期特征，不过扣除掉暑期临时打工的学生9月已返校上课，就业率其实只下降了0.4%。
9·１1之后，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八月的114点骤降至9月25日的97.6，是1990年10月以来的最大幅度下滑。主要靠消费者的支持，美国在数年里避免了经济衰退，现在这个支持将要瓦解，但最明显的消费缩水还要等到感恩节和圣诞节才能看出来。共有140万零售商的国家零售联合会，将其预期的第四季度销售增长指数砍了一半，只有2.2%。珠宝等奢侈品的销售行业将首先受损。Macy和Bloomingdale在事件后销售额比预计的减少了20%，各商行还得花一大笔钱更换原来喜气洋洋的广告，以免惹来攻击。所有连锁店中唯有沃尔玛信心十足，打算明年增加440家分店——不过它的生意兴隆乃是销售枪支弹药、防毒面具、抗病毒药和国旗所致。虽有专家认为降息、减税、低价能源和减少旅行可能可以供大家有余钱在圣诞节消费，不过利息已经降无可降，不愿花钱旅行的人们未必愿意到商店去冒险。《经济学家》预测，明年美国的GDP增长将只有1%九月初预测为2.6%，环环相扣，日本经济将与今年一样缩水，欧元市场将增长1.5%一个月前预计为2.2%。
对阿富汗正式宣战后纽约股市仍在下跌，股市交易所的Economy Legislation召开记者招待会稳定人心：“股票反映的行为是十分情绪化的，战争对经济影响长期的结果一定是正面的。”至本文完成之时，纳斯达克、恒生等重要指数已经上涨，股市可谓绿意盎然。然而至少目前看来，几乎所有人都还在赔钱。二战和海湾战争确实刺激了美国的国内需求，并在战后为美国带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但前两次战争的特点是：它们都在美国本土之外进行，而且战后的重建工作是有利可图的，欧洲的复兴和中东石油命脉的受控，给美国投资者带来了长期而丰厚的收益。这一次战争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战场，从佛罗里达到缅因州，人人自危。从前的繁华区域变成了恐怖地带，人们不再能够安心地长久逗留。
一次警报就会造成一天乃至数天的停工、停业、停课，造成的损失不能仅以美元计算。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日子也许会持续数年，十年，几十年，许多人将看不到它的结束。即使它结束了，你想在那些没有石油和缺少劳动力的贫瘠土地上捞点什么呢？假如本·拉登逃到他在印尼或菲律宾的基地去，美国在那上千个连本国政府也控制不了的小岛上又能做什么呢？在这样的时候，经济分析已经成为全国最忙的职业，分析家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精神领袖，他们对自己的微妙地位也十分了解。美联储风险处理联合会RMA主席威廉·普尔，在9月20日的报告中一再强调自己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满怀的信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9月12日关于经济衰退的报告里，则拒绝对9·１1的影响做出预测。
纽约市的情况并不能代表美国，因为它太过特殊，但不看纽约就不能了解美国。废墟像一个巨大的伤口残留在脸上。纽约市长乔里安尼预测，2002年该市的财政赤字将达16亿美元，因而各政府部门被要求削减15%的开支教育、警察、防火、卫生、健康及社会服务部门的支出只减2.5%。市长认为此刻向已经受挫的公司企业提税是“麻木、愚蠢、白痴”的行为，因此要求联邦资助以保护该市经济继续发展。纽约市政机构，像一个伤者的人体免疫系统，在紧急时刻充分发挥了政府机构的保护作用：加强各处安全措施和限制重要地带车流、人流量——警察和保安人员在繁重的工作下仍保持了耐心和开玩笑的能力。纽约市地产委员会REBNY还设立热线和电子邮箱帮助世贸大厦附近受影响的公司，为它们提供临时的工作集会场所。为小型商业提供服务的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与联邦紧急事务处理部FEMA、纽约紧急事务处理市长办公室OEM共同帮助直接受9·１1事件损害的小公司和非营利性机构度过难关，为它们提供最高10万美元的贷款，受影响的公司也被允许推迟交纳税表的时间。除了近事故地带的某些建筑，各项能源设施也已在大部分地区恢复正常。市长和政府官员乔治·巴塔基还设立了双塔职业中心，为因该事件而失业的人提供暂时或长期工作，以及提供失业救济，连以往不能享受失业救济的自雇人士也可获益。这一切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或直接到办公地点申请。事件受害者的困难可以得到各个政府机构的帮助，还不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帮助。许多人收到了陌生人捐献的新衣、生活用品，获得免费的临时居所。一位住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到外州访友，酒吧老板获悉他来自纽约后，深表同情，拒绝收他们当晚的酒水钱。衰落中的美国文化
用封闭来迎接挑战，用FBI来代替自由，以战时的温情主义取代自由的个人主义——美国梦破灭了吗？
究竟什么是衰落？也许从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看，衰落可以从一个国家走向封闭上体现出来。堡垒的坍塌往往源于内部的微小裂纹。10月8日，布什总统签署了“国内安全条令”，汤姆·里奇，越战老兵、前国会议员、宾西法西亚州州长，板着一张童子军式的面孔就任国内安全部长Director of National Security。他看上去活脱脱是美国梦破灭的象征：谨慎、平庸、过于现实的信心，没有可见的胜利激励人心，只有阴险的失败搅扰睡眠。里奇的任务是加强国家防御恐怖袭击的能力，以及就发生的恐怖袭击制定详细方案。这要求他把握40多个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反恐怖力量，并在庞大的官僚机构内进行协调，沟通各类情报。这是项巨大的工程，没有任何媒体——即使是那些打起精神为布什鼓掌的媒体——对他的工作表示乐观。
当世贸中心旁的斯图文桑高中在关闭28天后恢复上课时，一项关于暂停签发外国学生签证的议案正在被国会讨论着。这个议案体现了议员们由恐慌而导致的昏头昏脑——恐怖分子已经进入了美国，而且如果他们还想进来，他们完全不必依赖学生签证，他们可以变成商人、难民和探亲游客。这项徒劳的举措是美国人希望封闭国门的一个象征，它意味着，一个曾经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国家，不会再以自己“海纳百川”的熔炉文化为荣。在紧急时刻，声嘶力竭的美国WASP中产阶级体现出它道德的软弱和理智的贫乏。他们“满怀对国家安全机构的信心”乘坐飞机，支持航空业发展，却坚决要求将阿拉伯乘客赶下去；他们认为“必要时”彻底进行搜索和无需指控就长期拘留外籍嫌疑犯是应该的，但却不能容忍政府监视他们的互联网活动，因为这可能泄露他们的账户和社会安全号码；他们希望“美国人民”团结起来，但却时常对少数民族心存疑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牺牲一部分原有的人权。”一位波士顿的电脑程序员说，但是那只是因为没人对他说“你长得很像恐怖分子”。Angela，一位ABC女生——因为ABC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多次认为战争不是解决恐怖主义的办法——在9·１1后进入波士顿一家白人中产阶级聚集的餐馆时，居然被众人怒视良久；另一位中国男士被两个陌生白人挟持，他再三说明自己的血统，才被狐疑地放走——美国教育和上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教育不乏相似之处：缺乏区分不同“外国人”的知识。中产阶级的狂热情绪也部分地被较低的阶层共享，不过后者的动机可能因其社会地位的不稳定而更为复杂。
缝隙像9月11日的世贸大厦的缝隙一样在扩大，但也许美国文化之塔坍塌的时间不会是一小时，而会是几年，或者更长。已经有一些阿拉伯人，或长相打扮像阿拉伯人的少数族裔被陌生人残酷殴打致残乃至致死，骚扰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案例在两周内就达到200-400起。阿拉伯裔美国人不敢独自外出或到偏僻地带，城市对他们而言变成了原始森林。另一方面，9·１1迫使或促使美国人开始注视阿拉伯文化。由于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对通晓阿拉伯语言的工作人员的需求激增，阿拉伯语课程迅速成为美国各高校的热门课，这也许将带来更多的文化沟通。过去的多元文化也起到了自我修复的作用。除了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呼吁之外，各类民间团体也积极地进行反歧视宣传，它们尤其重视在学校进行相关教育。9·１1事件次日，马萨诸塞麦尔顿市的政府工作人员立即前往各个学校，向孩子们解释事件的发生，回答他们的疑问，帮助他们理解这场灾难并赋予积极的态度。美国人权联合会ACLU和阿裔美国人反歧视委员会等团体在各类媒体和公共场所都进行了“理解穆斯林”的宣传。具有浓厚无政府主义色彩、在各高等院校广为派发的“乡村之声报”，以愤怒和尖刻的言辞抨击袭击和骚扰阿拉伯人的国民，斥之为“叛国者”。
左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坚定的反战分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以一贯的立场呼吁尊重个人主义。她“暗示”，这种急于“联合起来”的心态与“成熟的民主”不符，后者“应有持异议者的空间，可现在精神治疗代替了直言不讳”。她更讽刺布什：“谁怀疑过美国是强大的？不过强大不应该是美国的惟一理想。”几天之后，《邮报》的约翰·坡德赫列兹向她开火：“这儿还有一群仇恨美国的家伙……舒服地在大学里教书，住在纽约出租公寓的大房间里，享受优先借书的特权，拿着基金会的钱。”连一种怀疑的态度也变成了罪过，强硬的右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压倒性胜利。“女人躲到男人身后，男人为了恐惧而联合起来。”《乡村之声报》如是说。
和一切战时的国家相似，美国政府利用了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家庭的形象取代了个人主义的形象。每个人都变成了国家的“儿女”，而政府成为保护者的“父母”，士兵们为“兄弟姊妹”而勇敢战斗。同样，也有一个四年级的女孩——一位美国军官的女儿——给布什写信鼓励她的父亲上战场拯救美国的信心。如果稍微留心，我们还会看到战斗双方在使用的话语上惊人地相似。我们还可以听到开战前一天本·拉登平静无比、令人心寒的声音：“美国人，和所有居住在美国的人，永远都不会享受到和平，除非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人民享受到和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尼格罗蓬特近日致函联合国，声明“对阿富汗塔利班之外的其他组织和国家采取行动是可能的……美国保留保卫自己的权力”。在1969年发表于《纽约书评》的《论暴力》一文中，汉娜·阿伦特试图区分权力、力量、武力、威力、暴力这些词语，并证明暴力也可以是有理智的。在对暴力的详细解析之后，这个纳粹政权的逃亡者最终回到开始的位置：“即使暴力行为有意识地把自己约束在短期目标这一不走极端的框架内，也总是存在手段压倒目的的危险。假如没能迅速实现目标，那么结果将不仅仅是失败，还会把实施暴力引入整个身体政治当中……暴力行为与一切行为一样，都给世界带来变化，但最可能的转变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的世界。”
美国在衰落吗？是的——就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而言，但又不是——就它的武力和民族情绪而言。但是可以肯定，无论美国是否衰落，它目前的一切变化都将造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一个现代帝国正在经历剧烈的疼痛，它的呐喊、哭泣、愤怒、幻觉、思考或攻击，已经并且还会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刻下烙印。在这场奇特的、前所未有的战争里，除了沉默的死者，无人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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