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APEC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堪培拉召开，从此结束了亚太地区没有任何官方组织的“处女地”历史。APEC是20世纪80年代区域主义在全球盛行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亚太地区成员对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内向区域主义”的快速发展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同时，欧共体/欧盟的崛起促使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正在扼杀自由贸易精神，这对于依赖出口的亚洲经济体格外不利。

　　自APEC创立以来，内部就一直存在着一体化的方式之争。以美国为首的一些非亚洲成员主张通过“WTO”方式，即谈判方式，达到彼此开放市场，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进而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最明显的是在1993年的西雅图会议上，有了大写“C”与小写“c”的争夺。美方希望建立“大C”(COMMUNITY)——共同体，但在大多数亚洲成员的反对下，将其解释为“小c”(community)——大家庭。日本等一些亚洲成员(主要是发展中成员，包括中国在内)主张通过“APEC”方式或者“亚洲”方式，即通过协商方式，采取自愿、渐进、协商等原则，同时强调经济技术合作。

　　在西方方式与亚洲方式碰撞与妥协中，APEC有了戏剧性变化，它先是在1994年迅速通过了两个实质性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但1997年的EVSL(部门提前自由化行动方案)在一年后即宣告失败，日本坚决反对在其薄弱的两个部门林业和渔业提前实施自由化。同时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把APEC推向了更为尴尬的境地。尽管1997年的温哥华会议和1998年的吉隆坡会议都把金融危机列为主要议题，但它所做的也仅仅是“呼吁”和“关注”，并没有建立金融合作机制、危机预警系统，或与IMF合作安排相应的融资；导致饱受危机之苦的APEC成员倍感失望。APEC前期的激进与后期的保守，使各经济体不得不重新思考，APEC的生命力在哪里？亚洲的地区经济体应该是什么？

　　出逃与重组各经济体重新面对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APEC包罗四大洲21个经济体，既有美、日、中、俄四大国，又有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新澳联盟等次区域组织，利益关系复杂，差异性多于共性。而APEC本身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虚虚实实的“准组织”功能。如果它退回到纯论坛阶段，就会变成一个办不成任何大事的“空谈俱乐部”；如果它过早进入硬组织阶段，那么在成员间巨大差距和多样性的压力下，可能也会难以生存。最为现实的选择是，APEC将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具有实质内容的官方论坛”的性质。

　　金融危机后，各经济体再也不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APEC上，开始谋求其它出路。美国一体化思路在APEC遇到抵制后，开始逐渐淡出，至少暂时不想通过APEC这块牌子来推行自由化计划，而是改道WTO，或加强与欧盟的联系。而APEC的其他成员，特别是日本则开始加快区内双边或小范围的多边一体化进程。

　　亚太地区的一体化的重心开始转移到次区域。从地域看，APEC主要由三大经济区域构成：北美、大洋洲和东亚。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接纳了墨西哥，成为发达成员与不发达成员合作的范例；大洋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是发达成员，一体化程度也较高；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是东亚唯一的自由贸易区，但因为缺乏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从1997年以来，中日韩与东盟10国开始举行10+3会议，每年一次，此外日韩也在谋求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整个东亚的经济合作体制正在形成之中。

手机铃声下载 快乐多多 快来搜索好歌!
    新浪企业广场诚征全国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