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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兴国
记得四年前，作者曾就职于一家著名的中美合资制造型企业，经常与那些从“大洋彼岸”飞来的“大鼻子”在一起交流。当这些从未来过中国的外国人踏上“马可·波罗”所描绘的中央帝国时，当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以“文革”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时，中国无疑还是一个充满着无穷神秘的国家，就好像十九世纪欧洲人眼里的土耳其人一样——两种文化，两种
宗教，两种服饰，乃至两种民族性格。但是，当他们真正开始融入中国社会时，除了视觉中高楼林立的繁荣景象与他们潜意识中的记忆形成突兀的反差外，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他们又认识到，这里还存在着另一种无法真正把握的经济形态：为什么广泛存在着“三角债”、“六角债”，甚至更多？为什么许多带“国”字头的企业的采购人员总要“回扣”？为什么在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后，主管人员还迟迟不办理手续？为什么还要请他吃饭，还要给他报销“发票”？我们的价格比竞争对手的低，而且质量又好于对手，为什么却不能赢得“标书”？为什么主管技术的人员总作不了主而非得是主管行政的拍板？面对这些我们司空见惯而他们又疑惑不解的“Why”，我不知道如何清晰、明确而又圆满地给予回答，作为助手我只能告诉他们：这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暂时而又特有的现象。这些在经院中培养出来的“管理者”在我们的经济学家或者学者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异样之处，只是多了份我们越来越缺少的“幼稚”的“可爱”。但是对于我们那些“聪明”的商人和“坐衙门”的人而言，他们无疑是太“书生意气”了，因为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另一种经济形态，虽然“市场化”的因素正在大幅度地增加，但是特殊的国情已使具体的经济运作打上了特殊的在短期内无法磨灭的“烙印”。就好像烤烟一样，有薄荷型的，有清香型的，而我们只是混合型的罢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后来，当我再与这些“老外”接触时，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已不再是“老外”了，而完全成了“老内”了——如何建立“关系”，如何打通“关节”，如何进行“公关”，完全是一副“行家里手”的架势，再加上雄厚的财力作后盾，把同行的“国有企业”打得个个“节节败退”，甚至“落花流水”。这恐怕便是这些跨国公司“本地化”的“精髓”所在吧，但这种“本地化”我不知道究竟是应该悲还是应该喜。
在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要素在于三个方面：土地、劳动和资本。随着“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似乎知识也成了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虽然这一点随着“新经济”的潮起潮落，还存在着异常激烈的争论。所谓的企业家，即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将这四个方面融合在一起，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能力”，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提高公民的整体收入，带动社会的整体消费，实现社会的整体繁荣，形成一个需求永不枯竭、投资也永不停止的良性循环。而政府的角色要么是古典经济学中所倡导的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要么是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宏观干预主义者，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政府不会直接介入微观市场和企业具体的经营之中，总是扮演一个“服务者、监督者和保护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他总是也只是一个守在大门口的“守夜人”，而至于院中各种利益体之间的分配和交易也只取决于利益体间自我的调节。这固然是西方经济学家一种不断“自圆其说”的理论，并且建立在种种“假设”的前提之上，但是这种理论所建立并脱胎于其上的各种假设，也恰恰符合我们的社会现实，不能说没有丝毫借鉴和效仿的价值。
让我们来解构一下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企业家所要利用的生产要素也包括了以上四种，但还不够，而且还在孜孜以求着一个很重要的崭新要素——权力要素：土地要付出地租，劳动要付出工资，资本要付出利息，而权力也要付出租金。对企业家来说，最后这个要素虽然成本相对很高，风险很大，但是收益却往往更大，在竞争日益白热化和日益细分的市场背景下，惟有这个要素才能产生“暴利”。记得在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与以《人口论》而声名鹊起的马尔萨斯论战中，最激烈的交锋便是在“地租”问题上。两者虽然都是“重商主义”的代表，但是一个代表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倡导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的贸易；一个代表了资产阶级化了的土地贵族，虽倡导自由竞争的贸易，但却是以有利于土地贵族的利益为最终出发点，极力鼓吹土地贵族无偿占有土地并收取地租是天经地义的、合理的。马尔萨斯为不劳而获的土地贵族辩护，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早已是历史的定论了。而今天，灰色和黑色的权力悄悄地或明目张胆地进入市场进行“寻租”，和土地贵族把持住土地而伸手索要地租一样，这是从变革中“投机获利”，更是对变革的一种“狙击”。能不能彻底、干净地搬掉这个最后也是最难搬掉的“拦路虎”，将直接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所能达到的“纯洁度”。但是，要让装进自己口袋的钱让自己再拿出来，谈何容易啊！
记得有一次朋友们聚会，谈起上海经济与香港经济的比较，持乐观态度的都说上海迟早会代替香港，列举种种理由，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对此持保留看法的也同样言之有据，而我更倾向于后者。正如经济学家把香港经济与台湾经济相比较一样，前者是完全法制经济，而后者却带有浓重的“人治经济”色彩。香港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块没有太多顾虑的自由经济区，至于是不是赚钱，全在于自我对于市场的判断，而没有任何其他客观借口可寻；而一旦在经济运作中带有过多“人治”的色彩，那么市场对投资者来说便不可能是一个公平交易和“完全信息”的场所，市场也不会越来越“透明”，而总存在着一些常人无法涉足的“幕后”。假如对此不是加以遏制，并彻底根除，“权钱交易”一旦规模升级，整个社会体制的变革就会增加更大的成本，不仅仅在“经济成本上”，而且在于潜移默化的“心理成本”上。而一旦遇到像98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变数，这种“权力经济”、“裙带经济”便会酿成恶果。建几座高楼大厦并不很难，马来西亚不是建有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双塔楼吗？但是要改变高楼里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却是另一种概念了。举个最浅显和最直接的例子，就拿我周围的一些朋友而言，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良好职业的年轻人，但是在他们的脑中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显然不能简单怪罪他们——那就是“关系”是最重要的，“琢磨上司的所思所想，猜测客户的所欲所求”便成了一切“业务突破”的关键，有一个朋友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做“人”为上，做“事”次之。这恐怕便是解构中国这种特色经济最有力的试金石。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应该拥有的绝对的权力又将导致什么呢？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把官员手中不应该占有的权力还归市场，如何在权力下放市场后又不至于出现“市场意志绝对化”，这是中国下一步改革也是从根本上来讲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其实，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好像放风筝一样，风筝的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的方向，但风的方向又最终取决于人的判断。如果害怕风筝飞走而不放线或为了飞得更高而彻底放掉线，这两者都是极端愚蠢和错误的。下放权力就好像慢慢地释放引线，关键还在于操纵引线的人，也就是说，官员体制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源。而更进一步，官员的选拔、评价和监督又是官员体制的关键：如何选拔“千里马”，又如何分个高低，进而又如何将他控制在赛场之中而不至于冲出去？就我们现在的官员选拔而言，还只是停留在一种初级的“内部选拔”阶段，还是一种封闭形式的“赛马”，真正的“千里马”往往被拒之于门外。我们的评价也只是“少数人意志”的评价，我们的监督也只是最简单的“内部监督”，是“左手监督右手”的监督。而我们的新闻媒介、大众舆论往往被排斥在“赛马场”之外，其监督也多是“事后穷追猛打”的监督，无怪乎缺乏“完全信息”的老百姓总是寄希望于“青天”，寄希望于“青天”对“权力者”的监督。这种对“青天”的期盼本身便反映了一个事实，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还深深处于封建遗产的厚重包围之中，要想根除和彻底摈弃这种“封建遗产”，没有他途可走，只有打开藩篱，让公众自然、积极而又有序的进入“赛马场”，让官员进入老百姓的视野，进入由老百姓进行“公共选择”的视野。还是老百姓说的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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