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我有一种感觉,当前世界经济正向“经典经济”回归,我所说的“经典经济”是指上个世纪初凯恩斯所面临的经济状况。上个世纪的前30年,特别是在1929年发生的大危机,这个时候全世界所面临的是有效需求的不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过度竞争的存在。
记者旁白:世界关注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有三个人的言行不会不高度重视。一个是央行行长戴相龙,一个是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戴根有,还有一个就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
书长易纲。人们关注易纲,是因为他既处在重要的位置上,又是当前能够发表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进入2001年以后,中国的各种经济论坛和媒体上便失去了易纲的声音和身影。作为内部的“中国经济50人长安论坛”,也是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才说动了易纲,请他在9月13日来做个“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的演讲报告”。其实,听易纲的演讲是会充满兴奋和喜悦的。
当前世界经济正向“经典经济”回归
我觉得21世纪的经济,包括前10年、20年,出现的很多问题,面临的挑战,和凯恩斯的观察是很相像的。
为什么我们有生产过剩,失业增加,有效需求不足这些现象呢?为什么世界经济向“经典经济”回归呢?我可以说很多理由,但我现在只想说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计划经济的消失,第二个理由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将近有40%多的世界领土的面积和同样比例的人口。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正是由于短缺经济的出现,在客观上帮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忙。
马克思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促使资本主义对其制度进行反思。特别是大危机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进行反思,得出了一些结论,包括怎样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怎样实行有效的财政经济政策等等,有一套方法。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是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判分不开的。
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的出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大量地吸纳了资本主义过剩的产品。有的同志说,过去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一直是禁运的。但现在据我看到的材料,苏联建国以后,新中国建国以后,虽然有经济封锁,但资本主义大量的产品还是被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吸纳了。生活在40%左右领土和人口的计划经济永远是短缺经济,正是这个短缺经济的存在,吸纳了资本主义的过剩的产品,使得整个世界经济有一个均衡。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战后美国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发展,实际上和社会主义的存在是相关的。
苏联解体以后,特别是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在全世界的范围越来越小了,目前也只有朝鲜、古巴还是属于计划经济。大部分地区的计划经济已经消失了。这种消失使得过去的短缺经济不存在了,中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原来中国一直是属短缺经济的,突然间,发现我们也出现了供过于求,发现我们有产品过剩,生产能力过剩,发现我们有失业不足,发现我们有效需求不足,这些马克思所批判的,牛奶倒在海里的现象,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已经看到了。未来这种现象和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们不充分估计的话,可能还会发展得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消失,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开始走向市场,最近有迹象表明,俄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困境。如果俄国这个巨大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有丰富文化遗产、科学技术的民族在稳步地走向市场经济以后,整个世界的供给格局就会出现更大的变化。这种格局的变化,就使得整个世界的供给在增加,而需求的增加是非常缓慢的。全世界都会感到有效需求不足,竞争激烈,失业,墨西哥的危机,亚洲的金融危机,最近南美的危机,土耳其的危机,都是和世界根本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个原因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IT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供给的情况。过去美国有位经济学家布朗,他提出一个非常怂人听闻的问题,就是“谁养活了中国人”?他认为中国最后会出现饥荒,全世界的粮价会飞涨,粮食的供给会崩溃,事实上不是这样。基因工程的发展,打开了创造食品的空间,袁隆平搞的水稻杂交,种子工程,一系列的转基因工程,大大地改变了我们过去农业的概念。生物工程和IT产业的进步,都改变了供给的形势。
今天我讲经济形势也好,讲货币政策也好,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总体的判断。在我看来,这个判断可以往前看10年到20年。本世纪初的20年,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
记者旁白:易纲用对经济的独特感觉来吸引听众,用世界性的眼光来调动听众的思绪,用钢铁般的数字逻辑的力量来说服听众,他力图使人们不去纠缠中国货币政策的细微末节,而是首先感受影响中国货币政策变化的世界经济风云的趋势和新特点。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峙较量入手,易纲分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新颖而大胆的。但是有不同声音,有人就认为这场较量并没有划句号。在易纲看来,是划了句号的。
理解中国制定货币政策的三角形
记者旁白:易纲用一个三角形的模型来解释中国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势。这个三角形又叫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形,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运用这个三角形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奖。易纲和他的同事汤弦的贡献是从角点起,把它一般化了。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表示政府或是中央银行想要取得的政策目标。或是希望货币政策独立,或是希望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动,或是希望汇率稳定。三角形的三个角表示三种汇率的安排。
我们发展了一个坐标系,坐标系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有个重要的性质,等边三角形内的任何一点,到三条边的垂直距离之和等于一个常数。
我们的三角形坐标系里,有3个变量,一个变量叫M,表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M等于1时,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了;M等于0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本消失了。M等于0.5时,货币政策有一半的独立性。还可以等于0.8或0.9。
还有一个变量叫Y。Y表示资本的控制程度,Y等于0时,表示资本完全得到控制;Y等于1时,表示资本完全流动。F表示汇率的安排,
第三个变量F等于0时,汇率是完全自由浮动的;F等于1,表示固定汇率,汇率一点也不能动了。
我们证明了一个定理:X+Y+M=2。X、Y、M这3个变量都是从0到1的连续变量。3个变量之和必须等于2。这个定理的证明过程,对我们理解中国未来制定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个大国,是大陆型的经济。在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我们肯定会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就是说,M大体上选择在1。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制定利率政策的独立性,比如去年,人民币的利率在2.25%,美元的一年期存款利率5.5%。美元的利率比人民币的利率高许多,我们还能维持这个局面,为什么?中国有外汇管制。正因为有外汇管制,所以维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为国内有通货紧缩的压力,需要有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要兼顾美元利率的话,就不可能把我们的利率降得那么低。
中国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外汇管制的系统,中国的现在和将来都会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M的取值大概在1左右。如果这个定律存在的话,M等于1了,X+Y就必须等于1。这就是说,未来的中国必须在资本的管制和汇率制度的灵活性这两个变量上,做此消彼涨的调整。
中国的资本基本是控制的,过去5年中国的汇率是固定的,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是独立的。也就是说,我们取了X等于1,F等于1,F大概等于0。现在中国接近这个点。香港在资本是完全流动的,香港的汇率也是固定的,香港丧失的是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港币的利率必须跟着美元。美元升,港币也跟着升,美元降,港币也跟着降。没有利率政策,没有货币政策。美国的资本是完全流动的,货币政策也是完全独立的,汇率是浮动的。
讲清了这个问题以后,就可以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势,将来如果加入WTO,与国际慢慢接轨,慢慢放松资本管制,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是,汇率制度要有更加的灵活性,这两者的关系是此消彼涨。
记者旁白:一个简单的三角形,讲清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势,在这里数字的组合真是有种神奇的力量。深入浅出,才能使大众认识一个经济学家的学识。也只有大众都能听得懂的货币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在下降
记者旁白:在易纲的思维里,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资本管制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它表明一国政府未来的政策选择。除此之外,他还注重什么问题呢——银行的不良资产。这是中国金融业的心头大患,从易纲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的趋势。
在去年10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底在人民大会堂有一场演讲。在那次论坛中,我就说不良资产要下降,许多同事都不相信。当时我讲了几个理由,一个是储蓄分流,一个是金融资产的多元化,银行资金来源的比重在慢慢下降;还有资金运用方面的多元化,使得我们的银行原来只能对企业贷款,现在我们的银行也可以做消费贷款,也可以做其他的资产运用,使得银行在资产的运用方面也要考虑其风险。银行经营的更加稳健,也可以使不良资产逐渐下降。
银行的经营加强了,但是没有体制上的改变,中国的中央银行对于银行预算的约束越来越硬了,原来给它再贷款是没有抵押的,现在中央银行更多的运用公开市场的操作,正回购或者是逆回购。现在商业银行在公开市场上操作跟中央银行借钱的话,要用他的国债或其他可抵押品向中央银行抵押,否则的话,我不借给你钱。再贴现也是一种抵押性质的融资行为。中央银行对于商业银行的预算约束的硬化,使得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在慢慢下降。
我们国家的任何事都和政府的体制以及政府周期相联系的。中国的不良资产在过去,上升得比较快,也和此很相关。大家知道,在1997年,中央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银行的不良资产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事实上是98、99年我们的不良资产在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还非常大,为什么说它和这个体制有关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原因以外,过去3年不良资产大幅度上升的原因,还有体制上的原因。一是成立4家资产公司,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使得很多商业银行认为,我有不良资产,可以剥离了,所以他有积极性进行剥离。
我们现在的对于呆帐的核销政策,把对呆帐的核销,变成了国家救助国有企业的一种政策手段。这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本来呆帐的核销是商业银行内部的一件事情,应该保留对于债务人的永久的追索权。一个企业欠银行的款,永远是向银行欠帐,不知道银行给你核销了没有。银行给你这笔贷款核销,是银行内部的事情。
我们的机制不是这样的,由于资产管理公司要把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又冒出了一大块。他有积极性多报一些,使得他可以多剥离一些。这是一个因素。
2000初,我们调换了4大商业银行的行长,经过检查统计,也发现了不良资产要比过去高出了一大块。为什么在2000年底的时候,我敢说,不良资产到了区域性的高点?我不敢说它是全局性的最高点。在学数学极值的分析时候,就是要分析极值是一个局部的极值还是一个全局的极值。我可以很肯定告诉大家,2000年底银行的不良资产是一个局部的极值。至于他是否全局的极值,那要看我们今后的政府了。
为什么是一个局部的极值呢?我们往前看,经过这次剥离,我们不可能给你再剥了。因为剥离的其他一些问题已经反映出来了。最重要的是新的商业银行行长上任后,他一定要有政绩,中央召开15大,新的人事安排,都使得各级领导人努力工作,来表现出他们的政绩。政绩的反映,就会反映到不良资产的下降上来。2001年和2002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下降是无疑的。
中国消费信贷的发展,也是我们改善银行不良资产的重要途径。过去3、4年为此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的消费信贷在97年底的时候,数量还非常小。100亿多一点。到98年底的时候,消费信贷就到了650亿,99年就超过1500亿了,去年的年底已经超过4000亿了。现在我们的消费信贷,已经超过5500亿了。这个速度还会继续增加,消费贷款包括住房贷款、汽车贷款,所有贷给自然人的消费信贷。我预计到了2005年,消费信贷会超过25000亿。占我们18万亿贷款余额的12%。消费信贷的比重在美国,大概是40%,在香港是50%到55%。这里的大头是住房抵押贷款,也叫按揭贷款。
不会出现1929年的崩盘行为
记者旁白:演讲前,易纲曾拒绝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要求。那位坚持不懈的央视女记者在易纲演讲完答听众提问时又一次发问,她请易纲就世界股市的调整谈点看法,并问会不会出现1929年那样的崩盘行为?这次易纲没有驳她的面子。
美国的NASDAQ已经大幅地回调了,从5000点下调到1800点。美国的道琼斯的实力和市盈率都总体而言,可以支持在1万点左右的水平上。在欧洲市场上,这些主要国家的股票市场,他们没有美国那么大的泡沫,在过去的两年中也在调整。我觉得欧洲这个市场,基本上和他们的基本面相吻合,是不是可以产生产生回调呢?这是可能的,但是泡沫不是那么大。日本从90年接近4万点到昨天接近跌破11000点,对日本的股票,说到底,是有些议论。现在看来日本的股票风险也不大,因为已经从4万点跌到了11000点。是在17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的NSDQ的泡沫已经破了,日本的泡沫也破了,香港的恒生指数也从高位上调下来了。
我们国家的股票,市盈率是很高的,是一个政策影响比较强的市场,是一个庄家比较强的市场,这是市场特点。我们的市盈率一直比较高,从2300点到目前的1800点,也回调了一部分。有人认为中国的市盈率还太高,也有的经济学家出来保卫股市,批评批评那些股票泡沫的经济学家。
我也在观察,在观察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和中国的市场,会不会出现29年的股市崩盘行为?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发生1929年那种事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现在的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比较有经验,另外我们说,NASDAQ的这种调整,日本的这种调整,就幅度而言,已经超过了1929年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对经济的损害,要比1929年小得多,小得多。
我所说的幅度的调整,主要是下调百分点的幅度。但是它对经济的损害是大大地减少了。全世界的银行系统要比凯恩斯时代要稳健得多。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我刚才说了,从长期看,中国要发展直接融资,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我们的股票市场是大有希望。我们不仅要发展股票市场,还要发展债券市场,包括企业债券。这些直接融资的途径,使得中国的资本市场走向更加健康。在走向健康的过程中,会有痛苦或者是有短期的挫折。
我认为我们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依法监管。依法监管,就是你监管的力度应当是恒等的,监管人员素质是高的,监管是连续的,不是搞运动式的、间断的,因情况而变的。这叫依法监管。只有依法监管,才能给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使我们的市场常治久安,最终地和世界接轨。今后监管是发展资本市场的一个关键。(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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