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佩霞

　　内部缺乏有活力的激励机制，外部市场环境则普遍缺乏信誉和约束力，“内外交困”使风险资本普遍“不务正业”，这与中国没有廓清风险投资大环境密切相关。有关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须有多大比例的资金投资到高新技术企业才不算违规，许多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行为早已背离了风险资本的投资规律，有的转而追求低风险、低回报。

　　据媒体报道，浙江省的风险资本有6成没有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而是投进了股市。据记者的了解，在去年创业板推出呼声最高之际，《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应时出台，深圳市风险投资机构则从10多家猛增至131家，资金规模也迅速从30多亿增至100多亿。但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资本并没有同速大幅增长，其中30亿已投入到300个高新技术企业中，剩余资金则高达70亿。

　　高新技术企业在一边嗷嗷待哺，风险资本又为何“不务正业”？有数据表明，一个高新技术项目在初创阶段约需投资300～500万元，成长期约需投资1000万元，成熟期约需投资2000万元。深圳市科技局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94到今年6月底，深圳累计认定高新技术项目565个。综合以上数据可以断言，深圳市风险资本如将其资金主要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完全有理由更红火。

　　有人归咎于创业板迟迟未出，风险投资缺乏退出机制，因而没有积极性。据记者所知，在美国，风险资本从股市退出的资金仅占30%，通过并购、转让、创业者回购等产权交易方式退出的资金要占70%。换言之，创业板未能推出不是问题的全部。

　　其实，风险资本之所以普遍“不务正业”，与中国没有廓清风险投资大环境密切相关。

　　按照有关规定，无论是风险投资公司还是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其主营业务必须是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否则不得冠以“风险资本”的头衔，剩余资金则允许购买国债和认购新股。可是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须有多大比例的资金投资到高新技术企业才不算违规。由于中国股市一级市场回报高、风险小的现状一直没有彻底改变，“本性风流”的风险资本当然逐利而去。当然，如果硬性规定风险资本用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比例，监管成本也会水涨船高，怎样有效监管则是另一个话题。

　　中国的风险投资内部缺乏有活力的激励机制是风险资本“懒”理正事的一个主要因素。风险投资的突出特点就是“高风险高回报”，投10个项目只要有1个成功，即可实现盈利。因而风险资本也自有一套独特的运作机制。在美国，投资经理向风险投资机构推介的项目一旦被认可，投资经理必须按项目投资总额的1～5%进行捆绑投资。到了收获季节，投资经理则可按项目总收益的10%获得超额回报，因而投资经理活跃异常。

　　深圳现有131家风险投资机构中，政府出资的机构仍是少数，但是均缺乏一套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一些风险投资机构是用投资量、年投资回报率、资金变现率等指标来考核投资经理的，这些指标在一年统计一次，许多指标不具备可比性，根本分不出高下。一年下来，投资经理们的收入相差无几，和“吃大锅饭”没什么两样。据称，目前深圳已经有风险投资公司要求投资经理进行项目捆绑投资，但这又遇到了新问题，因为目前我们根本就没有多少兼具经济实力和专业知识的投资经理人。

　　另外，风险投资外部市场环境普遍缺乏信誉和约束力，“内外交困”使风险投资的风险被加倍放大。风险资本投资于项目时本身已不要求抵押也不要求担保，如果被投资企业的负责人不负责任，风险投资机构几乎没有什么止损高招。在此前提下，许多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行为早已背离了风险资本的投资规律，有的转而追求低风险、低回报。据了解，我国台湾目前的风险资本平均回报率可达30%，而内地尚不足15%。

　　令人欣喜的是，深圳做为中国风险资本充沛而活跃的城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正在就上述问题做有益的探索。第三届高交会即将开幕，而深圳的《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条例》也在酝酿中，该条例的正式出台会有力促进风险资本流向高新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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