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柏晶伟

　　APEC是“后冷战时期”诞生的一种新型的地区合作组织

　　记者：为什么在1989年成立APEC，它诞生的背景如何？

　　王 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东欧形势巨变，苏联加速解体，冷战行将结束，世界开始进入“后冷战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世界人民在饱受数十年战乱之苦后，热切渴望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世界进入综合国力竞争时期，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第二，一霸称雄开始取代两霸争夺的局面，同时，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也随之显现并加快发展。

　　第三，由于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也加快了发展速度，并呼唤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更加广泛和更深层次的经济技术合作。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渐成潮流，欧共体加速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已显雏形。

　　第四，东亚迅速崛起，已开始同北美和欧盟在经济上近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被世界银行称之为“东亚奇迹”。1985年至1995年，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保持在7%-8%左右，远远超过了全球发展中国家4.3%的水平，更超过了发达国家3%的水平。它们的外贸进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世界贸易增长的速度。美国同东亚的贸易额已大于美欧之间的贸易额。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也已赶上和超过了美、加、英、法、德、意六大工业国。

　　APEC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诞生的。

　　记者：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国际关系从双边向多边发展，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是否可以这样说，由12个成员组成的APEC经济体有着相同的利益需求，而且投资贸易自由化呼声日高？

　　王 生：应该说，APEC成员之间既有共识，也有争议。1989年APEC成立时，12个经济体既有共同利益和要求，也有不同利益和考虑。比如：

　　澳大利亚当时的总理霍克倡导成立APEC，主要是由于担心在新形势下被“边缘化”和被抛在一边的危险，加强了背靠美国发展与亚洲关系的进程。

　　美国经济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仍处于相对低迷和削弱阶段，国际贸易逆差严重，它的五大贸易逆差伙伴中，除德国外，四个都在亚洲(日本、中国、中国台北和韩国)。美国在亚洲市场的份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30万个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机会。美国积极推动成立APEC，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要打开亚洲市场。它要的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准入，防的是日本在东亚经济发展中掌握主导权，同欧盟同时兴起与它分庭抗礼。当然，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它的目标并非仅此而已。面对冷战后的世界形势，特别是东亚的崛起，它还有更大的战略考虑和要求。克林顿总统在提出振兴美国经济口号的同时，还有一个“新太平洋主义”，即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大力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实际上也就是“美国化”或“美国模式”：普及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方面的所谓“美式价值观”；建立以美国为领导——至少由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APEC在美国的心目中正是这种“新太平洋主义”的一个部分。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方面努力寻求政治大国地位，一方面企图凭借其经济实力，确立其在东亚经济上的盟主地位，争取与美、欧三分天下，与美国分享在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

　　东盟七八十年代经济迅速腾飞，出现了持续高增长，但经济上作为独立的一极，仍显力量不足，急需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准对自己有利的方位。它们既需要依托，又需要平衡和协调；既需要开放和自由贸易，又需要适当的保护和自主。

　　我国1991年加入APEC，也有借势加深加快改革开放进程、经济上更好地同国际接轨的考虑。当然，其中也包括政治上营造地区和平睦邻环境、探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的追求。

　　APEC诞生的上述宏观和微观背景决定了它的基本性质、运作原则和发展方向，以及由于利益和认识的差异而引起的、似乎难以完全避免的矛盾和争议。

　　记者：由于这些矛盾和争议的存在，APEC作为联系亚太各国相互合作关系的一种方式，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缺少非常务实的内容，因而它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也受到质疑。

　　王 生：APEC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实质内容的官方论坛”，它并不是欧盟或WTO那样的有法规和约束力的组织，但它有战略目标、运作原则，有大的活动框架，也有具体行动，它不是空谈俱乐部。它是政府间的经济合作组织，不是民间的，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起着引导方向和推动作用。它不搞谈判，也不签订协定，但它进行磋商和承诺，本着自主自愿的原则，重大问题采取协商一致，以承诺代替协定，以磋商代替谈判，它讲求信义，具有较强的道义约束力。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共同制定宏观(战略)目标，各成员在自愿基础上努力达标。APEC的这种性质和运作方式比较符合亚太地区巨大多样性的实际和特点，是一种新型的地区合作组织。

　　西雅图会议取得一次战略性成果，同时也经历了一场相当尖锐的斗争

　　记者：APEC最有实质内容的行动之一应该是1993年11月召开的西雅图会议，“共同体”和“大家庭精神”的争议在APEC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您如何评价这一成果？

　　王 生：APEC领导人1993年在西雅图《经济展望声明》中庄严承诺，要深化“大家庭精神”，并且明确指出，“这种大家庭精神的基础是为我们的人民争取稳定、安全和繁荣”。

　　这是APEC发展史上一项带有战略性的成果。如果说APEC成立的头几年是奠基和探路，那么这一最高级别的承诺则指引了APEC前进的方向，赋予它血肉和生命力，第一次适应了“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和共同繁荣的愿望。

　　但这一成果是来之不易的，经历了一场相当尖锐的斗争。

　　记者：您能否回忆一下当时争论的情形？

　　王 生：1993年7月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日本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在早稻田大学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说，提出了“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战略，强调美国要“全面参与”亚太经济发展与合作，实现“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促进亚太各国的“民主化”。美国媒体将之称为克林顿的“新太平洋主义”，目的是要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当时克林顿还正式宣布，11月，他将邀请APEC各领导人在西雅图举行会议，就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及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进行讨论。11月13日，即领导人会议召开的前一周，美方散发了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草案，明确提出了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构想。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实现美国主导的、以经济、民主和安全三要素为支柱的“亚太共同体”。但日本和韩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印尼等东盟大多数国家强烈反对，中国也不赞成。江泽民主席亲自写信给克林顿总统，指出“亚太共同体”的性质和观念既不反映、也不符合APEC的现实，把它写进《展望声明》中是不合适的。

　　克林顿总统面对现实，知难而退，在最后关头对“共同体”一词做了新解释。他说，这里所说的“共同体”，不同于欧洲式的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以大写C开头的“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而是以共同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小写c开头的一个亚太地区的大家庭似的“共同体”(后来大家索性把这个小写c开头的“COMMUNITY”译成“大家庭”)。各有关方面为了寻求合作，避免对抗，一般都顾全大局，表示赞同或不再反对。

　　这实际上是一次带有历史性的妥协，各方都作了重大让步，体现了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一种相互关照彼此利益和立场的时代精神，以及平等、和睦的新型国际关系。它不仅对APEC具有重大意义，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也具有深远影响。

　　茂物会议承诺APEC各成员按两个时间表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记者：“贸易投资自由化”是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重要议题，也可看作是APEC“具有实质内容的官方论坛”的内涵，这一议题的争论是不是同样激烈？

　　王 生：APEC领导人1994年在茂物《共同决心宣言》中明确承诺，“最迟不晚于2020年完全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同时，考虑到各经济体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发达经济体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不晚于2020年。接着，次年便制定了《大阪行动议程》，各经济体都作了“首次投入”。1996年各经济体都递交了相关的“单边行动计划”。

　　这一承诺(按两个时间表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随后的行动，对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维护和推进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也具有重大影响，为APEC绘制了一幅前进的蓝图。但这也是来之不易的，绘图过程争论也相当激烈。

　　如美国主张各经济体都按同一时间表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马来西亚反对有任何时间表，中国主张时间表应是“意向性的”。后来大家按印尼方面的意见接受了两个时间表，给发展中经济体晚十年时间的照顾。这一折衷妥协是实事求是的，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是本着“大家庭精神”对发展中成员的某种照顾。

　　又如，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加坡和香港等，强调按两个时间表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约束性”和“全面性”，日本和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强调要“在自愿基础上”和允许有必要的“灵活性”。后来《大阪行动议程》在“一般原则”中明确规定，要按时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并在第一条中标明了“全面性”。但第八条又标明了“灵活性”，表明考虑到APEC经济体之间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每一个经济体的不同情况，在处理由此而引起的问题方面，允许有“灵活性”。这显然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事实上，会后有关成员都各取所需，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再如，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本应遵循“非歧视原则”，但美国强调其国内法，不同意实施这一原则。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但APEC其他成员都支持中国立场，形成了美国独家坚持的僵局。最后在中国据理力争的情况下达成了协议，在行动议程一般原则的第四条标明“非歧视性”，说APEC经济体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过程中，将在它们之间“实施或努力实施”非歧视原则。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有利于中国的妥协，但也照顾了美国的立场，并未真正解决问题。

　　记者：“经济技术合作”也是APEC领导人讨论的内容。

　　王 生：茂物会议在制定设施贸易投资自由化两个时间表的同时，明确提出“发展合作”(次年日本作东道主期间把它改为“经济技术合作”)。1995年《大阪行动议程》把经济合作单列一大部分，领导人《共同行动宣言》也明确宣布，二者“具有同等重要性”。1996年领导人苏比克会议通过了《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宣言》，并把人力资源开发、稳定安全和高效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及中小企业确定为经济技术合作的六大优先领域，同时鼓励各成员在自愿基础上为经济技术合作做出贡献。1997年温哥华会议又决定成立了高官会分委会负责执行这个框架宣言，并通过了加拿大关于促进基础设施领域私人投资和合作的框架文件。其间及以后，还根据江泽民主席的倡议，召开了多次APEC高科技工业园网络会议，制定了《走向二十一世纪的APEC科技产业合作议程》，通过了马来西亚提出的《技能开发行动计划》。所有这些，对APEC的健康成长都起了有益的作用。但分歧和争议也不少，主要表现在：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否真正具有“同等重要性”，二者相辅相成，抑或前者服务于后者，仅起“补充作用”等等。

　　江泽民主席首倡“APEC方式”，对APEC及开展新型国际合作意义重大

　　记者：西雅图会议声明，要“深化大家庭精神”。然而，什么是“大家庭精神”，西雅图会议并没有回答，我们是怎样理解的？

　　王 生：西雅图会议没有回答，但APEC从西雅图到大阪的实践已做了回答。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观察形势，总结经验，于1996年在苏比克会议上提出以承认多样性、允许灵活性、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为主要内容的“APEC方式”。“APEC方式”是我们理解“大家庭精神”的一个思路。

　　对此，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不大喜欢，一度甚至反对，认为这种方式影响APEC效率。但后来还是接受了——虽然有些勉强。《苏比克宣言》宣布了“APEC方式”的诞生，说“APEC的力量来源于它的多样性以及我们共同对大家庭的展望”；“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对于APEC在本地区和全球发挥积极影响是至关重要的”。1997年APEC领导人《温哥华宣言》进一步指出，“认识到其成员不同的利益与情况，APEC创造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全新方式。‘APEC方式’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应对本地区的机遇与挑战，使所有成员都能提高自身的能力，全面参与合作，从合作中得到益处”。从这两个宣言关于“APEC方式”的表述不难看出，它对APEC乃至对开展新型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

　　APEC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APEC

　　记者：我国为什么要加入APEC？它对我国有何重要性？

　　王 生：1990年7月，在新加坡举行的APEC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声明》欢迎中、台、港三方尽早同时加入APEC。经过反复磋商，1991年10月2日，中国同APEC就中、台、港三方加入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明确我作为主权国家，台、港作为地区经济分别以“中国台北”和“香港”的名称(香港于1997年7月1日起改为“中国香港”)同时加入APEC。1991年11月12日，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汉城举行，我国和中国台北、香港作为APEC新成员首次与会。

　　我认为，APEC对我国的重要性可从四方面看：

　　第一，从几个简单数字看。APEC人口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25亿左右)；生产总值和贸易额分别为世界总额的55%和46%：我国近80%的对外贸易和93%的外资(1991年)来自这一地区。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因势利导，借APEC活动在经济上巩固和发展这一局面。

　　第二，从地缘政治上看，我国东南周边国家几乎都是APEC成员，现在又加上了北部的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和南边的越南。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以及新兴经济体东盟均是APEC的创始成员。我国可充分利用APEC的活动，政治上为我国进一步搞好睦邻关系以及改善和发展中美、中日关系服务，同时进行必要的斗争，趋利避害。

　　第三，从经贸合作方面看，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以及经济技术合作，有利于建立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既向我国提出了挑战，更向我国提供了机遇，对我国加深和加快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都有好处，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同国际经济有条件和有步骤地接轨，既从中受惠，又为寻求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做出必要和可能的贡献。

　　1999年，我国与APEC其他20个成员的贸易额高达2709亿美元，占我国当年贸易总额的75%。在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中，除欧盟外其他都是APEC成员，即日本、美国、中国香港、东盟、韩国、中国台北、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在吸引外资方面，1999年，我国新签合同外资金额412亿美元，实际利用404亿美元，其中来自APEC成员的投资分别达309亿美元和312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新签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75%和77%。

　　第四，从政治地位上看，我国在APEC是平等的成员，重要的伙伴，处境比在世贸组织更佳。根据“平等伙伴关系”和“协商一致”原则，任何成员如欲推行某一动议，都必须寻求——或者说都少不了我国的合作，都必须考虑体现权利和义务以及利益的平衡。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在重大问题上，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或施加我们独特的影响。

　　正因为对我国的这些重要性，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APEC，抱着严肃、认真和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作出建设性和实质性的投入，为APEC的健康发展出了很大的力，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好评。同APEC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句话：APEC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APEC。

　　APEC坚持了官方经济论坛性质和“大家庭精神”，并且它能坚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

　　记者：APEC成立时只有12个成员，现已发展到21个成员，还有8个国家和地区在申请加入。APEC为什么有这么大吸引力，它的生命力何在？当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 生：APEC之所以发展比较迅速、健康，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首先就在于它坚持了官方经济论坛性质和“大家庭精神”。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中，东亚地区的迅猛发展和崛起，靠的并不是经济集团，更不是政治或军事安全集团，靠的是改革开放和合作，以及互通有无，优势互补。APEC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它要的不是“共同体”之类的集团，而是作为官方经济论坛的“大家庭精神”。只有这种经济论坛和“大家庭精神”，才有可能把 APEC的巨大多样性转化为互补性和互需性，才能引导APEC实现平等伙伴关系，区别对待，逐步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寻求“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坚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APEC不是“共同体”性质的，但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家庭”，也需要有一种“大家庭精神”。这种“大家庭精神”就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APEC方式”。这种独特的合作方式承认多样性，强调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集体制定奋斗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努力达标。它对保证APEC大家庭的和睦与健康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家和万事兴”，实践证明，只要坚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和处理问题，APEC就“兴”，不论是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领域还是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事情都进展得比较顺利，也比较快。反之，一旦要偏离“APEC方式”，矛盾马上就激化，吵得不可开交，事情就很难办，问题也不好解决。

　　当然，APEC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有些分歧牵涉到APEC的基本性质、发展方向和各成员的根本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考虑和处理方式。从更大的范围看，实际上也牵涉到后冷战时期，应该鼓励和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经济秩序。如APEC要不要改变它作为官方论坛的性质，超越经济，扩大参与范围，使“大家庭精神”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APEC是继续发挥“引导方向的作用”，还是演变成一个谈判场所：APEC的运作和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否要继续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还是搞“二十一减X”、“灵活的协商一致”、“实质多数”。

　　APEC今后能否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最终走向何方，主要要看如何处理和解决以上这些为各个成员都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

　　希望将“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写进《上海宣言》，我本人热切期盼“上海精神”

　　记者：您曾长期担任中国APEC高官，离任后仍一直关心APEC进程，请您谈一谈对今年10月APEC上海会议的展望和期待。

　　王 生：经过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以及过去三年的总结、反思和调整，APEC成员对今年领导人上海会议普遍寄予较大的希望。“磨刀不误砍柴工”，已经磨了三年的刀，也砍了不少的柴，现在刀更快了——成员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加了共识，今年又恰逢新世纪的第一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急需应对，APEC理应有更大的收获，开始有一个新的突破和起点，发展得更快一些，内容更丰实一些。APEC领导人上海会议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向亚太地区人民交一份比较完满的答卷。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APEC领导人第九次非正式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是APEC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的一件大事。APEC成员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的本身就是对我国的一种信任和支持。这是客观有利因素。我国今年开始执行第十个五年计划，正在加深加快改革开放，认真准备入世，迫切需要国际、特别是地区的和平、合作与发展，对这次会议自然也寄予厚望，希望作出新的贡献。但APEC现存的问题也不少，有些是带有根本性的，不可能一次性解决，还是要既积极又实事求是，力争抓住机遇，有较大作为和新的突破，可是也要准备务实和诸多平凡。

　　回顾APEC过去十二年的历史进程，我个人对上海会议有以下一些期待。

　　1、要争取初步界定和完善“APEC方式”的内涵，并强调——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大家庭”是美国当时总统克林顿的“宝贝”(BABY)，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APEC成员的赞同——虽然程度不同，甚至还有点勉强；“APEC方式”是江泽民主席在新形势下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创举，也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APEC成员的赞同——虽然程度也有所不同，甚至也有点勉强。《苏比克宣言》第一次将二者有机联结起来，提出“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这是一致同意的。江主席提出的“APEC方式”主要内涵，如承认多样性，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强调开放性，遵循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及集体决定战略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制定达标计划等，都可见之于APEC历次声明和宣言，都是各成员早已有过的共识。现在要争取的是，进一步磋商和完善，使之有机联结起来，界定清楚，正式写进《上海宣言》，体现一种“上海精神”。

　　2、要选择一、二个可以实现利益平衡或有利益汇合点的大项目。在APEC，一般来说，发达经济体更多关心的是“市场前景”，发展中经济体更多关心的是“发展前景”。这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实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比如，前者要求后者尽快全面开放服务业，后者也并非全然不愿，实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如在电子商务问题上情况就是这样。现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主动提出要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加强能力建设”，其中就蕴含着双方的利益汇合点，我国作为东道主，正好接过来建议落实，如建立APEC金融培训中心和旅游服务与发展培训中心等。

　　3、从APEC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连续性考虑，需要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上增加推动力度，因此，上海会议很可能——也应该建议要求各成员强化单边行动计划，分别按两个不同的时间表，适当加快达标速度，同时推动中国尽快加入WTO。

　　4、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也需要推动“首次投入”。为了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1995年大阪会议在制定行动议程的同时，曾要求各成员提交“首次投入”，效果很好。次年马尼拉会议前，我国高官曾提出，在制定《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宣言》的同时，要求各成员也在来年提交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首次投入”。东道主菲律宾认为是“好主意”，并表示将以东道主名义，写信呼吁各成员同意。很多发展中成员都表示赞同，有的发达成员也愿意，但由于少数几个发达成员强烈反对，菲律宾迫于压力而打消原意，我们也只好暂时放弃，等待新的机会。

　　然而这一思想(建议)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并未随之泯灭。人们不理解，为什么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领域可以做的在经济技术合作领域却不行？不都是在自愿基础上量力而行的事吗？

　　现在已事隔多年，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反思，APEC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虽难完全趋同，但利益的汇合点还是增加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觉得，似乎可以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探讨。现在一些发达成员急于推动电子商务，打开亚太市场，发展中成员也极愿提高在这方面的能力，加快发展。如果它们能在这方面提出“首次投入”，帮助建立APEC电子商务培训中心，既有利于它们的市场前景，也符合发展中成员的愿望和需求，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APEC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APEC。时代对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呼唤衬托着上海会议。我本人热切期盼APEC“上海精神”的诞生。希望在APEC未来的合作与发展中，少看到一点霸气——没有更好，多看到一点“APEC方式”和“大家庭精神”。果真如此，那将是APEC的福音，也是新世纪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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