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仲伟志 北京报道

　　2001年的深圳依然弥漫着有关“直辖”的各种各样的消息。由于浦东的竞争和香港的牵制，这个庞大的经济特区通过“路径依赖”而博取硕果的模式正在受到挑战，压力唤醒了它作为一个城市的自觉。

　　深圳的综合经济实力已跻身全国三大城市之列，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而且它在外贸出口、利用外资及科技创新方面，在国内更是举足轻重。“深圳升格将加快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这种观点在深圳一时占据主流。

　　一种“如意算盘”是：将深圳面积扩大一倍，使其达到4200平方公里；将毗邻深圳的惠阳划归深圳，将深圳的制造、加工业迁移到以劳动密集见长的惠阳，使惠阳成为深圳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将深圳发展成为高科技开发特区、对外贸易中心及金融中心——它的功能是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吸收改良以后，向内地辐射。

　　据悉，将惠阳先行划入深圳行政区域范围的设想“已取得重大突破”，但是，深圳欲将东莞也纳入将来“直辖市”管辖范围的想法，则遇到了较大阻力。

　　“直辖”已不仅仅是深圳各种酒会上的谈资，它也是深圳许多官员及其思想库人士关于“深圳将来如何定位”的争论的产物，有着相当的市场。

　　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首先是作为城市建制的深圳愈来愈引人注目，遮蔽了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这个以全世界最快速度成长起来的城市实体，今年上半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798.01亿元，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12.5%，增幅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几大城市中居第一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6%。2000年人均生产总值，深圳达3.97万元，在国内遥遥领先。我们面对着一种由边陲小镇的原始经济和政治条件急剧嬗变而来的繁复的现代城市机能和城市生活——当它显示出一个大都会的力量，我们却一下子不知所措起来。

　　作为特区的深圳，其城市主体迅速发展以致于形成如今的强势地位，已经游离或者说是超越了最初的设计，让我们始料不及。“直辖”：有利还是有弊？

　　盛传早在重庆升格为直辖市的时候，深圳就在积极申请升格，但未获中央首肯。

　　不过当地官方对此事一直未置可否。今年3月5日，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现任国务院体改办主任)就此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没有在任何正式官方的场合听到这种说法，但直辖对深圳是有好处的，我不担心人家说的深圳直辖后省里的权力小了。中国多几个深圳很好嘛。况且广州仍然是广东乃至华南的中心，它的重要性是无从取代的。”

　　“直辖对深圳是有好处的”——此话出自常务副省长之口，着实让深圳惊喜了一阵。而在6月于深圳举行的APEC2001年第二次高官会上，当有记者询问“直辖”的时间表时，尽管于幼军市长先是称之为“小道消息”，但他话锋一转又说：“以中国之大，不可能只有几个中心城市，城市之间应该各有各的定位。现在在高科技领域实际上已形成北京、上海、深圳三强鼎立的态势，金融业则是上海、深圳领先。而深圳就是希望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城市，成为华南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进出口贸易的最重要基地和高科技基地。”民间对这种表述颇费揣度，舆论乐观。

　　现实情况是，已经让出海南的广东绝对不会愿意再让出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深圳。这不比重庆，四川“割让”给它的四个县是“老少边穷”，四川乐于这么做，“而广东断然不会乖乖让出惠阳。”——一中山大学一位学者如是说。

　　广东省一位高层人士质疑道：直辖对于深圳，究竟有多大的实惠呢？虽然中央取消了计划单列市，但目前深圳的权力比其计划单列之前还要大，而且有完全的立法权。“成为直辖市，除了比例很小的一部分税收免交到省财政以外，没有更大的好处。须知深圳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个中心城市，它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乃至全省水乳交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旦成为直辖市，无异于孤立自己——例如供水问题、环保问题、交通问题、能源问题(原来的核电、最近的天然气项目)等等，如果省里不帮忙协调，深圳必如热锅上的蚂蚁。深圳毕竟不是香港，涉及国家政治问题，广东不能不照顾。”

　　反方意见还认为，目前广东和香港由于体制上的差别，很多领域的协调与合作进展缓慢，如果再让深圳成为直辖市，就等于多了一个对等的政府，粤港协调变成了三方协调，难度自然加大。

　　当大多数人的目光聚焦于深圳是否会升格、应不应该升格的时候，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战略研究室主任冯苏宝则提出：深圳只有分解功能才能够理顺发展思路。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划小特区的范围，实行特区升级，同时把深圳作为城市来发展，实现功能分解。但富有理性的建议已归于沉寂。

　　在争议、传闻和重重疑虑中，我们有必要以发展的目光重新审视一下深圳的定位——作为一个经济特区，它对于城市功能的升级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深圳：特区还是城市？

　　深圳实际上已演进成为一个定位与功能非常混沌的特区——或者城市。

　　由于历史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特区的建立带有强烈的经济社会政治综合特性，功能复合、目标交织，而不同于国际上的通常做法——突出某项特殊的经济功能。深圳经济特区除了具有专业性特区的功能(主要是发展对外贸易或转口贸易)之外，还兼具口岸发展与管理功能以及与香港衔接的功能，但最为重要的是它的改革实验功能——在政治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探索改革路径，在有限的区域内广泛实验，然后将好的经验及做法推向全国。这一功能的意义并不在于深圳本身，而是在于全国。

　　现在看来，这种改革实验功能是赋予作为城市的深圳而非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的。除了企业改革之外，改革实验所涉及的大多数领域——如计划、流通、财政、金融、土地、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主要是针对一个城市及其管理体制的。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特区在体制模式和制度结构上较为单纯，所涉及的制度领域主要局限在经济和市场制度方面。为了追求效率，特区体制要求高度简化和法制化，这种体制在本质上是由非市场力量决定的，是由中央政府创设的，其制度基石并非源于传统而是根据需要借鉴外部世界的普遍做法塑造而成的。也就是说，特区制度本身是引进的成型制度，不存在改革实验问题，其成功与否没有广泛意义，只有它自己改进与适应的问题。

　　为什么深圳没有实验出与其拥有立法权相适应的在宪法水平上的制度创新成果？正是因为受到特区体制这种特定规律的制约。至于不同经济体制形成理想的生产组合，构建出一种跨国产业链环的尝试，严格地讲，那不能被称作一种实验。

　　然而当改革实验功能与其它特区功能交织在一起，反而变成了一种稀有的、极具特权色彩的城市增长：口岸功能带来流动，改革实验功能提供“保护层”，香港因素产生商机和发展理念，城市功能则使得深圳成为财富的载体。深圳作为一个城市实体，在不甚明朗的氛围中强力推进，直至今天，当它的城市意识觉醒并提出了升级要求，当我们把它置于全国区域经济利益比较的参照系中——把它彻底作为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特区——我们忽然发现，特殊和优惠是多么不可理喻，一个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它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障碍。

　　深圳在没有廓清定位、没有梳理出自己独特的机理结构的情况下，提出建立国际大都市的恢弘目标，甚至发出“直辖”的呼声，是一种成长的焦虑。随着特区在租税条件等方面与国内其它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它对特区升级的要求愈来愈迫切。

　　如果仅仅对经济特区进行升级，那就意味着中央政府要进一步减税让利，并在制度上为它提供更多的异质化条件。如果深圳仅仅是作为一个特区升级，相信中央政府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这是一种遵循发展规律的政策推进。但是深圳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特区，它更是一个大都市，对特区加以升级，实际就是深圳城市的升级。经济特区追求的是引进外部资本和各种产业要素，实现利润最大化；一个城市则要对各类资源特别是社会资源进行空间组织和最优分配，要兼顾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城市辐射功能和口岸功能产生的年亿万人次的人流和亿万吨物流，能否加以规范管理？目标有着根本差异，怎样才能整合统一？

　　深圳是带状地形，从先天的地理条件来说，它的城市经济特征并不显著。为数百万人口配置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为辐射全国而建设的大量商业设施，不断地蚕食着本已捉襟见肘的土地，而作为特区首位要素的产业园区却一再缩小。城市功能与特区功能在地域空间上的失重，也使得深圳的特征浑然难辨。

　　深圳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从漫漶不清的定位中重新认识自己，澄清思路。一个特区与一个城市搅在一起，又如何去“升级”或者“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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