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刘军锋/文

　　“2001中国西部论坛”以“西部投资环境与对外开放”为主题，说白了，就是研究怎么把钱吸引到西部来。组织者到机场接代表时，为简略醒目，举出的牌子上写着“投资再投资”。表达了西部人渴望投资的急迫心情。

　　论坛一开始，西部各地就纷纷首先推出投资优惠政策。如陕西实行联合审批和一条龙服务，宣称已建立一套完整的外商投资服务体系，重庆已颁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管理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定》，四川则以自己在经济发展上在西部地区有4个第一，来证明自己的投资环境之优。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均宣布自己把今年定为了“投资环境治理年”。

　　有人于是说，西部人为吸引投资，把西部论坛变得有点象“优惠政策大甩卖”、“优惠政策大比赛”。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批评“这种现象是急功近利”。西部的一位副省长也认为这种现象不正常，他说以优惠政策的相互比拼来达到一时招商引资的成果，这不利于西部大开发，因为这种引资的成果缺乏良好和稳固的基础，他呼吁国家尽快建立稳定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体系，不要再“自相残杀”了。

　　数据表明，西部各自为政的引资拼搏好象效果并不明显。

　　民间投资停滞不前

　　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称，截至今年6月底，西部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全国总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7.3%、6%和 5.3%。据国家计委官员杜平介绍，近20年外资在西部地区累计形成的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分别只占全国同期规模的 4.8%和 5.2%，东部人均利用外资水平是西部的 21倍左右。也就是说，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水平几乎没变。在国家财政投资大幅增加的同时，市场化的民间投资在西部停滞不前。

　　四川省社科院博士导师林凌从金融资金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状况。他说，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和国债投放的资金在西部有较多的增加，但各种资本进入西部的则很少，而西部的资本除继续东移外，又破天荒地出现存差。

　　有关资料统计，由于四大商业银行追求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实行“增量调整、存量移位”、货款集中于省分行审批的体制，川、贵、云、藏四省区，1999年的新增存款与新增贷款之比为 71%，即存款大于贷款 29%，这些资金大部流向东部。四川四大行长期是贷差行，今年意外地变成存差行，存贷差高达600亿元。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说明西部的金融形势不是改善，而是趋向严峻。

　　民间投资缘何不愿西进？

　　大多数人认为，民间投资不愿西进，是西部投资环境不好。与东部和中部地区比，西部在硬环境上，表现为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生活贫困，人才匮乏，体制落后等，在软环境上，表现为，开放程度低，社会治安差，市场秩序乱等。

　　西部人并不讳言上述状况，但西部人似乎更强调另一点，即国家对西部的优惠政策不够导致西部对民间投资缺乏吸引力。

　　四川省社科院林凌认为，在80年代初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中，沿海地区同内地之间形成了很大的政策落差。这种落差，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在特区造出一片政策洼地，吸引各种资本和其他要素向这个洼地集聚，从而使东部获得了超常的发展。如果仅仅把东部现行的政策搬到西部，一律平等，没有落差，那么各种资本为什么要去西部投资呢？西部的资本为什么要留在西部而不向利润高的东部转移呢？目前有些论者认为，西部要构筑一个政策洼地是肯定无疑的。

　　林凌提出，在西部要加大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银行贷款实行财政贴息制度，在若干年内停征农业税，对外资和港澳台资实行比沿海优惠更多的政策。西安市市长冯煦初提出，国家在西部企业的增值税方面应当再让利一些，让企业在西部的投资和东部一样有利可图，否则，国内外的资金、技术很难在短时间进入西部。

　　但西部的上述建议似乎没有得到回应。因为李子彬在论坛最后一天透露了国家即将出台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细则，基本与去年十月公布的政策内容无异。因而，媒体对此“透露”反应极为冷淡，绝大多数陕西的报纸均只在内页以很不显眼的位置发了条短消息，有的甚至只字未发，毫不掩饰其失望之意。

　　其实，投资环境只是影响民间投资西进的一个方面，有专家认为，其它一些因素也不可忽视。

　　相对过剩的经济条件。国内大多数传统产业生产能力过剩，西部的产业发展必须通过挤入饱和的市场寻求生存位置，投资成本与风险相对较大，因而民间资本不会对过剩的产业有兴趣，而其它有兴趣的产业往往又受制于进入壁垒而不能参与(如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

　　据李子彬介绍，今年上半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增长2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倍左右。去年，国家用于支持西部建设的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700多亿元，一批在建的大中型基建项目当年完成投资762亿元，新开工的10个重大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当年完成投资200多亿元。今年以来，已开工或将开工重点工程总投资3000亿元。在今后5年里，国家将对西部投入3万亿元，将发行西部开发专项国债为西部筹资。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由于财政投资是靠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实现的，具有所谓“挤出”效应；还由于增加财政赤字最终要加重税负，由此使投资环境变差、抑制民间投资。因此，依靠财政投资从较长时期看并不能增加投资需求。其次，由于政府体制本身的弱点，在一般的盈利性部门，政府投资的效益往往不如民间投资，过分强化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不可能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如果国有企业热衷于取得国家注入的资源而忽视改组和改革，其结果将会是复制和加强旧体制。此外，消费需求不能启动，主要取决于最终消费的民间投资就不可能活跃起来。

　　看来刺激和吸引社会资金西进，不仅受到了西部自身条件的限制，外部环境的制约也很严重，解决此问题，不是实行几项优惠或倾斜政策就能见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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