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荣

　　M先生是一位相当活跃的经济学家，著书立说，上电视亮相，都很火热。

　　这一回，他在首都机场咖啡厅被宰————一杯咖啡被要求付88元，他不干了。经抗争，对方减去50元。他投书报社，说了遭受暴利的过程，并提出了一个治理方子：“如果发 现一家犯规商店，就立刻给它挂上一个‘信不过’的牌子，他们就再也不敢这样做了。”

　　M写过一本有关“道德前景”的书。他认为在商品和服务领域，一切向钱看或者金钱万能并没有错；而用毁坏良心的手段和毁坏健康的办法去赚钱，都是不道德的。他没有说这“毁坏”是违法犯罪，而仅仅把它归于“道德”，令人寻味。所以，这一次尽管他自己被宰了，他还是宽容地建议，只给那商家挂一块牌子————因为如此一来，商店“就再也不敢这样做了”。

　　然而我以为此议欠明智。

　　首先，“挂牌子”仍然属于道德处罚范畴，可实际上，商家的暴利已经触犯了法律。就像警察抓住了一个窃贼，只在他脖子上挂一块写着“本人是贼”的牌子，甚至将一个“贼”字刻在他脸上，这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吗？这种“道德处罚”的道德原则又何在？古人是有所谓“黥面”(即在脸上刻字)的，但那是彼时的法律惩治。我们现在的法律，什么时候加上了“挂牌子”这一条？如果再把“挂牌子”当成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恐怕麻烦就更大了。

　　其次，“挂牌子”既然于法无据，也便根本无法操作。谁去挂这个牌子？工商还是公安？你去挂，人家可以拒绝。强行挂上了，你走后人家也可以摘掉。你总不能一天24小时守着那块牌子吧。

　　所以，还是要依法办事。

　　问题是，咱们的相关法律颇不完善，处罚度也畸轻，恶商未伤筋动骨，元气尚存，它就还能不断地故态复萌。

　　记得今年三月“保护消费者权益日”前后的一天，M先生和另一位经济学家C博士，被邀请到电视台谈如何对待假货问题。博士的意见是，学习新加坡等国，将制售假货者罚得倾家荡产，使之不能再作恶。M先生的意见是，“给他们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当时便有很多观众赞成C博士而反对M先生。我的意见是，要做到博士所说的那样，还要修订相关法律；而M先生，也太过宽容，又拿“道德”说事儿———那种祸国殃民，消费者被害死的事屡见不鲜，你还给他“机会”，等待他“觉悟”吗？

　　这一回，M先生自己被犯宰了一顿，便立即呼吁给犯规商店挂一个“信不过”牌子，尽管仍属于道德警示，却表现了相当的愤怒————这个情绪是大众化的。我想M先生这回的吃亏，也许就是以前无数消费者的无暇较真或“给一次机会”的宽容所致。据报道，此次有关方面已经查处了“犯规商店”，而没有给它挂什么牌子。只要查处了，老百姓就拍巴掌———但愿很快能有如博士呼吁的罚得坑害顾客的商店倾家荡产的那一天。

　　除了罚假和暴利风波，M先生在其他一些方面的经济道德观，也难以令人接受。还是前几年，《光明日报》一记者坚持跟一位出租车司机要车票，两人为此僵持了一段时间。M先生于是把那记者狠狠奚落了一番，讥她气量小，说浪费的这点时间，司机可以多拉一趟活，记者也可干一些别的事去。这大概也符合M先生在有关“道德前景”一书里提出的那条原则：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都是符合道德的。为一张车票白白消耗时间，还怎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然而这里没有了是非，没有了法律，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又符合哪家的道德？

　　道德的光环是很耀眼的。M先生说过：“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很好，就根本用不着法律来管了。”诚哉斯言。然而，我们已经“很好”了吗？这“很好”又从何而来？　

手机铃声下载 快乐多多 快来搜索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