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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胜
北京万森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百老汇杂志社发行人----苏越
他们出没在艺员的身前身后，有时像保姆，有时像经理，有时像保镖。这是一个全新的行当———演艺经纪人。在明星们的光环下，这个职业似乎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其实，经纪人，就是在买卖双方之间介绍交易以获取佣金的中间商人。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经纪活动。在西汉，经纪人被称为“驹侩”；唐代，称经纪人为牙人、牙郎；明清时期，经纪人称“牙人”。解放初，我国对经纪人采取限制、取缔政策。1980年以后，经纪活动开始复苏。1985年后，经纪人由“地下”走到地上，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从事经纪活动。1992年以来，经纪人处在逐步发展阶段，国家对经纪人采取“支持、管理、引导”的方针，使经纪活动逐步走上了正轨。北京万森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百老汇杂志社发行人苏越，八十年代赴日本深造及工作学习电子音乐、音乐制作及教育。90年代归国后首次将国外艺员的制度带入歌坛。在国内大力推动新型培养歌手及演艺员制作模式，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如楚奇、楚童、高枫、黄格选、谢东、酒井法子、酒井美子、张恒等歌手。
今天我们与这位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的文化艺术经纪人(文化艺术经纪人的服务对象是文化艺术界的人)对话，为您揭开演艺经纪人的神秘光环。
《前景》：中国什么时候有的文艺经纪人？
苏越：经纪人这个行当，在国外早就有了。我在日本，看到早稻田大学演技博物馆一个材料，200年前日本不管是演员还是政治家，都有自己的经纪人了。
不算解放前那一段，过去中国演艺界没有真正的经纪人。我出国前，那时候做蔡国庆呀、孙国庆呀、屠洪纲呀，都不算真正的经纪人，都是他们个人拿个小样来问———你听怎么样？帮我出个唱片？大家一凑，给谁出个专辑什么的。那时候是间接捧人，不是直接捧人。从我1990年回国，才算是有了真正的(文体)经纪人。其实当时也是跟海外的合作，小虎队的经理人陈淑芬曾跟我合作，在大陆寻找培养演员的路子。我们那时没有经纪人的材料，很多现在的大牌经纪人都是偶然入行的。像王金花，是搞摄像的。我爱人说，你到我们公司来做吧，给你找个新职业———带俩歌手。现在也成大腕儿经纪人了。
《前景》：当时你当经纪人的业绩如何？
苏越：很成功。我们给楚奇、楚童做，那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包装出来的组合。他们原名陈春声、陈春旺，是父母划着船送过来的。他们的名字都是我们起的，湖北来的嘛！所以叫楚奇楚童，楚之奇童嘛。那时是1990年底，音乐市场很淡，可这个组合还是迅速走红了。我是几起几落都赶上了。最早大家偷偷唱邓丽君的时候，我们给第一个歌手苏小明做唱片，然后是赶上西北风。那时北京就刮黄土，人们都说是西北风的歌儿给唱得。90年代初，我们刚回来，好像除了《辘轳·女人和井》就没什么歌。市场上没有什么内地歌手，全是港台的，小虎队是不可一世啊！
我们就想，干脆做个青春组合，对抗小虎队。就这样选的兄弟俩。当时真是一夜之间走红，光是北京的歌迷会就有上千人。而且那时的媒体，还没有给歌星写什么文章的呢。
《前景》：你能给下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定义吗？
苏越：这个行当，其实首先经纪的是个产品，经纪人第一必须保护你的产品，第二必须让产品升值。这是经纪人的责任。所以好的经纪人就是演员的老板，不好的经纪人就是演员的跟包。
《前景》：当年开拓经纪人这个全新的市场容易吗？
苏越：总的来讲，早期我们做演员经纪人市场遇到过很多困难。经纪人一出去，外地演出主办单位变着法儿地绕过经纪人和演员直接谈。我们遇过这么件事，帮一个演员在一地儿签了8场演出。到的第一天演员就住院了，我们还派人去看看。住院也是没办法的事，就让先住着吧！经纪人就先回来了。过了几天主办单位老板见了我，张嘴就是谢谢苏老师。我心说怎么了，演出不没成吗？再一听：演出的8场挺不错。闹了半天演员直接和演出单位谈条件了：你们不出8千吗？我收5千就行。演员就是这么病了，打发了经纪人，自己演出点钱去了。
值得自豪的是，这个圈子的一些规范和制度，比如经纪人和企划和宣传，是我们带出来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带进来一套三位一体的制度，一个艺员至少要有企划人、制作人和经纪人三个人来捧他(她)。经纪人首先是要让人们知道你的签约艺员，其次一定要让人们喜欢你的艺员。光知道不行，还不能让人骂他(她)。
《前景》：当时你的北京影音出版社在经纪人市场上的地位如何？
苏越：非常高啊！黄格选、谢东、酒井法子、酒井美子、张恒……我们推出了一大批人。光是张恒的那首《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就收到7000多封来信。
当时我们签谢东，原本是要买他的《笑脸》，一问那首歌也是别人的。听说我要买这歌，谢东真是热泪盈眶———千万别，我身家性命赌在这上头了，我把家里房子抵押出去借了6万块钱做这个专辑。这首歌买走，我就完了。
我挺感动，就问他有什么想法。谢东说干脆您连我一块签了完了。当时还有和另一家公司较劲儿的因素。谢东的女朋友签了另一家公司。那时好像有很多人都为谢东的女友打抱不平，认为谢东外形太有特点。我们就想，我们签了谢东，让他红起来，他的女友外形条件好得多，没红，不是能显示我们的水平吗？就签了谢东，而且成功了。所以那阵儿社会上都传，我们是一统北方，歌手、艺员只要找到我们，基本上就能红。
在此之前，黄格选为了和我们签约，退出了成绩很好的英皇杯大赛。我们三下五除二，三个月就把黄格选做成了伤心王子。两首歌一上榜就是12周。
当时我们好几个经纪人都被别的公司高薪挖走了，连我的司机都被挖走了。后来我遇上他们的头就说你干吗啊？他就我们一个司机干不了什么。结果人家说你那里是人才工厂，司机我也要。
《前景》：做经纪人需要什么特别的条件吗？
苏越：关键是要热爱演艺事业。我们的很多企划、文案和经纪人都是半路出家。像现在挺有名的张轶倩，原来是亚洲大酒店的出纳。有的经纪人原来是国际饭店的前台服务员，到我们这儿成了打字员，后来人不够，就教他这些圈里的事，现在到别的公司都是副经理了。因为经纪人是个全新的行业。北京影音的确为经纪人市场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
文艺经纪人不好当，因为任何一种商品没有比人更复杂的了，你必须通人情。香港一个大牌明星，跟经纪人闹意见，新加坡6万张票卖完了，明星一“病”，经纪人赔大发了。所以一个优秀的经纪人，必须具备老板的素质。
《前景》：从1996年开始，你好像退出江湖了？
苏越：市场太没有规则了。1996年，北京音乐圈发起，所有音乐制作人和唱片公司达成协议，谁都不要互挖墙脚。结果第二天两家公司为争歌手，就打起来了。根本管不了。
当时我发现有三个膨胀。
一是歌手自我膨胀。我们有个演员，在大连演出，和国家足球队的朋友玩，在卡拉OK唱歌。别人都唱，就我们的演员不唱。大家觉得这人怎么这么不合群。我去劝，演员跟我说：3个月以前，我到处给人磕头，我是孙子。现在所有人拎着包拎着钱求着我。我能不膨胀吗？说得冠冕堂皇。那时歌手一红立刻甩公司，不管你花多少钱培养我，只要我一有名，见着钱了，凭什么让你挣我钱的心理就出来了。
二是制作公司膨胀。1994年前后，出了一批制作公司，跟艺员发生矛盾，不是坐下来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动不动就声称封杀某某。最后谁封杀得了谁呀？无非是个两败俱伤，打官司解约了事。
三是媒体自我膨胀。我们在南京和媒体曾经合作得挺好。后来这批歌手红了，媒体也牛了。再出去作宣传，媒体打架殃及经纪人。上来就说：告你啊！我这边办你的新闻发布，不准谁谁谁来，来，我们就毁你。居然让我们3天之内带演员做72档节目。
所以我们决定，演艺经纪人这条路，我们得看一看再走了。
我们给苏小明做唱片，一张卖5.5元，1996年是10块钱，盗版批发价两三块。我们在赞叹科技进步的同时，成本核算却不合算了。我们给苏小明做唱片什么成本———一张专辑18000块，1996年呢？录一张唱片要50多万。作曲成本也高，过去我们作曲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元，现在有给1万不写的。盗版也没人打击，唱片根本不赚钱。最后一笔，我们花100多万演员居然没做起来。这种情况使我就觉得这事不能干了。
《前景》：可最近听说你又开始大规模签演员了？
苏越：对，最近我们又开始签演员了，而且一签可能又是四五十个，一定要有规模。做事要么做小，5万块的规模，一月挣5000都有赚；要么就几千万，转得起来。最怕三四百万规模，一两百万扔进去，连声音都没有。
我们现在把公司组成文化系统链条。就不止是经纪人了。一是中国这么大，教应用艺术的太少。电台电视台有两万家，每个台至少得有10个栏目吧？每个栏目总得有一个主持人吧？可广院一年只有几十个毕业生。我们第一个链条是教育，正在办北京国际时装艺术学院。
第二个是开放媒体演艺中心。前期要签40至50位演员，收购一些媒体和公司。接着准备做一个后期制作基地。
第三个是销售链条。我们要进入WTO了，据说天上有25颗卫星，就等着入关后资讯开放节目落地了。我们要先跑马占地，在国内建立一个连锁销售网。这500家连锁店是既能喝咖啡又能上网还能买书报唱片的休闲综合店。最后把这套网络卖给想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现在一家美国大公司已经有意以1.8亿美金购买连锁店48%的股份。
经纪人、经纪人，在演艺圈经纪的是人。今后我们要经纪的是产业。现在经纪人市场只能说是有了，不能说是好了。记得当年我反复强调音乐界要团结，结果香港的黄说了一句：香港音乐圈从来没有团结过，可是很有秩序。所以，内地的经纪人市场要想进入良性循环，必须要有制度和游戏规则。国内的音乐市场将面临入世后在音乐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孕育着巨大的商机。现在唱片卖10块，利润大约一块多。如果唱片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过程中，价格涨一倍，利润就涨了11倍。如此巨大的利润必将引来实力雄厚的外资大公司的剧烈冲击。所以急需中国的文化形成产业，急需中国的经纪人有产业意识和运作模式的规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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