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鹤

　　我的工作单位就像时下年轻人谈恋爱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搬指头算来，也换了三个"恋人"。私下认为本人还算个很专一的人，但事不遂人愿，不是我"移情"，就是他"别恋"。总之，我的工作单位就像现在的婚事一样，定少变多。

　　第一个工作单位就像我的初恋情人，我付出的真情最多，也恋得最深。可初恋虽美丽，但结果总是酸涩得多。1993年，我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按理说，我别无选择去从事天底下最有光荣的职业--教师，但我偏偏是我们系里毕业成绩最好的学生，便多了一个别人没有的选择工作单位的机会。于是，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我留在市内，到一家国营建筑单位工作。当时，师范毕业的学生都是很不情愿当老师的。

　　报到后，我被分到总公司下面的一个分公司团委工作。公司党办主任特地给我谈心，点明了我以后的"发展"：在下面锻炼两年，然后入党到公司党办来。刚毕业就受到如此关照，对我鼓舞是很大的。

　　在团委工作那段日子，我和其他团干常常组织工地上的年轻人搞一些文娱活动，活跃他们单调的生活，有时还配合施工队组织青年突击，为一些抢时间、赶进度的工程搞突击，但这种有声有色的生活，只是平时工作的一小部分，还常常被我们的党委书记斥为"不务正业"，时不时在政工会上"点击"我们这几个年轻人："你们是搞政工的，不是搞经营的，不要把工作重点放偏了。"

　　像所有国有企业一样，一张报纸，一杯茶水，是一天工作的写照。当然我们也有忙的时候，每月有六大块黑板报、一份油印简报，以及周一上午的开会、周四下午的政治学习，都是雷打不动的日常工作。现在想起，真是枯燥单调，没有生气。每月精心采写的黑板报常常被风吹雨打去而很少人看，因为大部分人都上工地去了，但那时我干得乐此不疲，总觉得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样的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多，一成不变的生活使我常常感到自己暮气沉沉，碌碌而无为，自己问自己：就这样过一辈子吗？

　　在同学的"牵线"下，1995年，我认识了我的第二任"情人"。我的这位同学毕业后不甘做教师，辞了工作应聘于这家没有刊号的市级法制报社。由于工作需要，报社又要招人，他便想到了我。他感觉我干新闻挺合适，便怂恿我试试。记得我小时候写一篇关于理想的作文，我的理想竟是想当编辑，尽管那时并不知道编辑到底是干什么的，但觉得挺神圣的。于是，我便报名了，竟在几百多名应聘者中考了前三名。放弃正式工作，还是去应聘？在当时都是个问题，那时应聘等于以后没了正式单位，因为直至现在我们这儿的招聘单位不会给你国家正式工应有的社会保障待遇，但我还是选择了后者，仔细想了想，觉得自己应该改变一种活法，或许也为了小时候那个不着边际的梦想吧。但我的人事档案关系一直放在原单位，直到现在。

　　在第二个单位，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工作不久，我便适应了采编工作，并得到了单位的认可。领导甚至允诺我，报社刊号如果批下来，我将是第一批调入关系的少数人员之一。由于这个报社归属政法委，单位在法院、检察院、司法局所在的大楼里，所以经常有人给我们反映他们遭遇的不平事，有些事经我们协调或是呼吁，竟让当事人多年未了的事有了了结。诸如此类的事情，也让我自以为自己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有了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张被视为"地方街头小报"的媒体，很少登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头儿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司法干部，所以报纸常刊登的是当地的案例、普法常识、政法动态等内容，还挺受欢迎，广告也挺多，效益也不算，但受大环境的影响，1997年国家整顿报纸行业，我们的小报也未免于难，被"砍"掉了。我也因此失业了。

　　在法制报社工作期间，我原来的单位曾几次让我回去上班，我都回绝了。也不为什么，只是出来后才知道原来的工作并不太适合我。

　　正在我为自己的出路做下一步打算时，我们市里的晚报招聘部门聘用人员，为了谋生，我应聘于现在的这家报社。进去之后，才体味到打工者的滋味。新闻工作是一样的，但各方面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人和人是分有几个级别的，你不分都不行，工资待遇先不说，平时有些报社活动、会议你也是没权参加的，更别论比你高一档次的同事。我属于部门招聘的临时工，是最底层的打工者。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心境是可想而知的。但报社需要我们这样的"编外"人员，对外人来说，市报的记者值得高看一眼，但我在非工作场合，别人问起我的单位，我从来不说自己是报社的，而是报自己第一个的单位。有时想想自己与单位的关系，真像时下年轻人的"同居"生活，彼此为了各自的需要走到一起，但不必许诺东西，也不必管以后将来会是怎样。

　　现在我也想得挺开，选择离不离开，是他的权利，也是我的权利。现在的时代，谁还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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