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生

　　新世纪之初，当北国大地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常年无冬的四川省攀枝花市依然是姹紫嫣红，春潮滚滚，市民们和整个国家、民族一样，喜笑颜开，意气风发。而偏踞攀枝花市一隅的渡口钢铁厂却一片死气。全厂职工怀着沉重的心情，等着与单位诀别。渡钢早就在排队破产，2001年终究要排到了。我63年大学毕业，一直在单位工作。长期以来， 单位是我生存的家园，是我奋斗的寄托，是我可以信赖的母亲，是我精心呵护的孩子。一旦生离死别，尤其是在我年近花甲的时候，颇类似于人生三大不幸的老年丧子，其愤懑迷茫、悲凄怆悢可想而知。但是，数月之后，当离诀别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心中竟漾起了微笑，而且，不是我一个人，是渡钢的很多职工。这来之不易的笑意，在与单位的关系上，经历了多么漫长、痛苦的转化！

　　狞笑--出鞘的剑指向谁

　　2001年初，我怀着沉重的心情，从我居住的十九冶出发，奔波到几十公里外的渡钢与它诀别。从金江车站下市郊公共汽车后，是一段四十分钟的上坡路，其中有一半是渡钢修的。当年光秃秃的路，现在已经绿树成荫。我正回忆90年代初栽树的男女二功臣--银纯喜和李哲英，刚好就遇见了纯喜和他儿子。渡钢技术和领导骨干来自攀钢、十九冶等中央冶金企业和地方其他企业，我是在建厂之初由冶金部十九冶金建设公司先借用、随后调入的。纯喜是从攀钢调入的。他当过渡钢副厂长，为了单位投产、保产，和我一样，可以几天几夜奋战在工地上。如今也和我一样快速苍老。

　　我天生笑神经发达，文革初期，老伴是十九冶电装团委负责人，批判她的大字报顺便把我捎上，称我为"笑面虎"。熟人朋友说到我，总少不了"笑容可掬"、"慈颜常笑"之类的赞美。面对昔日为之流血流汗的厂房和高炉，今天疮痍遍体、狼籍不堪、蒿草三尺、行将入木，我想到了它短暂的一生：1985年，攀枝花市筹备成立渡口钢铁厂。渡钢接受上海某公司投资，建了一座小高炉，1987年投产，不久即亏损。1990年，攀钢承包渡钢，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尽如人意。1993年，成都无缝钢管公司兼并渡钢。1999年，攀钢兼并无缝，渡钢停产交成都市经贸委排队破产至今。

　　纯喜眼含热泪，嘘吁不已。我则痛不欲生。单位之不存，我将焉附？我心中充满了扬眉剑出鞘的杀气。可是，杀谁呢？和谁算这笔帐呢？和国家算，和地区算，找领导算，职工互相算……似乎都有道理，又似乎全无依据。我的脸扭曲了，习惯性地笑，却是狞笑。别的单位的职工遇见不顺心的事，敢到市中心堵住交通要道，非要市政府送盒饭、矿泉水，好言相劝才罢休。渡钢职工心有余而力不足。套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话：渡钢职工中一等的跑到市政机关，二等的调到事业单位，三等的溜到有工资开的企业，四等的退休(包括我老伴)预退，五等的护厂拿钱(纯喜属此类)，剩下我们每月拿195元基本生活费的算是六等了。前五等特别是前三等对渡钢的行将破产说不定心里在得意，我们六等人即便怨气冲天，毕竟本事有限，如何兴得起风浪？纯喜的儿子吓得慢慢后退着远离我，可见我表情的可怖。

　　纯喜怕我对他儿子的举动有意见，悄悄告诉我："他神经有点问题。渡钢疯子多呀！"当初渡钢可行性研究时，就有人说金江这地方风水不好，第一个厂化工厂办垮了，第二个厂针织厂要垮了，第三个厂经编厂走下坡路了……那就是说，这笔帐只有向天算了？我听说，厂工会主席疯了，某司机癫了……比我年轻的职工已经死了几个，但这似乎不怪天，而该怪水，针织厂染布的废水就排在渡钢泵站取水口上方。

　　当年选厂址时登高远望，诗人费德富说："昆明西山叫睡美人峰，渡钢这个山包是醒美人！"我接了一句："这个美女额头太高。麻衣相说，'女子额高，三嫁不牢'啊。"不幸被我言中，它居然经历了上海、攀钢、无缝三嫁，终究还只有破产一条路。

　　我是六六年三线建设时进攀枝花的，参加了在只有7户人家的山沟沟创建攀钢的全部过程。我当时的领导管竹卿后来当市文联主席，写了几本回忆录性质的书，对我们"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的艰苦创业有极生动的记述："……'干打垒'生活过了四年之久。后来，齐(前文有述，齐文英，2001年以十九冶副经理身份退休)、柳、张(前文有述，张玉生，即本人)相继结婚，搬去住双身宿舍，双身宿舍亦是'干打垒'或席棚……"与管、齐相比，我例外的是，在奋战建攀钢20年之后，我又经历了一次几乎同样艰苦的渡钢创业。攀钢不会记得为了送电、有个可以在工地7天7夜不下火线的年轻人。我为渡钢所做的一切人们尚不会全忘，但是，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记忆犹新，更增加耻辱和伤痛。

　　我的悲剧在于追求完美，崇尚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年轻时读"虬蛇无脚而飞，鼯鼠五伎而穷"，一直不以为然。我大约也有"五伎"吧：搞电气技术；80年代出过书；从牛棚出来干过体力；当过单位721大学的老师……现在真的"穷"途末路了，我服气了。我将自己的一生总结为"一两两一"：一生奋斗，两个单位，两次创业，一败涂地!我遇见75岁高龄的市人大退休副主任时，他批评市领导在建渡钢问题上决策错误。我不知别人对错，只知道我错了。义愤填膺、怒发冲冠、火冒三丈……终究只是一时的冲动。面部肌肉不能永远扭曲，它僵硬了，于是，狞笑变为干笑--山高水深白发人几十年和单位唇齿相依，对十九冶，我爱厂如母；渡钢是个新单位，我爱它如子。在我心中，单位是党、国家、社会的缩影和代名词，我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单位，个人写的文章有时用单位名义发，稿费都不要。攀枝花建设之初学大庆政企合一，攀钢所在地银江公社由以我们19冶为主的二号信箱负责，我和齐文英偕同对象登记结婚时，公社的办事员说："你们是我们的上级……"结婚靠单位，生老病死全然。老职工辞世，单位会按照他们生前的级别，安排几辆直至上百辆车为他们送葬，我参加过单位为管竹卿夫人、邻居安多方、好友郭相周等组织的葬礼，送花圈，写挽联。与他们相比，我又例外了：不可能是单位为我送葬，而是我这个白发苍苍的人为呱呱坠地仅仅14年的渡钢送葬了。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含泪为它撰写挽联，实际是自咏自怜：生不逢时旧千年三嫁随风逝，死得其所新世纪一命付水流。

　　我的原单位有学校(包括电大、中专、技校)、公安(这两年刚交出去)、商店、托儿所、幼儿园、浴池、食堂……一应俱全。单位没有办不到、也没有不办的事情。我的习惯，为朋友、为单位可以两肋插刀，楼下一声喊，放下饭碗就走。我自己则喜欢万事不求人，尽量不麻烦单位。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在攀枝花最困难的时候出生的，身体不好，夜里来病了，抱起来就上医院，那时没有出租车，要车就找单位，但我想又是调度又是司机的，何必闹得大家都睡不好觉？有一次下小雨，我用毛巾被把女儿蒙起来，因缺少空气，抱到医院已经心衰了，紧急抢救……抢救的是单位的医院，报一句"电装公司的"，不存在什么押金，救人要紧，真正的救死扶伤人道主义。可以说我女儿的命都是单位救过来的。几十年风风雨雨，哪一次成败、苦乐不与单位相关？

　　在原单位，我有众多的师傅和徒弟；在渡钢，我有最后一批徒弟，其中女徒弟小孙刻苦钻研，尊师敬业。可是，离开渡钢的仪表系统，她所学完全无用了。她尝试做很多事，包括传销。她劝我说："师傅你那么好的技术没用了，关系是第一生产力，你那么多关系再不用，苦撑到哪一天？我真想为你哭。"我过去的下级、变电所长张中华还记得为了抢送电我在变电所外摔伤的事。也忘不了用她犀利的嘴埋怨："张工(指我)那时候把我们卡的紧，喘气的功夫都不给，现在全完了。"面对真心的劝责，我只有冷笑、干笑，嘲笑自己。

　　我年轻时接受一种理论："把知识还给人民"。"献给人民"不行。虽然都是无偿的，但献出起码要对方感恩戴德，"还给人民"是说知识本来是人民给我的，是我欠人民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情、感激全都不能要。我为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至今两手空空仍不悔。我32岁在十九冶电装当队长时，单位盖楼房我们电工当小工配合，安全交底后，摆砖的都知道为张队长摆一抬80块的，我的动员令就是自己首先抬砖上跳。

　　我和单位这种相依为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比如当年我们学雷锋，见到拉车的就帮着推，没错。第一，当时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主要是国家积累，我们单位平均年工资500元不到，全员劳动生产率是5000元以上，90%为社会贡献了；不论你帮谁推车，实际上都是给国家做；第二，没有哪个人能窃取你创造的价值，比如拉车人，他不会因为你的帮助多拿一分钱，因为那时没有变动的奖金；第三，没有其他不安全因素，不会惹麻烦说车上丢了东西，更不存在因为车上有毒品而涉嫌贩毒。即便送拉车人去医院也不会被粘上--他一定有单位，单位就是身份证。

　　如果现在像我们那时那样上车就当义务列车员，真正的列车员可能偷懒去了，而且还要拿额外的奖金，你把车厢打扫得特干净说不定面临加价，最后是扶老携幼上下车后回到自己座位上，不是座位没了，就可能自己的包被偷了。渡钢诞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我错就错在仍然照老样子干，忠于单位或许没错，但无意中豢养了懒汉以至蠹虫，加速了单位的灭亡。

　　我舍不得单位死，但无奈："世上只有单位好，没单位的职工像根草。离开单位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歌这样唱，人还得活。唱着唱着，面神经松弛了，逐渐有了笑容，但满是苦味。

　　苦笑--故伎三十五年前过去有两句话：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我一直觉得不对，因果关系反了--大河的水是从无数小河来的，而不是相反。然而，当渡钢这个大河没水之后，我从自己干瘪的钱包才体会到这相反的道理却是千真万确的。

　　国家统计局调查：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24元。我的收入是全国平均的1/3，老伴大约和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一个月500多元，比在原单位少了将近一半。怎么过？两句话：远离时尚，回归故伎。

　　远离时尚说的是凡属新世纪时尚的东西诸如家庭购车呀、旅游呀、180元一张的剧票呀、住房装修呀、补养健身呀，都离它远远的，"既不能至，心莫往之"，免得走火入魔；回归故伎，是说把35年前攀枝花创业时的传家宝、那些艰苦奋斗的传统都捡回来。

　　要说苦，没有35年前苦。现在便宜的水果很多，不像那时候，省吃俭用偶尔买点苹果、梨给孩子补维生素，我只能吃果皮和核。现在老了，牙不好，苹果核可以吃，梨核太酸，心疼也只有扔了。那时汽车拉金沙江水上来，一人发半盆，早晨洗脸后留到晚上洗脚，洗完脚后留到第二天早晨浇到正施工的干打垒泥土上，再领新的半盆。那时的口号是：热了，想想烈火中的邱少云，渴了，想想上甘岭。现在水有的是，十元一瓶的纯净水喝不起，一元多一吨的自来水管够。一块来钱的煤气常用不行，再拣起一毛来钱的蜂窝煤。简易楼房装修不起，进屋免去了脱鞋换鞋这些麻烦，和结婚时的干打垒新房相比，又宽敞，又安全。唯一可惜的是，那是原单位的房子，不卖给我，要付高价房水电费，对我无异于雪上加霜。

　　66年攀枝花不通火车，几十万建设大军的食物全靠汽车运进山，只能挑好运的运：粉条、腊肉、花生米、海带、皮蛋，号称老五样。但那时无论谁都一样苦。冶金部副部长徐驰是攀枝花市委书记。他来十九冶检查工作那天，食堂一定杀猪，有鲜肉吃。那时吃肉，肥肉第一，瘦肉第二。这不仅因为粉蒸肉一毛五一盘，瘦肉片要两毛；更重要的是当时肚子里油水少，难免挑肥拣瘦。听先于我进攀枝花的瞿迎祥(十九冶电视台长，已退休)讲，徐驰第一次到十九冶的时候，食堂到邻近的五公司四队借了点新鲜肉，炒了几个菜。徐驰听汇报、吃饭都在干打垒会议室，菜端上来，他先到职工食堂转一圈，发现大家吃的仍是老五样，没有他桌子上摆的鲜肉，他不吃了，饿着肚子继续听汇报，弄的十九冶领导很难看。以后，徐驰和市里其他领导李非平等来，干脆杀猪大家一样吃。徐驰眼睛瞎了一只，检查结果竟是营养不良。当时我的月总收入是六十元七毛，徐驰是三百元，但平等。

　　那年是我们学大庆的第三年，第一年学的评功摆好，第二年学的推倒重来，第三年学的就是开荒种菜。菜多了，猪也多了。对此，管竹卿在《拾荒集》中专用一个小标题《学南泥湾》加以描述。当时我年轻力壮，以一当二，挑粪、挖地这些重体力几乎是我包了的。

　　当时我的月收入可以买大米四五百斤，孩子住院能住几十次，交学费可以从小学读完高中，交房水电费够几年的；现在的195元仅能买一百多斤大米，住院一次也不够，上学顶多够一年，房水电费不够两个月的。我当时在单位是中间偏上。目前是下但非最下，我不失温饱，还有贫困的呢。

　　21世纪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但苦乐不均。十九冶和攀钢住宅区交叉，攀钢效益好，职工阔，可用的东西也扔，我扎的皮带就是老伴从垃圾桶捡来的，老伴安慰我说："扔东西的人挺胖，不会有病。"我嘴里答应着，偷偷把皮带在烈日下晒了一天消毒，尔后才启用。

　　1987年，我的第二本科普读物《"大电子"和"小专家"》出版后，攀枝花《群众文化》1991年6月总30期发表祝伴的《执著的耕耘者》说，"张玉生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如同对文学爱好一样勤奋、执著，有'电王'(电气大王)之称。……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总是步履匆匆，守时如钟，几乎没有时间考虑自己，一身黄工作服，一双电工胶鞋，一个旧工具包……"文章说，"不追求时髦，不迎合潮流，不放弃耕耘"是我"为人为文的长处"。这长处现在又用上了。66年我穿过7分钱的草鞋上主席台；现在，除了背心内裤袜子鞋需要补充外，其他我都捡儿子女婿淘汰的，样式、颜色有的不适合老年人，说不定有人以为老张头新潮呢。

　　现在我收入少，更大的担心在没有保障。对于我这种渡钢没分房、没房改、没有自己的住房，一怕涨价二怕病。毛泽东牙疼不吃药，让身体增加抵抗力，我学，感冒发烧就喝开水、睡觉、发汗……这些也是小时候爸爸、妈妈常用的土办法，可惜我没学会手揪、刮痧、拔火罐。

　　当年我的团委书记秦万祥现在是市委书记，电视上常见到，一旦孩子或朋友有求，我心里就难受了：褴衣、敝履何以进政府之殿堂？这时需要阿Q精神。战友们为攀枝花"献了青春献终身"，得到回报；我例外，我是"还"，"还了青春还终身"，没有回报。"还"不是比"献"的境界高么？这样一想就坦然了。由于我和老伴是双职工，在与单位共荣辱的几十年间，我们的生活起码是温饱，改革开放到达过小康甚至富裕。看几则事例：自费坐火车买卧铺，以前为了额外享受几十元的补贴，公费出差都不坐卧铺；冰箱从单门到双门；除掉公共汽车、中巴外，偶尔可以坐小巴甚至打的；请客可以到餐馆；买了空调……现在单位快完了，我又退回到温饱：卧铺改回硬座，不过我的水平不行，只坐过成都到北京最长不过四十小时，我老伴成都到广州加上晚点坐了六十四个小时，盛暑三伏天，下车时仍是神采奕奕；双门冰箱送给女儿，我们用84年花770元买的小单门，省电；空调已经闲置几年……

　　苦日子要自寻乐趣。我悟出，这年头凡是大众消费的地方都收费，如公园呀，厕所呀……上等人享乐的地方不收小钱，星级酒店放心大胆进，有人为你开门，厕所备好了香皂、毛巾、烘干机……服务生把手纸递到你手上，闻着香喷喷而不是臭烘烘的味道，我飘飘然，尽情的享受着这在单位一辈子也没享受过的享受，瞬间甚至对单位是不是真的那么好产生了怀疑。成都的证券营业部多如牛毛，可以随便进出，补开水，吃冷气，解手……可惜大量空闲的电脑只有股票行情，不能干别的。攀枝花不如成都，米贵，处理品都是过期、变质的，市中心一家证券营业部，我犯经验主义去解手，出来时钻出个收费的，两毛。虽然我的工资够每天上三十次的，但那是用来填肚子的钱呀。苦笑之中，杜撰一联：苦辣酸甜皆滋味，喜怒哀乐尽人生。自鸣得意，于是，又恢复了--

　　微笑，病树前头万木春

　　据说，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是人生的悲剧。我非英雄，现亦非末路，悲自不必。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单位不行了，社会福利在发展，攀枝花市60岁坐公交车不要钱(虽然有个别司机拒绝执行)，我由此梦想建市40周年会不会对老攀枝花来个经济实用房什么的。或者，老人治病有优待……想到未来充满希望，没有单位也会活得好，我情不自禁地真心地微笑了。

　　苦日子过惯了，如果一个月有1950元，我还是这样生活，不过，外孙女的冰淇淋会升级，不会像现在这样专挑五毛钱的买(即便这样也要挖库存呢)。

　　我和银纯喜是酒友，他戒酒已久，我虽未戒，但也难得有畅饮的机会。老伴和我是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老乡，习惯一样，信奉穷家富路，因此，2001年8月坐硬座去成都时她便为我买两瓶啤酒装在饮料瓶里带上(车上买太贵，带原装玻璃瓶又太重)。一口气喝了一瓶，头脑发木，用四川话说叫二麻二麻的，我这才明白"陶醉"这个词是何等的贴切！据说吸毒后有飘飘然如上天堂的感觉，我想其滋味也不过如此吧？我和纯喜在重庆会审图纸时曾喝得酩酊大醉，但那时年轻，心理正常，无任何异样感觉。此次却"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似乎超凡脱俗、大彻大悟了。俗话说，酒醉心明白，我闹不清到底是醒明白呢，还是醉明白？我暗暗下决心，以后正式退休工资长到四五百的那一天，每周一定要喝一瓶1.6元的冰镇啤酒，过过神仙的日子，雷打不动！

　　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我想了很多。和前代人比，我们是幸运的，他们牺牲的是生命，我们仅是利益。利益牺牲也不大，仍有温饱，只是与奔小康、富裕、富豪的大队人马相比落伍而已。据说为了种群的利益，动物有时都会选择牺牲：面临狮子的威胁，本来可以独善其身的壮年斑马会长嘶倒下，用自己的生命换得老幼的平安。"为有牺牲多壮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当年倒背如流，如今轮到自己却全忘了。念头及此，不仅汗颜。

　　白居易诗云："有木名凌霄，泽秀非孤标。偶依一株树，遂抽百尺条。……寄言立身者，莫学柔弱苗。"我喜欢这首诗，看不起寄生者，但却几十年和单位建立了这种依存关系。从毕业只知道听党的话，服从分配，想都没想过什么叫择业、失业。单位大，自己主宰不了，等于把命运交给别人。有单位好，有人管，焉知不是束缚？58岁，单位管了38年，诀别有一种失落感。和潇洒的后一代人比，我们未必不幸运，他们时时面临竞争，我们一生只要苦干不需其他，有的只是竞赛，而且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单位垮了，好比一个家庭散伙了，家庭中的成员仍是血肉相亲的。我长期担任渡钢的技术负责人，自觉对同事、下级、徒弟没尽到责任，趁单位终结之前，我要最后一次发挥作用，那就是，说服大家：怨恨于事无补，顺应或有新天。为了节省车费和电话费，我没办法主动和他们联系，但只要见面，就会陈芝麻烂谷子的说个没完，一直说到火消了、气平了、心顺了、脸笑了。原来总觉得渡钢的年轻人竞争力差，离开单位一逼，不乏佼佼者，有的在保险公司当部门经理，有的在星级饭店当高管，甚至有发财的。应了古话：时事造英雄，困境炼人才；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们过去对单位的期望是恢复生产。现在不盼了，深情关注将在这块废墟上诞生的。我们明白，真正的新生--火鸟再生是在涅盘之后,虽然我只有退休了。渡钢濒临火车站、飞机场，土地有价值。据说一家港商慧眼识宝地，正在谈收购。

　　我对渡钢的骨干、同僚们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长征路上扔掉的东西有的是好东西，但不扔就没有以后的胜利，渡钢就是改革开放途中该扔的。它是一条行将沉没的破船，但沉船上的人并非无人管，六等人仍然有稀饭喝。把单位和国家分开，单位要死就死吧，国家会活得更好更轻松。有的人想不通："政策应该有连续性。如果当年是现在的政策，像你那种不要命的干法，恐怕存款也上百万了，今天哪会为住房、生病发愁？面子上也过不去呀！"我觉得好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牺牲的烈士一条命值一百多万美元，长征路上牺牲的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好比的。牺牲者总是可歌可泣的，历史将有我们一席之地，而非无颜见江东父老。《红灯记》中的规矩是送亲人上路不许哭，我们要微笑着与单位诀别。

　　我对渡钢的下属说：小车司机石师傅告诉过我，大跃进时有一种车，没倒档，叫"向前进"。这样的车总有一天要走进死胡同。人生不能无倒档。我对渡钢的徒弟们说："改革开放好比一场马拉松赛，跑第一固然光荣，跑在最后的作用更大--他支撑着整个比赛。试想，每一个人发现自己落在最后便离场不跑了，新的最后一个也照此办理，于是，就和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最后只剩下第一名一个人。改革开放需要开路先锋，大概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吧？但也需基石，再穷别去贩毒、抢劫、诈骗、偷盗……给改革开放一个安定的大环境，这是我们能做的牺牲，也是贡献。向上比无止境，量力而行，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同僚、下属、徒弟们都笑了，会心的笑。他们说："张总想的通，我们还有什么？"

　　我真的想通了。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的《岁月心语》中有我写的《从"骆驼旅行"开始》。文章结尾说："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今天的展翅蓝天，遨游全球，是以当年的骆驼旅行为起点的。是攀枝花建设者们，几十万忍辱负重的'骆驼'踩出了丝绸之路的现代辉煌，驮出了攀枝花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今天。"既然做了忍辱负重的骆驼，怎能出尔反尔、患得患失？

　　不过，我还没有真正同单位诀别，因为我还要去交党费--带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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