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旭

　　记者在采访部分民营企业和与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交往中发现，他们在带领企业勇于创新、加速发展的同时，一种内心的不平常常流露话端。这种“不平”，究其实质，还是一个私企的国民待遇问题。

　　实施国民待遇，应该是针对外企一个的国际问题，现在居然和私企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是这个问题却一二再、再二三地被我们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提起，而且内政问题也突然上升成国际问题，是到了我们应该好好对待它的时候了。

　　谈起私企的国民待遇，我们不能不追忆中国民营及私营经济不平凡的发展历史。这个历史虽然只有20多年的时间，不能算长，但它与我们的改革开放如影随形。20年间，中国民营及个体经济在朦胧中诞生，在朦胧中挣扎，在奋进中成长，终于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棵参天大树，但是，他们始终渴望国民待遇。

　　2000年，中国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民营经济的地位。今年；朱基总理在关于“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指出，要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经济健康发展。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就民营经济的国民待遇问题提交议案和提案。

　　记得政协委员、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王超斌在提案中曾建言：国家应加大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力度，并制定相关的法律维护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实施民营经济的“国民待遇”。

　　经济学家萧灼基认为，民营经济在创造社会财富、增加国家税收、活跃市场经济等方面，已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加入WTO，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方面将会与外资企业同样享受“国民待遇”。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私企的国民待遇不但事出有因，而且由来已久。这一话题在我国就要加入WTO时再次提起，应该有特殊含意。“对外放开的也要对民企放开”，“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可先允许民企进入”，诸如此类。虽然明显有“挟洋迫改”之意，但提出该话题的人应是一番好意。

　　其实，就算没有WTO这回事，我们的政府是否也应该允许私企和其他一样平等进入、平等竞争呢？这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既无问题，也谈不上什么待遇不待遇。私企毕竟与外企有些不同。外企之所以有国民待遇问题是因为总有一部分外企被排除于享受这一“待遇”。中国加入WTO后，自由贸易与投资畅行全球，竞争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无所谓国民待遇了。而私企，既然和国企面对的都是统的一大市场，而且这一统一大市场据说奉行的是“市场经济原则”，那么包括私企在内的所有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问题是，究竟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众所周知，中国民营经济法发展的龙头在浙江。浙江经济是一种以民为本，立足于民，利国富民的经济。正是这种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民本经济，给浙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浙江经济有活力，浙江经济有动力，浙江经济有实力，浙江经济有潜力，而这种巨大的活力、动力、实力取得，得益于政府为其提供的“高标准”的国民待遇，这种充满着发展、创新意识的国民待遇，使得蕴藏在广大民众之中发展潜力得以爆发。

　　现在是没有人再提要搞计划经济了，然而，中国人的“计划情结”依然非常重。事实上，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否就是彻底的、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最起码，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和WTO其它成员国完全一致，完全依赖于个人产权，以个人负责、自主创新为依托的的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的私企究竟要什么样的国民待遇，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私企、也就是我们的民营及个体经济确实在风雨中长大了。长大了的他们，要的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民待遇”。这种国民待遇虽然不一般，但却又是最初级的国民待遇，那就是他们渴望已久了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这符合WTO的规则。因为，对非市场经济国家，WTO是不跟他玩的，也没得什么好玩而言。所以，所谓给私企业以国民待遇，即意味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权力”在全国的落实，而决不能借口“国民待遇”施行非市场经济行为。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际，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和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地变化，浙江的民营经济也已经走过了以数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了以结构调整、增长转型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的转变，面临着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我们还在谈给我们的个私以国民待遇，显得的确可笑了。但是就是这种可笑，我们许多地方远远没有做到，因此，谈谈这一问题还是有意义的。WTO无疑成为中国新的改革开放的里程碑。这里边关键的关键就是中国有可能借助国际力量，走一条更加彻底，更能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之路。市场经济之路，竞争是准则，竞争面前讲究平等，平等就是一致，只有一致，才能在竞争中发展，才能在竞争中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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