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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聪实习毛修炳／采写
被采访者：
宿景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全球化研究所副主任 副研究员
庞中英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博士 副教授
全球化中的反全球化
记者：热那亚西方八国峰会期间，欧洲反全球化组织举行了浩大的示威行动。此组织在去年的法国尼斯欧盟首脑会议，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银行会议上多次举行示威活动。反全球化活动表明，欧洲社会对全球化心存忧虑。示威者认为西方国家提倡的全球化进程只是垄断资本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结果只会导致贫富分化和环境污染加剧。应如何看待目前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运动呢？
宿景祥：以前社会对反全球化运动并不关注。事物发展是辨证的，全球化问题本身是矛盾的。全球化是什么，反全球化反的是什么。从现象看反全球化是运动，但本质上它是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运动的中心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中心在发达国家，全球化制造反全球化。在最高层次解释，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资本主义存在三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以工业和金融为基础。保守主义的基础是土地，逐步转到国家政府，着重于维护某种秩序。从自由主义分离出来的工人构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三种意识思潮在欧洲一直存在。反全球化分子是与政府对抗的最前沿力量。在过去反全球化运动曾取得两个重大成就：(1)反对多边投资协定(MAI)。1994年在经合组织OECD内部举行了由美国发起的讨论货币投资、全球秩序建立的会议。冷战结束后最重要是建立新秩序，而现有的秩序包括WTO在内都是在过去秩序基础上建立的。改造旧秩序应从资本入手，涉及法律标准的制定，资本利益的保护、投资自由和资本流动的权利保障。这个在OECD内部讨论的草稿被反全球化者公布在网上，迫使欧洲国家进行议会讨论，1998年后该协定就被搁置。但过去人们对该胜利不很重视。(2)具有历史性标志的西雅图运动。反全球化开始有新的口号“We can fightwe can win”。从西雅图运动结束以后，每一次重要的全球会议都有反全球化示威运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今年6月哥德堡会议就有4万多人参加。反全球化运动正在发展，各国政策肯定会有所影响。但反全球化力量到底多大，目前还不好估计。
庞中英：既然有这么强烈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这就说明全球化出现了问题，说明在世界经济表面上“繁荣”背后隐藏着问题和危机。反全球化不仅是对当今世界矛盾的不满、喧嚣、攻击，而且它为人类与世界利益付出了巨大努力，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如环境污染、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发展机会不均、资金流向失衡等等。而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是应该去解决的，甚至是应及时去解决的。
尽管反全球化行为切中了当今世界的要害，但很少人能提出可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甚至在运动中，出现一些极端行为与言论。如1999年西雅图、去年布拉格就出现街道暴力事件。
记者：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反全球化运动似乎越来越组织化，而且反全球化本身也正成为一种全球化现象。
宿景祥：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问题充满了悖论。美国时代杂志有篇题为“CHAOS INCORPORATED”有组织的动乱的文章，主题是热那亚西方八国峰会期间的示威行动是一次有组织的动乱。反全球化运动成员五花八门，但基础力量均来自具有悠久历史的组织。过去不同力量现在都转到反全球化运动中。时代杂志提到过欧洲有以下积极组织：(1)法国泛白人自由组织——WHITE OVERALLS，欲通过斗争建立白人自由；(2)英国抵抗全球化组织——GLOBALIZE RESISTANCE；(3)西班牙YA BASATA组织；(4)德国反法西斯运动——ANTI-FASCIST ACTION。每个组织都有不同政治、宗教背景，拥有很好的公众基础。新组织也往往建立在旧组织基础上。西雅图运动的领导者——Lori Wallach就将其PUBLIC CITIZENS组织发展为GLOBAL TRADE WATCH(全球贸易观察)，并成立分部。反全球化取得几次胜利，尤其在西雅图运动取得很好经验后，反全球化组织工作明显加强。去年9月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反对世行和IMF年会的活动中组织者就邀请了美国Lori Wallach来统筹整个活动，使得活动更有组织化，避免流血冲突。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基本精神是倡导个人自由，但自由主义始终受到正统力量的束缚。自由主义者始终是处于反对政府的角色。互联网的发展节省了大量的公文费用，欧洲一体化使得旅行程序便利，都促使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庞中英：我认为现在我们对“反全球化”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认为“反全球化”就是不要全球化，去走传统的发展路子。那是不对的。实质上，“反全球化”：也是一种全球化。我们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反全球化的人来自全球各地，有欧洲的，亚洲的，甚至是非洲的；而且他们还来自不同的行业和组织，有工会的、环保组织的，有土著人、社会主义者，性别平等主义者，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没有全球化的交通、信息科技，他们会去反全球化吗？显然是不能的。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就说明：他们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
记者：不同利益群体组成反全球化组织。那么，反全球化到底反什么？
宿景祥：从口号看，反全球化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反政府，认为政府代表大公司利益，损害公众利益；(2)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对全球发展的不满；(3)人道主义，为第三世界讲话。反全球化是全方位的。总的来说，反全球化运动并没有也不需要给政府提出替代方案。它只是反对、揭露社会问题，属于一般民众运动范畴。从各方面批判全球经济和国家发展方向看，最能打动普通公众的关键还是对日益膨胀的公司力量的担忧，对公司可能统治世界的不安。口号由“All Power To Soviet”转变为“All Power To The Market”。市场拜物教过分强调自由市场，而市场最强力量是大公司。公众便把对大公司的抵触转到政府身上。“西方生活第三世界化”——西方大公司把制造业转移到其它国家，造成大量失业、工资不稳定，引起公众的不安。这种社会因素的膨胀会影响自由贸易。自由主义长期占上风，“市场必胜论”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但国家竞争加剧，保护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是由市场力量驱使，政治却是实行民主改革，一人一票制。政党不会忽视公众不满情绪，尤其在大选期间。许多打着自由贸易旗帜的问题本质上可看作是保护主义，如知识产权、反倾销。劳工标准问题是反全球化主义和保护主义共同强调的。
庞中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0年4月发表《千年报告》。该报告的第一部分重点谈及全球化，当然包括了反全球化问题。他认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首先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展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而对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力量——20年来第5次严重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危机。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
该报告从一个最具典型的方面解释了反全球化现象。但是该报告似乎忽略了，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全球化的利益”分配问题，实际情况要比分配复杂得多。例如，反全球化或者全球化的批评者提出的更尖锐问题是“谁的全球化”(whose globalization)。此外，还有反垄断的，也有反贫富分化和环境污染加剧的等等很多。实质上，那些反全球化的人反对的只是全球化过程中滋生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全球化本身。认识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
秩序应由政府维持
记者：形成新秩序需要不同力量的较量。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之间的斗争结果会形成一种均衡，一种新秩序。从这一点看，反全球化运动是很有意义的。
宿景祥：反全球化运动实质上是批判自由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始终高举自由市场大旗，国际组织成了推行自由市场的工具。然而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的谬误是政府减少管制，市场代表却是最大公司。公司管理只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无序，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提到。市场力量可以大到足以破坏过去的秩序，但不能马上提供新秩序。全球化带来更大的无秩序，政府间必须加强合作。这就是所谓的全球经济管理。美国强调的是由美国领导的秩序，但美国过分重视大公司利益的现实让人怀疑它的公正性。在未来必须有一种新的秩序，它不是八国式的。新力量崛起的影响将越来越大，美国必然要放弃它的秩序。
记者：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政府应能够提供一个完全解决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的担心的保护机制，应给人们提供培训和教育的机会。政府有责任提高全球化进程的平等性和有效性。那么全球化中政府该如何定位？政府的地位相对于以前是增强还是削弱了？
宿景祥：从政治学角度来讲，社会越发展，政府作用肯定会越加强。主权本质是一种秩序，而秩序只能由政府维持。无论从世界范围还是国家内部，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低限度的救济和福利。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免除也视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另外，政府应负责各种规则的建立。现在经常提到的“主权让渡”、“削弱国家主权”，我认为这种提法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主权是政治学概念，可以改变主权的范围，但以国家为核心的主权本质不变。德国《国际经济学》杂志一文提到一个悖论：经济活动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游戏规则是国家制定的。国家作为全民的代理，提供了最高的信用。
庞中英：刚才我提到的一些问题需要“全球解决”GLOBAL SOLUTION。以后，我们更加强调的可能就是“全球治理”(GLOBAL OVERNANCE)，全球化问题的全球解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也说明全球化可能会使政治组织形式发生一些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试着问这么一个问题：21世纪民族国家仍将是人类政治组织的主要形式吗？
我觉得，不一定，民族国家肯定还在，但具体的政治组织形式可能是非常多样的。“全球治理”可能就是最大的变化。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会越来越重要。再有是“地方治理”，如拉美、东盟对毒品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把一定区域内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另外，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未来世界，这些新型组织就要与民族国家的政府一起来进行治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的政府作用相对会削弱一些。但国内的问题仍然很多，需要自己的政府来解决。
中国是全球化的赢家
记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正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是经济全球化中少数几个赢家之一。对全球化的把握有一种观点是“顺时务者为俊杰”。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宿景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都是概念、现实，并不是信仰、意识。中国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是全球化的赢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出现反全球化运动。中国处在不同于西方后工业的工业化转型时期，存在迅速发展的潜力。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大量受教育的劳动力供给，是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一直没有中断。美国自由主义者克鲁格曼认为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只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不是生产力的提高，但他同时不情愿地承认中国具有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问题如农业、失业工人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但不会影响全球化进程。整个国家有发展机会，个人才有发展机会。不能为了部分群体影响整体的进步。未来中国必将是世界制造中心，因为劳动力不如资本和技术易流动。大国的崛起必然会改变世界利益格局。中国经济发展与东南亚处于同一个历程，全球经济是竞争性的，纯粹从经济角度看，他们担心中国经济发展不成理由，中国威胁论是站不住脚的。18世纪初英国、18世纪末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的日本、21世纪的中国被西方誉为5次大国的崛起，而且这5次均与全球化进程有关。大国崛起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何况中国自身有很多困难，阻止中国经济全球化是没有道理的。
庞中英：我是支持全球化的，中国应该积极地加入到整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今年有两个大事件一个是申奥成功，一个是马上就要到来的，加入WTO。这会大大地加快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
在这里，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到三点：第一，全球化代表了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向。在19世纪以前中国的科技水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西方国家只能抬着头看我们。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学习，把中国的技术学了过去。现在整个世界都转了向，美国成为世界上科技最强的国家，中国落后了。今天轮到我们向别人学习了。而在科技上追赶别的国家，这就需要加入全球化的进程。而科技对现在这个世界进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第二，全球化对中国的益处最多。就拿现在而言，中国已经非常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去年中国出口额的百分之四十多是从美国那里来的，而其他国家出口额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就是在25%左右。一旦中国从全球化的道路上退却下来，损失是可以想见的；第三，要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和解决。问题并不是某一个国家单独制造出来的，所以解决很可能需要大家一起来解决。外国有专家认为可以通过加强全球制度建设，实行全球解决方案，我很赞同。
记者：在中国作为正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中的超大国家需要理论去界定什么产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保持民族工业的形态，哪些产业在战略高度上必须保持完整的“独立自主”。如何考虑国民经济整体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如何定义和规划战略产业？
宿景祥：战略产业是战略贸易理论家克鲁格曼提出的，他笼统地将其定义成高级产业，如影响周边产业、国家安全技术的产业。抛开军事安全，战略产业实质上应视作财富的来源。如汽车、飞机业给工人提供高工资，就可被视为战略产业。中国不是为了保存完整民族工业体系而保存，而是中国有这个能力和必要。产业的选择不能纯粹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必须放在社会、政治、文化这个大背景下考虑。全球化涉及很多学科的交叉。认识反全球化，应区别欧美国家社会思潮的不同基础。英国是自由主义和工人为基础的国家，工党势力很大。法国爆发过大革命，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盛行。德国很晚才统一，国家主义根深蒂固。中东欧反塞族主义的种族主义严重。美国也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政策制订都有很深的社会背景，不可能完全接受自由市场的运行。中国不能完全让自由市场来选择，政府应有所作为。如果秩序破坏了，什么都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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