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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里雯
经济报道有怎样的嘴脸？大约有街坊大妈式的、赌徒式的、小学生作文式的、政府报告式的、和尚念经式的，以及黑社会式的。最后一种经济报道被难以言明的气氛所环绕：陌生的名字、难解的术语、不加说明的冗长数据、奇怪(或根本没有)的结论。只有那些通过这些报道互通声气的组织成员明白其中含义。每天，纯粹出于对所居世界的好奇心，我摊开报
纸，阅读经济报道。这是一门痛苦的功课。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只有五万分之一的读者是金融家。在今天的中国，这个比例可能会高出二分之一——不是由于我们人更少、金融家更多，也不是由于时代的进步，而是因为非金融家的读者很容易被我国沉闷的经济报道吓退。
约翰·坎尼夫，二十多年前美联社《商业明镜》每日专栏撰稿人与唐·怀特黑德、雷尔迈·莫林、霍华德·本尼迪克特、约翰·巴伯等编辑记者共同创造了美联社的神话。那时，美国文化已经让欧洲人刮目相看。表面上，整个世界似乎正在政变和战火中挣扎，然而一张新的经济格局图却在冷战铁幕后冉冉升起。苏联和中国逐渐走出了政治格斗，进行了悄悄的经济革命；原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自主权；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建立了近三十年，整个西方经济在这个健康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一切都在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制做准备，包括飞速普及的现代教育。坎尼夫这样的优秀记者们意识到，过去像看魔法师一样看待医生和科学家的人们，正在逐渐要求与前者对话，要求更多的知情权。记者们的责任不是为有限的专业人员做报告，而是向一个不断扩大的阅读群体传播过去被专家们垄断的信息。他们在科技、宗教、医学、金融等领域的报道可亲、有力、简洁、生机勃勃，且不失细节和深广度，从不使读者觉得自己像个文盲或外星人。有几百家报纸每周五天刊载坎尼夫专栏中那些“无法用美元符号叙述”的经济报道。他认为从事经济报道的新闻写稿人应当这样工作：
“他必须认识到，他的工作是把专家的工作解释得一般读者可以读懂。他必须用金融方面的知识教育自己，但又并不是要成为一个金融专家。他必须努力学习，必须保存资料，因为各个商业事件都有漫长的历史，而且没有哪个人的头脑能够记住所有的细节。他必须懂得政府各机构的工作情况，因为从华盛顿传出的商业新闻的数量及其重要程度正在不断增加。然而，当他坐下来写作时，他必须使用任何优秀记者使用的那种英语。”
萨缪尔森说，学习经济知识是十分有趣的。然而一种古怪的矜持却使我国经济报道“绝世而独立”，像被寄生虫一样的坏习惯咬坏的苹果，令人生畏。这些坏习惯有各种各样的来源，比如漠视商业的文化传统(为什么迄今没有关于经济知识的中小学课程？)、八股文教育、政治报道的催眠、新闻工作者的惰性，以及别人坏习惯的影响。不管坏习惯有什么来头，它都会结出相似的果子：使用令人费解的文体，而不是清楚简洁的句子；用金融界的行话，而不是日常的说法；等待一个企业发表公告，然后全盘接受，而不是出去寻找新闻；被动地抄录被采访对象的话，而不是平等地与之谈话乃至交锋。总之，是接受，而不是批判；是叙述，而不是描述；是照本宣科，而不是精心构思。这样一来，一个设计得当的软件也可以编出一篇时下的经济报道，而且一样的难看。
也许有某种误解妨碍了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自由发展。他们将经济报道置于现代媒体的神龛之上，将经济生活的重要胜与政治生活等同，因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官僚气息。然而，虽然重要性相同，政治活动所必需的某些习惯对于经济报道却是致命的。例如，在用语方面，从政者倾向于使用套话和使语意模糊，这是因为该职业必要或习惯的谨慎，也是由于长久的历史传统。我国商人有时以成为政治家为荣，也是历史传统，但在他们还在从商之时，工作方式并不尽相同，行业规则也不尽相同。经济报道则应当以明晰、生动、准确、迅速见长。经济活动是更富于生机的一种活动。“对于人们的希望、工作、生产、失败、成功以及推动国家前进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的现象，难道不能采取较有想象力的处理方法吗？”坎尼夫说。
这也许就是说，一场政府会议和一场商业会议不应当用同样的报道方式。“XX公司高层近日开会……”一篇这样开头的经济报道是恶劣的。而“XX经理涨红着脸，在发言的二十分钟里挥舞着右手的报告”则是好的。商业运作可能惊心动魄，但是寡淡结巴的语言会使之面目可憎。有时，莫名其妙的避讳也许只是出于惰性或习惯，而让读者费劲去想象文章背后的东西，是懒散且不尊重读者的行为。闲暇时间十分宝贵。在人们扫视报纸时，捉住他们的视线是每一位记者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将经济体的行为还原为具体的个人行为。政治机构倾向于淡化个性和个人作用，而经济界则往往突出个人行为。对后者来说，面对竞争失去个性是一种灾难而经济报道应当尽量在经济行为中写出个人的作用。此外，将呆板的数据赋予形象和可比性，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具体地说，经济报道应当有个性、有速度，且准确、透彻、易懂。这意味着摆脱经济领域的官僚主义、语言惰性和男权作风，将想象力、平等意识和对读者的责任感带进来。我并不热衷于上作文课，尤其是考虑到对方比我更有专业知识，这样的发言令人窘迫。然而，我相信我们今天有一个迫切的任务：在信息时代，假如获得经济知识是一种特权，报纸的作用应当是使这种特权普及，而不是相反。像《福布斯》、《财富》和《国际先驱论坛》这样的出版物也许在经营理念上相去甚远，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经济报道十分重视适应普通读者的理解力(Reader Friendly)。专门针对金融家的报道和为普通读者而写的报道在“严肃性”上并无分别，只有某些为了效率而进行的省略。优秀的经济报道是激动人心的故事：它的历史，它的背景，它偶然呈现的寓意；数据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不是三明治中夹杂的砂砾。这不是开头结尾讲几句闲话就可以办到的，它特别需要写作者针对时代特点的锐利的眼光。
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一样，一个合格的经济新闻工作者需要勤奋地学习专业知识，需要足够的精力和野心，需要活泼的想象力和优秀的语言才能。这些条件并非苛刻——在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所缺的不是满足这些条件的人，而是意识到这些条件的人。不过，从现实角度考虑，鉴于目前还有部分记者靠经济报道挣企业的红包，我对经济报道的最低要求是：不管它有怎样的嘴脸，最可怕的就是它没有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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