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凡

　　新世纪的头一年，资本与管理者(主要是一批创业企业家)的战争频频爆发，且大多以资本的胜利而告终。新浪王志东被炒，美商网童家成挂冠，方正祝剑秋下台……国内舆论起初一边倒地为这些创业英难悲剧下场抱不平，抨击资本动物的冷血和薄情。自段永基就王志东事件发动反击之后，舆论急转直下倒向了资本方。压倒多数的声音捧出国际规则的神杖论 证资本话事权的天经地义，并援引西方企业的大量先例证明创业家的出局纯属正常。在他们看来，“管理者资本主义”早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废旧箱，而“投资者资本主义”的时代正呼啸而来，有人将此归纳为一个“太太定律”：第一条，资本的意志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如有异议，请参照第一条。

　　股东价值是企业价值的全部吗？

　　的确，我们不能不承认资本意志决定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在当今股市丑闻层出不穷的中国，在罔顾投资者权益的圈钱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大声疾呼资本市场的规则和秩序更有其历史的正义性。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企业的运作规律是一个整体，股东——董事——管理层的三方制衡架构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在凡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中国，我们不能不担心的是，如果片面地强调某一方对另一方的主宰权，在现实操作中，会不会扭曲为投资者对管理者恶性膨胀的控制欲和傲慢无知的指手划脚？会不会导致管理者沦为无所作为，丧失独立能力的附庸和傀儡？如果真的滑向了这么一个极端，难道就仅仅是管理者的沉沦和悲哀？投资者的价值真的就是企业价值的全部内涵吗？当我们必须在法理上承认和维护新浪股东解雇王志东的权力的时候，我们能同时断定没有了王志东的新浪将从此走向辉煌吗？

　　资本逐利本性的破坏力

　　事实上，投资者的利益和企业利益并不是两个重合的圆圈，也不是两个同心圆，而只是两个局部交叉的圆圈。和管理者权力的单极膨胀一样，对投资者利益的片面追逐也能将企业引向灾难。如果说股东和外来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还相对简单一点的话，那么资本和创业家出身的管理者从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宋新宇在《资本的代价》一文中分析了这种利益诉求的矛盾，尤其是指出在追求企业短期和长期利益上的差别：对于创业家出身的管理者来说，创业企业可能是他一生的事业，是他亲生的孩子，因此创业者能够更长时间地忍耐企业的低谷期，更执着地去追求企业的长远利益；而金融资本和投资家的本性则是逐利的，特别是风险资本，它更着重短期的收益，在注入资金时就已明确风险投资的回收期在3-5年。因此它很可能会为了实现短期的目标而将创业企业的长远发展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作为牺牲品，它不管这个孩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唯一的，反正这样的孩子它多的是。

　　正因为投资家的逐利本性有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一面，所以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并不追求上市，他们明白引入资本的代价，而且上市也不是企业成功的唯一途径和标志。如果基于企业发展所需有必要支付这种代价，也要在公司内部建立一种多极制衡架构，对风险资本加以一定程度的牵制，防止其操控一切。北京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民撰文提议，对于那些有创业贡献但没有原始资本积累的创业企业家来说，可以在制度安排上想一些办法，以保证自己能在经营上起关键作用，比如可以做优先股，哪怕你只是0.1%股权的股东，没有决定权，但可以有否决权。

　　对于这种平衡关系，美国的迈克尔·尤辛在他的《投资商资本主义》一书中作了更为辩证和清晰的分析。作者指出，告别了“管理者资本主义”时代，在所谓的“投资商资本主义”中，企业管理层的确被投资商紧紧追逼，他们头上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利克斯之剑，决策的自由度缩小了，只有不断地实现股东价值，才能稳定自己的地位。然而另一方面，在“投资商资本主义”的架构中，“股东——董事——管理层三者的关系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等级式的权力制度，而更类似于我们小时候玩的循环游戏：石头——剪刀——布，股票持有人可以替换董事，董事可以替换经理，而经理反过来也可替换股东。”“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平等的。投资者有时可以放弃对公司管理层行使最终权利，经理人有时也放弃对投资者的控制。”该书还援引了大量的美国公司案例来印证这一观点。

　　石头、剪刀、布，三方制衡才是现代公司

　　一些普遍性的现象或许更有助于说明这种规律：在那些业绩滑坡、市值缩水的公司，股东们往往都在批评经理人的低能和失误；而在那些经营良好，业绩持续增长的公司，经理人往往都很公允地指出，他们成功的管理是建立在一个和平、安定的股东基础之上的。这种现象也有“国内版”，柳传志就曾说过：联想有中科院这么一个开明的婆婆是很幸运的事。

　　这一切表明，即使是在“投资者资本主义”时代，现代公司也必须维持股东、董事和管理层三种力量的微妙平衡，达成一种既合作又制衡的关系。三方都要考虑如何让自身更富有建设性，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某一方的控制权、主宰权，使力量的天平一边倒。

　　创业企业家面临角色转型

　　这种平衡关系的维系，需要制度的力量，也需要文化的力量。一方面投资者不能操控和领导一切，即使他们在在制度和法理上确有这样的权利，但如果他们不加节制地滥用这种威权，那么无论对公司还是对他们自己都是有害的。

　　另一方面，那些从创业型企业家或长期内部人控制中一路走来的管理者更要注意在企业内部建立管理层与投资之间的良好沟通机制。当公司迈过了创业期，开放资本之后，创业企业家可以通过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使自己从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博弈中超脱出来，转而充当资本和管理层平衡关系的维护者和沟通者。

　　这方面的典型是柳传志。由于他及早注意培养以杨元庆、郭为为首的职业经理层，他本人在联想内部又有巨大的威望和很强的号召力，因此他现在已经很巧妙地成为介于大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一座桥梁。在投资者面前，他能从联想的利益出发去谈判和沟通，而在职业经理人面前，他这个联想控股总裁又可以充当资本的代言人。难怪杨元庆说：和大股东沟通差不多就是和柳总沟通，非常便利。柳传志这种平衡者的角色是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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