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8个月，广州米市两度发生毒米之变，震动全国。在毒米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不只在广州，济南也有绿颜色的大米面市，为什么这些毒米能招摇过市？

　　在这个夏天，广州毒米又一次揪紧了所有市民的心，这些打着各种招牌的毒米很可能就出现在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或食肆酒楼里，其引起的震动也可想而知。追根溯源，中国粮食流通市场的所有弊端再次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展示在人们面前。在广州毒米事件中，有评论者指出，粮食市场如今是一场没有规则、没有裁判的足球赛，这样的市场不出问题是不正常的。

　　一场毒米风波，使粮食市场的缺陷凸显在所有人面前。

　　市场：先天发育不良

　　一边是相对放开的市场贸易，一边又是未完全放开的粮食定购政策，再加上政策执行的简单化，中国粮食市场多年来一直在风雨中飘摇。

　　影响这个市场发育最大的障碍在于旧的粮食体制。到目前为止，在全部社会商品粮中，只有三分之二进入了市场，其余三分之一仍停留在计划的轨道上。由于定购政策的存在，有一部分粮食并未进入市场，这种缺位对产地初级市场、批发市场和销地零售市场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旦市场发生波动，政府往往以关闭市场来干预，希望通过收缩市场的作用范围来降低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这种简单的办法不仅未解决问题，反而影响了整体市场的发育。

　　对粮食生产者而言，政府的干预也就是低价强制收购。这种只能使农户无法把握粮食市场的走向，从而可能产生惜售现象，甚至把应该出售的粮食转化为不必要的储备，出现“买降不买涨”的现象，实际上是对政府不稳定政策造成不稳定市场的正常反应，而这又使政府更加难以把握粮食市场动向。

　　对粮食的经销商而言，因为对政府政策和市场都无法把握而失去了长期稳定的预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退出市场，当“主渠道”需要这样的市场时，这些经销商又不会轻易投资这样的领域，市场只好靠效率较低的国有主渠道支撑，市场发育再次受阻。

　　在现行的粮食体制下，只有本地区粮食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开放初级市场，这使产地市场失去了发育之良机。

　　而且，在粮食市场内部结构和地区结构上一直处于失衡状态，批发市场落后于销售市场，农村市场发育落后于城市市场，这使粮食现货交易市场无法取得现货市场支持，期货市场也失去了发展空间。

　　这样的市场发育情况一旦遭遇零售终端的任何刺激，必将产生剧烈反应。市场，恰是体制无法承受之重。

　　病态的主渠道

　　目前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是政府部门及其所辖的粮食企业，这是粮食低价强制性收购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在低价收购制度的保护下，这一主渠道受来自内部惰性的冲击而日趋僵化。

　　在收购环节，收购的任务是由地方政府来完成的，粮食部门不直接与农民对抗，他们只需将政府收来的粮食收到自己手中，而且，在收购中的经营损失也由政府部门给予了财政补贴。早在1993年国务院就出台了保护粮食定购数量、价格随行就市的政策，但粮食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随行就市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保护价格”就变成了“市场价高于定购价时按定购价收购，市场价低于定购价时按市场价收购”，二者差价粮食部门全部收入囊中，这部分差价成为腐败的温床。粮食专营还易于演化成“专例”，在粮食调拨和出口过程中，又会有大量的部门收益沉淀在流通主渠道中。

　　另一种收益是制度性收益，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和国有粮食部门的银行的低息贷款是国有流通部门因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低价强制性收购而得到的制度性净收。在缺乏市场竞争引起的成本、利润的不规范性和不确定性，使这些国有流通部门的主观经营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政策性业务只亏不赢，商业性业务也亏多盈少。冗员、地方政府和粮食系统共同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甚至浪费贪污，也能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不断得到国家财政和政策性金融的补偿。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1996年8月底，全国粮棉油库存同比增加92·６亿元，而贷款却增加了419·５亿元，差额327亿元被挤占挪用无疑。更有甚者，将专项贷款全部用作购房地产、小汽车及夜总会，不收一粒粮一滴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制度造成了粮食流通部门的低效、浪费乃至贪污腐化。一些地区的国有流通部门甚至以假购假销、空吞空吐、丰进歉出的假调节、逆调节赚取国家、农民和消费者的利润，进而加剧了全局的供求波动。在市场粮食价低于市场粮价的差价下，并不真正收购粮食，“省”下了所有的经营费用，却没有掌握实际的粮食实物，这种行为使市场粮食供应紧缺、须调出粮食平抑粮价时的粮食形势更加紧张。

　　制度缺陷

　　当国内粮食短缺，市场价与定购价差额大时，外贸部门反而将强制低价收购来的平价粮出口外销，赚取更大的盈利，形成国内供给紧缺反而增加出口的奇特现象，而此时由于销区大量向国际市场进口，从而抬高了国际市场的粮价时，又进一步激励了国家外贸部门出口平价粮食的行为。当国内粮食充裕，市场价与定购价差额缩小，低于定购价时，正需要通过出口粮食以调剂国内供需矛盾，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而外贸部门却因吃不成差额而失去出口的积极性。

　　此外，部分城市粮食零售企业“卖大号”，将优质平价粮卖给粮贩子高价流入集市贸易，而且已经营的质次平价粮无人问津；国有粮食系统的粮油零售价与农贸市场持平，若按质论价，甚至还高于农贸市场，起不到保障城市低收入阶层的作用，而地方政府给粮食部门的补贴居高不下。

　　正是这样的制度性缺陷，使国有主渠道的发展背离了主要农产品国家垄断经营的政策初衷；正是国有主渠道的狭隘利益，使粮食部门成为这种落后的农产品流通制度的维护者。不正常的制度性收益，纵容了粮食流通部门的堕落，主渠道的堕落又纵容了辅渠道的混乱，缺少监督的辅渠道的奸商们的操纵下又会有什么样的恶事不会出笼呢？本报记者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