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唐龄

　　拾到皮箱，一时找不到失主，于是提回宿舍。数日后无意从报上看到寻物启事，失主愿出8000元酬谢。拾者于是约见，失主当面打开皮箱，目睹9万元现金及有价凭据完好无损，但未曾履约付酬便径自提走皮箱。2001年7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律师信箱”回复拾者：“失主不能失信，答应酬谢必须酬谢”。此事无须裁决，律师的认定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世间事物，毕竟比较复杂。街头巷尾一听，又有不少疑虑。焦点倒不在失主8000元酬金上，关键是拾者该如何处理捡来的皮箱。比如：既然看到寻物启事纯属无意，那么，不是数日而是数月后尚未找到失主，该怎么办？已经知道失主，但人家一开始便无酬谢意思，该怎么办？如果失主当面打开皮箱，并非完好无损，而是不见了9万元现金，甚至连票据俱无，只有被扒手换装的一团垃圾，该怎么办？既然数日内并未开箱却放置自己家中，箱内如果是违禁物品包括炸药甚或定时炸弹，该怎么办？数日内闭户家中坐，突然失主伴领公安人员破门而入，指皮箱为赃证，该怎么办？这些疑虑，并非多余。如今的流贼，在取走箱中(袋中、囊中)财物之后，把包装丢弃，诱人捡拾，借机脱身以转嫁罪责的，并不算少；扒窃甚至作案集团，伪装丢失，诱人上钩的，时有所闻；至于以瓜分失物为饵行骗的职业化“托儿”，人们已经见惯不怪了。

　　那么，律师在告诫失主守信履约，实践酬谢诺言的同时，不是强调“拾得人消极等待失主，从法律上、道德上并无可指责之处”，而是规劝以后的拾者尽可能就近将皮箱送交基层公安机关，至少给派出所挂个电话，以便尽快寻找失主，岂不更好些吗？何况，公安机关在找到失主之后，不管其有无酬谢的许诺，作为民事中介，建议失主将一定比例的款项偿付给交还皮箱的拾者，作为伴随精神赞扬的物质奖励，比单纯要求人家“无偿奉献”，岂不更有利于培养社会新风吗？

　　当然，拾者就近从快交送失物，不是指那些鸡毛蒜皮。“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赶快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边”，唱这支歌的红小兵当上警察叔叔之后，对一分钱也来交公的“好人好事”是不胜其烦的。常去海外考察的茅于轼先生谈到几桩小事：在哈佛大学的教室里，上一堂课同学遗忘的一支钢笔，拾者可以神态自若的随便插入自己的口袋，不以为非，无可隐瞒；在休斯顿杂货店买饮料，把地上掉的5美元钞票交给掌柜的，人家却拒收，说什么“Who found it who got it”(谁拾到归谁得)；而建国门外一位售货员只因少找老外30元人民币，就自己破费80元在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刊登广告，最后找补给那位老外。不过美国朋友倒对此反应冷漠，因为“为了30元钱，花去80元钱，太不值得”。看来，只要社会上诚信成风，利人与利己的得失判断是可以合并计算的。但是，在法律和道德这些上层建筑的相应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之前，在偷盗扒窃等公害依然肆虐的社会里，更为重要的是倡导把拾到的大额失物尽快主动交还。看看人家，想想自己，让老百姓议论一番这些常见的现象，对移风易俗，自觉选择合理而可行的是非标准、道德规则和价值判断，对弘扬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尤其是“人文奥运”这个热门话题，也许多少会起到一点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