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沪记者朱强

　　39岁的临语镇苑家庄村村干部苑瑞汝在极度焦虑中迎来了大葱的收获季节。

　　7月炎夏，农田里成片的大葱长得郁郁葱葱，苑瑞汝却蹲在地垄上唉声叹气，一筹莫展。

　　作为联系人，他牵头组织全镇六十多户农民与安丘市大葱出口量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潍坊东和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150亩的大葱种植合同，目前已到上市季节，但由于日本的限制进口措施，大部分都不能按合同要求出售给签约公司，丰收的喜悦在严酷的现实冲击下已经荡然无存。

　　目前国内对日出口的大葱由于普遍使用日本种子，又被称为日本大葱，成品葱白较长，味甜，深为日本消费者喜爱。日方对进口成品葱的规格要求比较严格，直径在1·１厘米至3·５厘米之间不等，纯白部分的高度一般为35厘米左右，总长不能超过47厘米。

　　苑瑞汝说今年的大葱长势很好，年均亩产在6000斤左右，符合出口标准的成品葱每亩能收到2400斤。

　　据统计，2000年中国对日出口的大葱总量约3·７万吨，但今年日本政府采取限制进口措施后，只给中国5383吨的出口配额(按现行的3%至6%正常征税)，仅占去年的1／7左右，对已经大范围扩大种植面积的企业而言，这个出口量简直是杯水车薪。

　　受此影响，大量原计划出口的日本大葱纷纷涌入国内市场，大葱价格受到极大冲击，在五六月份每斤0·５—0·８元的价格短暂徘徊后，七月份骤然降到每斤0·１元左右，被农民称之为“库品大葱”(即被葱农粗加工交给加工厂之后剩余的不符合出口标准的大葱)的价格在市场上出现了每斤0·０7元左右的“跳水价”，但问津者仍然寥寥。

　　苑瑞汝们的焦虑是可以预见的，即使像他这样与公司签有合同的那六十多户农民能把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大葱卖出去，也只能按每斤0·４元的最低保护价出售，像苑瑞汝本人共种了两亩长葱，也仅收入1800元左右，而大量没有与大葱加工厂签合同的农民，目前连这个价格也卖不到。

　　与苑家庄村相邻的高家庄村的一对高姓夫妇由于没有相应的“合同保护”，只好以每斤0·１2元的价格，将大葱卖给从日照市赶来收购的菜贩子。

　　7月15日，记者采访途中正碰上这对夫妇往菜贩子的运输车上搬运大葱。

　　“这日本长葱太娇贵了，”妻子拍着沾满泥土的一捆大葱说，“从去年11月份开始撒种育苗，不仅要用塑料薄膜覆盖，还要每天早晚两次用厚布帘为它遮挡风寒，今年三四月份开始栽种，一直弄到现在。”

　　“过年谁也不拜，也得先给它拜年。”苑瑞汝苦笑着说。四个月的生长期，要至少浇15遍水，还得除草除虫，每亩日本长葱在其生长期内农民付出的劳动不少于21个工作日。

　　而且，这种大葱的种子价格昂贵，一般每亩需要2两种子，今年的市场价格为每亩180元，去年则高达每亩250元，而国产大葱种子每亩地仅需10元钱左右。

　　高昂的种植成本再加上高强度的农田作业，葱农们最后碰到的却是极其低廉的回报。

　　东和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韩帮吉说，目前农民种植日本长葱每亩成本价大约1200元，像苑瑞汝今年种的两亩大葱，至少每亩亏损在六七百元左右。

　　六七百元的亏损对一个普通农民而言几乎是一个巨额黑洞，苑瑞汝一家3口人，平均每人能分配农田1·３5亩，再加上个人承包的2亩，共6亩多地。除按合同种植的两亩大葱外，还有2亩玉米、一亩生姜和一亩芋头，他说去除种植成本，一年能赚1400元，而他的孩子正在读初三。

　　对于这里的大多数农民而言，他们在去年冬季撒下大葱的种子，等于把期盼幸福生活的希望全部埋入了养育他们的土地里，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希望的破灭。

　　“种地也是赌博，”苑瑞汝说，“年景好，市场顺，可能发点小财。像今年，那些亏损严重的农民我估计明年不会再种日本长葱了；那些种植面积小，受损少的农民可能还会种上一点，盼着11月份日本能够再次恢复进口。”

　　企业在疼痛中等待

　　“与其到处去打工，不如回家种大葱。”这句顺口溜一度在安丘市的葱农口中流传。

　　1997年、1998年，是安丘市种植大葱最火爆的两年，对日出口量急剧增加，市场价格每市斤高达1·５0元左右，大批大葱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已达70多家。

　　近两年显然价格市场有所低落，但每市斤仍能够卖到0·７元左右，而且由于对日出口渠道通畅，市场波动较小，因此，有实力的加工厂纷纷扩大种植面积，力图赢得规模效益。

　　如东和食品有限公司在1998年的销售收入达6000万元，实现利税550万元，出口创汇726万美元。在公司的辐射带动下，先后带起各类农副产品基地1万亩，其中公司直接发展起基地5000亩，去年仅大葱一项就出口3500吨，其中通过潍坊市商检的出口量占全市的50%。

　　但今年截至目前，仅出口400吨，而去年同期已达到700吨。由于出口量锐减，该公司工人数量也缩减了一半，由600人下降到300人。

　　而且，由于与农民签订合同种植长葱面积达到3000亩，东和又不能全部按合同收购，还面临被农民索赔的尴尬处境。

　　“按合同规定，如果不能按时收购，每亩地公司要赔给农民1000元钱，”韩帮吉说，“但最终的结果是公司和农户都严重受损，因为每亩种植成本为1200元，农民即使完全获赔，每亩也要损失200元，对公司来说则是300万元。”

　　但在这次中日贸易摩擦事件中，东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益者”，由于该公司是山东省最早对日本出口长葱的企业之一，而且每年出口业务量较大，与其合资的日本商社争取到1400吨的普通现行关税份额，这已经占了日本给中国全部5383吨限制进口量的1／4，因此，与大批纷纷停产的小型加工厂不同，这家公司一直没有停产，也不存在倒闭的危险。

　　相比而言，位于安丘镇的安丘通宝绿色食品公司争取到的配额要小很多，只有区区40吨。

　　记者拨通该公司经理王寿民的手机时，他正在该区的一个蔬菜基地洽谈收购卷心菜的生意。

　　日本的贸易限制措施对这家以长葱为主要产品的企业造成沉重打击，王寿民不得不开始调整加工产品的品种、结构。

　　“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明显动机不纯，”王寿民说，“他们明明知道去年年底和今年初是中国农民撒种准备季节，从4月到11月将迎来收获，偏偏宣布这段时间内限制进口。”

　　通宝原计划与农民签订种植12000亩日本长葱合同，年初听到日本将采取限制进口措施的消息后，立即缩减了4000亩，但还是未逃过此劫。

　　“如果农民按如今每斤0·１2元的市场价格在国内市场出售，加上我们免费提供的种子费用，能够达到0·１8元／斤，按照合同最低位折价，公司还要补给他们0·０7元／斤，”王寿民说，“仅此一项我们就损失惨重。”

　　据王寿民透露，在4月初日本政府宣布对中国大葱出口企业进行限制进口并进行调查后的4月18日，中国土畜产品进出口商会专门召集国内的长葱出口企业在山东青岛召开了会议研究对策。

　　与会的王寿民说，当时参加会议的全体企业代表一致同意不接受日本单方面提出的限额措施，今年不向日本出口一根大葱。

　　“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小小的恩惠，”王寿民说，“为什么日本普通消费者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大葱的好处，而中国企业却要为此承担巨额损失？”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国内企业还是按业绩瓜分了这“小小的恩惠”，王寿民也不得不整天忙着寻找新的出口品种。

　　由于长期以出口日本长葱为主要产业，国内特别是安丘市的很多蔬菜加工厂产品结构比较单一，日方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后，短时间内难以发掘新的产品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因此受损情况普遍比较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企业对11月8日限制进口的200天结束以后日本能够实施“解禁”措施仍抱有希望，如东和公司7月份又种植了70亩长葱，11月份正值收割期。

　　“我们这样做也是生意场的赌博”，韩帮吉说，但输赢与否，他心里绝对没有底。

　　养鸡厂被迫杀鸡

　　7月初，中日两国政府就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三种农产品采取限制进口措施进行的首轮贸易谈判无果而终，而且尚未涉及受禁的禽肉产品出口问题。

　　据统计，被限制进口的国内三种农产品2000年对日出口额为2亿多元，而禽肉产品出口额为10亿美元，相对而言，禽肉加工厂的日子更不好过。

　　位于安丘市凌河镇的大江企业集团是潍坊市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公司，1995年曾列“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16位，对日出口的主要产品是肉食鸡，属此次日本政府停止进口产品。

　　集团下属的大江肉鸡仪器有限公司年产各种冻鸡产品2万吨，是潍坊市前十名出口基地之一，主要出口日本，2000年肉鸡出口为8700吨，今年1—6月为6200吨。

　　据该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宋学明介绍，日本宣布闭关后造成公司暂时性停产，库存积压达到900—1000吨，合同鸡(与农民签订饲养合同而生产的鸡)损失15吨，鸡苗损失50万只，饲料达到60万斤左右，近期被迫缩小放养的范围，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也被打乱。

　　而此前每月的肉鸡基本量就达100万只。

　　日本的闭关措施使以肉鸡出口为主的国内外资企业纷纷寻找国内市场，国内市场肉鸡的价格因此大受影响，安丘市外贸食品公司邱家庄养鸡厂厂长郭华说，肉食鸡价格从每斤2·７元跌到2·３元，鸡苗的价格迅速“跳水”，从每只1·５元跌到0·１0元左右，“一只雏鸡的价格已经比不上一只鸡蛋的价格了。”

　　而且，与之相关的饲料，价格也出现大幅波动。

　　郭华担心的是，他与市外贸公司早就签订了出售合同，每斤成鸡的价格为3·４5元，但他估计，以公司的库存量计算，最多还能撑两个月，如果到9月份日本还不开禁，他的养鸡厂出产的鸡也卖不动了。

　　鸡苗价格“跳水”以及成品鸡市场下滑造成社会散养鸡农户及个体户饲养鸡的积极性降低，有些种鸡厂不得不屠宰种鸡以缩减规模。

　　凌河镇的光大养殖有限公司经理朱峰光说，公司从6月初已杀掉4·５万套(注：每100只母鸡配15只公鸡为一百套)种鸡，而这个小型种鸡厂仅有20多万套种鸡。

　　据潍坊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外贸公司负责人透露，日本政府近日已派出四名工作人员(包括两名兽医)到山东检查禽类疫情。调查结果“比较满意”，而国内有关的行业分会也在征求相关企业的意见，积极准备应对措施。

　　据统计，日本去年鸡肉消费量达到175万吨，其中从中国进口的鸡肉占14%，达到25万吨。日本消费者担心，如果长期停止进口，将导致日本国内鸡肉零售价格上涨。而山东的出口量占全国的1／3，据山东省畜牧局官员称，全省30多家加工企业和全省养殖户的销售已受到影响，损失在数千万元左右。

　　日本农业政策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叶东亚认为，中日贸易战最大的受害方包括三部分，一个是中国的农民，就是生产者，第二个是从事流通的业主，主要是日本商社及日本的食品进出口公司，第三个受害方将是日本普通消费者，他们的利益将因相关食品的价格上涨而受到损害。

　　 【背景】

　　4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对主要从中国进口的大葱、鲜香菇、灯芯草等三种农产品实施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即从当日零时起至11月8日的200天内，这三种产品的进口量分别不能超过近三年期间的年平均进口量，即大葱5383吨，鲜香菇8003吨，灯芯草7949吨，超过部分则征收106%至266%的高额关税。

　　6月4日，韩国农林部在没有提供任何检验证据的情况下，宣布从中国上海大盈肉禽联合公司出口到韩国的鸭肉中检测出H5N1禽流感病毒，即日禁止从中国进口家禽及禽类产品，日本农林水产省仅仅依据韩国提供的情况，于6月8日宣布暂停从中国进口上述同类产品。

　　就农业而言，此次受中日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是农业大省山东，该省蔬菜出口日本占全国总量的70%，此次受限制的大葱产地主要集中在素有中国葱蒜之乡之称的安丘市，此外该市禽肉对外出口也有相当规模。

　　为了调查当地企业和农民遭受影响的真实情况，记者赶到安丘进行了现场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