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人生路 一世金融情

　　祖国正向全面小康社会前进，我们金融工作者责任重大，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团结，努力奋斗，作出卓越的贡献。

　　　　　　　　　　　　　　　　　　　——沈日新，2004年10月2日

　　——记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沈日新

　　本刊记者 张聪林 张 林

　　百岁人生，是每个人的美好奢望；如果一个百岁老人再伴着许多传奇式的荣誉与经历，就会让许多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沈日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今年的11月22日是他的百岁寿辰；他是一个百岁高龄仍未退休的公务员、研究员；当了40年的副局级干部；95岁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正局级；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至第七届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财经组副组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央咨议委员，北京市民主建国会常委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支部主任委员。

　　少年砺志

　　沈日新，原名沈鸿逵，字日新。1905年出生在浙江宁波的镇海县。家里兄妹十个，他排行老三，一大家子的生活全靠在绸缎庄当会计的父亲的微薄收入来供养，家境清贫。沈日新10岁那年，邻居的一场大火烧掉了沈家的房子，全家的生活更为艰难。

　　少年的沈日新非常懂事，又聪明机灵，深受邻居和父亲同事的喜爱。沈日新的学业也很突出，高小毕业时考了全校第一，但因父亲年事已高，无力继续供他念书，他只得告别学校。15岁那年，沈日新由亲戚介绍，来到张家口边业银行当练习生，开始挑起了供养家庭的重任。沈日新从此与银行结下一世的情缘。

　　沈日新天资聪颖，领悟力强，勤奋认真，对每一项工作都能很快掌握要领。天道酬勤。勤奋与聪明不仅使沈日新积累了丰富的业务技能和经验，也赢得了上级以及同事的认可。后来边业银行的老经理把沈日新推荐到了劝业银行。当劝业银行的一位同事调进西北银行任发行科科长时，又将他推荐到了西北银行。

　　在劝业银行时，沈日新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劝业银行天津分行将设济南办事处，有人保荐沈日新去做会计。经理不放心地说：“他才18岁，主任若不在家，会计就得当家，能行吗？”有了这一次的挫折，聪明的沈日新只好悄悄将自己的年龄多报了3岁，一直到1935年他进了河北省银行后才改用真实年龄。

　　沈日新在西北银行总行当办事员时，他一人记日记账、总账、总分行账、储蓄账、发行账、附属粮栈账等多种账目，尽管工作量很大，但是他的账目非常清晰。当他被提升为西北银行甘肃分行的会计主任后，他原来的工作竟需要5个人来接替。

　　说是任甘肃分行会计课主任，其实是去筹备甘肃分行。19岁的沈日新带着两个下属背着干粮，乘坐骡车经过艰辛的跋涉来到兰州。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甚至连桌椅的样式都要亲自画出来给木匠看。但年轻的沈日新无所畏惧，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使分行顺利开张。开业后一个月，分行行长才带着行里的各级职员到位。有了这次的筹备工作经验，沈日新此后又多次被委用去筹备新的银行机构，如西北银行平凉办事处、天水办事处等。

　　回忆往昔艰难岁月，沈老无比感慨地说道：“你不会也得会，逼着你去想办法、出主意。我这一生经历了无数的难处，很苦啊！”

　　尽显锋芒

　　由于工作突出，人品贤良，沈日新在西北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中尽人皆知。1927年冬，年仅22岁的沈日新由西北银行甘肃分行会计主任升任西北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

　　在前往郑州总处报到的途中，沈日新顺路去看望当时兼任西北银行陕西分行监理的陕西财政厅厅长过之翰(沈在西北银行总行当办事员时，过曾任西北银行总经理)。过之翰一见沈日新，便起了留用之念。原来，过之翰正为陕钞开兑之事心急如焚、一筹莫展。在西北军的领地，甘肃钞、河南钞都已能够兑换银元，只有陕钞奉令停兑。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严令陕钞开兑。为此，过之翰申请总管理处调沈日新到西北银行陕西分行任职。

　　这样，任总稽核才十几天的沈日新又挑起了陕西分行的重任。他以西北银行总稽核暂兼陕西分行行长的身份来到西安筹备陕钞开兑之事。当时，市面上有陕钞 18万多元，要想开兑，必须掌握足够的银元。怎么办？经过详细调查和周密思考，结合自己多年的银行实际经验，沈日新终于构思出了一个大胆的开兑方案。但该方案的前提是借用财政厅每月用于发放行政费的税收款11万银元，使行政费推迟发放。“挪用”行政经费事关重大，一旦有所闪失，后果不堪设想。过之翰实在是迫于冯玉祥的严令以及对沈日新的信任，才勉强同意借出这笔钱，但只给半个月的期限。他一再告诫沈日新，千万要慎重，否则是要掉脑袋的。

　　这是背水一战，沈日新深知其中的风险。不过就当时的开兑条件来讲，也只有孤注一掷了。开兑的关键在于市场信心，如果缺乏市场的信任，仅凭这11万银元是支撑不住的，因为还有7万多元的缺口。为了稳住市场，必须想办法填补这一缺口。沈日新只留了1万多元放在银行的库里，其余 10万元按信誉高低分别存进各家银号，以使每个银号都知道陕西分行掌握着数量充足的银元。沈日新知道，由于各家银号顾及到自己的信誉，往往会报高存进的数目，存5千的会说成8千，存3千会说是5千。按各家银号所说的数字加起来，陕西分行的银元就远不止11万了，何况外界还不知分行库里留存了多少。

　　开兑时陕西分行库存银元仅1万多，而市面上的陕钞却多达18万元，只要开兑数超过库存数，就将前功尽弃。西北军军政要员都替沈日新捏着一把汗。年轻的沈日新却镇定自若，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开兑后，1元陕钞就相当于1块银元，银号收进的陕钞，可以在付款时付出去。再说，银元比纸钞重得多，携带很不方便，人家何必要来兑换找麻烦呢？”沈日新料事如神，当天结账，兑换额仅仅400余元。闯过了第一天的难关，探到了市场信心的底，陕钞就此顺利开兑。军政上级喜出望外，对沈日新大为赞许，认为此次陕钞开兑是一个奇迹。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是，沈日新硬是在“无米”的情况下做出了一顿盛宴。他不负众望，同时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被正式任命为西北银行陕西分行行长，是年沈日新只有23岁。陕钞开兑奇闻使沈日新在银行业声名鹊起，为他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沈日新辗转各地，应邀在多家银行工作。1935年，原西北银行总行协理杨天受接任河北省银行总经理，邀请沈日新主持行内日常工作。沈日新的加盟使得河北省银行的业务有很大发展。1937年，河北沦陷后，河北省银行被敌伪接收，沈日新愤然辞职。适逢张自忠接任天津市市长，他力邀沈日新担任天津市民银行经理。考虑到市民银行的规模较小，沈日新便答应兼任该职务，每日中午去办公。同时沈日新又应大中银行(董事长为孙仲山)聘请，任大中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次年任经理。在天津期间，沈日新继续保持其一贯的工作作风，勤奋重信，勇于创新，业绩非常突出。同时，沈日新对待同业，不管规模如何，都能一视同仁，显示出了较强的社交能力和协调能力，在业界享有较高的威望。

　　上海滩的一匹金融黑马

　　沈日新真正的银行家生涯是从他移师上海开始的。

　　1940年，上海沦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沈日新了解到，由于上海与外界隔绝，上海银钱业的存款不仅不用支付利息，反而要收取手续费。他认为这里有很大的商机，建议天津的同行去上海发展。同行一致认为，无论从才干上，还是人品上，沈日新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于是同行凑资100万银元，推选天津钱业公会会长王世铭任董事长、沈日新为总经理到上海谋求发展。

　　肩负着天津银钱业及商界的委托与信任，沈日新于1941年来到上海。其时的上海已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汇集着以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外国在华金融机构以及大批的私营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竞争十分激烈。对沈日新来讲，在上海寻求发展，这是莫大的考验与自我挑战。当时银行准入的门槛很高，100万银元只能创办钱庄。沈日新认为钱庄除了整体信誉较低外，其他与银行并无二致。于是，他创办了存诚钱庄股份有限公司。

　　孤立无援，要想在鱼龙混杂、帮派林立的上海滩立足，何其难也。存诚钱庄除了在开业时受到沈日新高小时的校长乌崖琴(在杜月笙任总经理的上海通商银行担任总务科长)以及堂兄沈友庚(招商局轮船上的业务主任)在安全方面的庇护外，再找不到一点外援。沈日新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但是他无所畏惧。他认为，无论在哪里做银钱业，靠的都是信誉立身，他对自己充满信心。但上海的同业们却没把这个来自北方的银行家放在眼里，他们认为北方的钱庄根本无法与海派银钱业抗衡。

　　对处于乱世的银行来讲，保证信誉的关键是要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为此，沈日新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银行的备付金准备上。不管局势多乱，存诚钱庄始终坚持存大于贷，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这样虽然资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赚钱不多，但没有风险，深得顾客信任，钱庄业务稳步发展。对当时的银钱业来讲，真正的考验是应付各种莫名的挤兑风潮。经营必须密切关注并准确判断出市面银根的松紧程度与走势。如果预料不当，不管平时如何稳健，都难逃灭顶之灾。

　　解放前的旧上海，市场和局势变化跌宕起伏，因素复杂。沈日新每天早晨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各位营业员头一天获取的情况和信息。这些营业员按行业分工，有跑五金业的，有跑百货业的，还有跑纱布业的。沈日新叮嘱他们要掌握和了解企业的资金和商品周转情况、业务和行业动态、相关政策变化等，尤其要关注一些比较重要的行业和资金规模较大的行业。此外，各种社会新闻也受到沈日新的密切关注。

　　沈日新在河北省银行就职时，曾负责进行外国证券的交易。为了加强与外方的沟通，沈日新曾向一位外国老师学过英语，可以直接阅读外文资料。到上海后，他坚持阅读路透社电讯，注意中外各种重要新闻及报道。这在当时的钱庄业经营者中也是少见的。路透社的消息要比报纸早一天，而这一天就可以使沈日新赢得主动。

　　一旦发现风潮苗头，沈日新便派人到一些工商业贷款大户，请他们帮忙，反欠为存，或提前还款。因此，市面一有风吹草动，别的行庄余额都在大幅下降，而存诚钱庄的资金余额反而增加。

　　存诚的出色经营，逐渐引起了上海银钱业的关注。他们主动到存诚钱庄与沈日新交流对市面的看法，听取他的意见。一些工商业客户也渐渐感觉到，一旦存诚钱庄来请求提前还款，准是要有什么风潮了，因此，他们也开始经常出入存诚钱庄，倾听沈日新对时局的独到见解。尽管上海的许多钱庄和银行在风潮中相继倒闭，但存诚钱庄却不断崛起，由最初的每天500多笔发展到后来的每天两千多笔。

　　沈日新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征服了上海的傲慢与排外。1942年，上海钱业公会吸收存诚钱庄入会；1943年，沈日新被选为钱业公会的理事； 1946年他被推举为钱业公会理事长，1948年又继续连任。由如此年轻的钱庄老板来担当理事长，在论资排辈观念根深蒂固的上海银钱业是从来没有过的。

　　但是，作为那个时代上海钱业公会的理事长，沈日新的日子却不那么好过。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内外基本政策的倒行逆施，中国的整个时局和社会经济迅速恶化，私营金融业与其他民营工商业一样，前景一片黯淡。四大家族的官僚金融势力以及外国金融势力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投机盛行，金融风潮不断，私营银钱业处于风雨飘摇的垂危境况中。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担任钱业公会理事长并不是好差事。一方面，由于钱业地位不及银行业，有些主张不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行业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有的钱庄因信誉低，开出的本票无人愿意接受，便指责公会没有尽力。由于内外受气，上任不到一年，心力交困的沈日新便患腹膜炎病倒了。他在床上躺了6个月，提出辞职申请，可是未获批准。在两年后的改选中，沈日新继续被推举为钱业公会理事长，足见他在上海业界的声望。

　　公私合营的积极贡献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以后，人民政府确立了“改造旧金融机构，建立人民金融体系”的方针，上海的金融同业组织则成为人民政府与金融业的联系中介。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人民政府表现出整饬经济与金融秩序的坚定决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效果非常明显，深得人心。稳定的人民币取代了信誉扫地的金圆券，新的国家银行体系初见端倪，被公认为金融业的领导核心及市场上的主导力量。与此相应，以银行公会为代表的私营金融业的力量却大大削弱。1949年底，全国私营银行和钱庄有833家，1951年减至344家。沈日新也知道，对这些资力小、信用差、投机性强的私营行庄进行限制，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私营行庄的颓废之势实在无可扭转。经过对形势的判断与分析，结合对新金融政策的学习和体会，沈日新认识到，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私营银钱业进行改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为钱业公会的理事长，沈日新一方面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人民政府的战略步骤，带头起表率作用，并做了大量的同业动员工作；另一方面他也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力求在各种复杂的形势下维护同业的利益。

　　1949年8月初，上海的银行、钱庄、信托三业公会合并组成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沈日新任第三副主任委员。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示下，沈日新参加了上海私营银钱信托业联合放款，对棉纺织业发放贷款。

　　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建立公私合营银行联合管理机构，实现进一步的集中领导”。年底，全国性的大银行都成立了联合管理机构，实行合并经营。而早在1950年，沈日新就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号召下，率先组建了第一联营集团。

　　为了尽快实现金融业由国家统一经营，1952年5月，国家对金融业全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沈日新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带头参与金融业的合营筹备工作，并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其他同行，使大多数私营钱庄的负责人比较乐意地接受了合营方案。1952年12月18日，公私合营银行成立，沈日新出任总管理处副总经理。

　　不仅如此，沈日新还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解放初期，政府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沈日新积极响应号召，存诚钱庄带头购买1万份胜利折实公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沈日新又主动捐款，对上海钱业影响很大。

　　由于沈日新在上海金融界和经济界享有盛誉，他被选为上海人民会议代表、政协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1959年，沈日新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储蓄局副局长、工商信贷管理局副局长。一个民族资本家，能进入人民银行担任要职，足见党和政府对沈日新的信任和对其业务能力的肯定。

　　韬光养晦

　　“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局副局长的沈日新被下放到河南淮滨人民银行“五七”干校学习，接受改造。在干校，年过六旬的沈日新经历了伙房、基建、饲养、菜园班的劳动锻炼，什么活都干过。一辈子做事认真的沈日新，在劳动改造上也不含糊、不偷懒。从干校临走时，他被群众评议为“三好分子”：学习好、工作好、劳动好。回忆起这段往事，老人觉得苦中有乐：“增长了不少常识，还锻炼了筋骨，成为我长寿的秘诀。”

　　1972年，沈日新回到北京。当时各大机关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除了每星期两次的统一学习以外，沈日新基本赋闲在家。这也是沈日新一辈子惟一的空闲时光。每天早晨，他4点多就起床到月坛公园去锻炼。在那里，他学习棍、拳、刀、枪、剑等各门武术。沈老不仅学得快、学得好，还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他待人热忱，乐于施教，不久便在公园里带了许多学徒。二十几年风雨无阻，沈老带领的太极剑队成了公园里的一道风景。这段时期的体育锻炼，为沈日新老有所为打下了基础。

　　沈日新一向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解放前在上海时，他就拥有一幢三层楼的别墅，有洋车，过着典型的民族资本家的生活。但“文革”中，沈日新在北京的房产被没收(落实政策后，国家按原买价收购，并安排沈在西便门东里居住)。一直到2000年，95岁高龄的沈日新一家就住在西便门一套朝北的居室里，光线暗淡。因岁月久远、家里人口众多，家具杂货堆满了屋子，沈老就在一半堆放杂物的饭桌上学习工作。当单位征求他对房子的意见时，他从无怨言，并婉转谢绝调房。后来，在组织上的安排下，他才搬进了向阳的新居。

　　沈老的求知欲和学习精神也给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告诉记者，沈老在80多岁时，仍在认真攻读“系统工程”、“运筹学”等方面的著作。现在，沈老每天仍要看大量的文件与材料，他有四份必看的报纸——《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晚报》。沈老坚持学习，力争思想与观念能与时代同步。他生活的规律性和工作的计划性都很强，长到一年的计划，短到一周一天的安排，都考虑得十分周密，并且每年他还要对自己进行深入的年度总结。

　　再度任职领导参事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于1959年成立的。解放初的金融界，聚集着一批民主党派或党外身份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他们既富有经验，又爱党爱国。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团结更广泛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经批准设立参事室，这也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举措。

　　1978年，73岁的沈日新被组织重新启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副主任(主任由78岁的另一位民主建国会会员资耀华担任)。

　　对沈日新作出这样的任命与安排，不仅因为他是民主建国会会员，也不仅因为他在公私合营中的积极贡献，更主要的是因为沈日新是一位从解放前复杂而又竞争残酷的银行业闯出来的银行家，并且经历了解放后新中国银行体系的建立与成长过程。他那些宝贵的经验必然会在新时期中国金融的改革大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而对沈日新来讲，青、中年时期经历了社会动荡与战乱，饱尝过外国列强欺辱下的苦涩与无奈，虽说是作为民族资本家也有了一定的成就与建树，但毕竟是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家的压迫下如履薄冰般地经营着。目睹旧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黑暗，沈日新多么希望能迎来一个光明、自由、独立的新世界！是中国共产党让他的愿望成真。新中国的成长变化，使沈日新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对共产党的信任与忠诚发自肺腑，即使在“文革”的动荡时期也从未动摇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改革与变化令沈日新欢欣鼓舞，激动不已，而组织上对他的任用更让他坚定了以身许国、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本应在家颐养天年的沈日新，决心利用有生之年的宝贵时光，再为金融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参事室既是统战性机构，又是咨询性机构。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参政议政的功能，沈日新从1984年开始认真进行参事调研工作，这在国务院所有的参事部门中是起步较早的。他不顾高龄，牵头组成金融调研组，每年都要深入基层，进行金融调研活动，最长的一次是1995年赴陕西调研45天。就在2004年5月，近百岁高龄的沈老仍然到天津做外调，调查的主题是金融与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每次调研，沈老都坚持亲自拟定调研提纲，亲自主持座谈、提问、做笔记，他还走访企业、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回来后认真整理材料，写出报告。沈老的调研报告，大多紧紧围绕每个时期的经济金融重点问题和中心任务，尽量体现敏锐性、预见性，注意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和建议。他所提出的意见中肯务实，敢于反映基层的实际情况，把他听到的、想到的都毫无保留地反映给总行领导，为决策提供参考。人民银行历任领导对沈日新的调研报告均十分重视，除认真阅读外，还批示各司局及时研究，对一些重要报告还批示印发简报、资料，供金融系统学习研究。1984年，沈老在对中国农业银行肥东、肥西两县支行的调查中，发现呆滞贷款情况比较突出，便提出了弄清家底、提存呆账准备金等6项建议。1984年，沈老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在我国迅速推广价值工程科学管理方法的提案，对促成我国价值工程管理方法的运用起了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1986年沈老在调研中提出，通过资金市场对金融进行控制和调节，并逐步向用经济手段的间接调控转化；建议银行管理学院的教材要更新，增加“银行实务”课程。1987年，提出建立和健全中国人民银行信息体系的建议。1990年，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一系列问题，如搞好全社会信用规划、加强分支行调控手段、加强对集资的管理、调整信贷结构等问题。近两年，沈老关注的问题集中在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发展及经济金融的相互作用等方面。

　　在多年的调研中，沈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注意变换工作方法，使调查分析有新意，看法有创意。他的调研报告，不仅得到人民银行领导的赞誉，也受到了国务院、全国政协和民建中央等有关方面的重视。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曾在给参事室的一封表扬信中写道：“我们为有这样年事已高，仍有旺盛的改革热情，不辞劳苦，深入实际探索问题，并随时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老同志而感到高兴。”

　　沈老在各类报告中坚持坦诚直言，并真诚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充分体现了一位民主人士对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坦荡襟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晚年的沈日新把所有的精力和兴趣都投入到了工作中。至今，沈老仍然坚持每天上半天班，下午回家也是读报、学习和撰写调研报告。近几年，由于年事已高，沈老写材料有些吃力，但他仍然尽量身体力行，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2000年4月，沈日新被任命为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百岁老人沈日新的一生，正如他本人所言：“我这一世的心血全部献给了我所热爱的金融事业。”

　　沈日新简历

　　1925～1927年，任西北银行甘肃分行(兰州)会计主任

　　1926年，任西北银行甘肃分行平凉、天水办事处筹备室主任

　　1926～1927，兼任中国银行兰州分行稽核

　　1927年，任西北银行总管理处(郑州)总稽核

　　1928～1930年，任西北银行陕西分行(西安)行长兼富秦总钱局局长

　　1931年～1933年，任运城、阳泉陆军廿九军军需处副处长、咨议

　　1933～1942年，任天津启文丝织品家庭商店经理

　　1934～1935年，任天津市立小本借贷处总务主任、代经理

　　1935～1937年，任河北省银行总行(天津)襄理、副理

　　1937～1939年，兼任天津市民银行经理

　　1939～1940年，任大中银行天津分行副理、经理

　　1941～1952年，任上海存诚钱庄经理

　　1943年，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理事

　　1946～1949年，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1949～1952年，任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副主委兼劳资协商委员会主任、利率委员会主任

　　1950～1952年，任上海金融业第一联营、联管主任

　　1952～1959年，任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北京)总管理处副总经理(1953年迁京)

　　1959～1966年，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储蓄局、工商信贷局、商业信贷局副局长

　　1960～1961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三期学习

　　1966～1969年，在北京学习、南口果园劳动

　　1969～1972年，在河南淮滨人民银行五七干校学习、劳动

　　1972～1978年，回京学习并整理历史资料

　　1978～2000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副主任

　　1987年，被评为研究员

　　2000年4月至今，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