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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国磊 深圳、东莞报道
能装进几十个人的大货梯像一只生病的巨兽，喘息着爬上了六楼，沉重的大门不情愿地打开之后，人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
这个充满学术气的名字看上去和周围的环境并不协调，它的“邻居”有不少是工人
的集体宿舍，窗外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但它的负责人刘开明很满意。今年三月份，他把这间专门从事劳工研究、支持和培训的非赢利机构搬到了深圳福田区车公庙安华工业区内的一栋老旧的厂房里，每月每平米四五十元的低廉租金让他一下子就拥有了1300平米的办公场所。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刘开明可以让他的三十多名员工每天都能“深入”到他们的服务对象当中，“他们都是大学毕业，有的还出生在八十年代，他们能不能看得起工人？”
在刘开明看来，改革开放政策为深圳引来了外来投资和劳动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在追问深圳奇迹的时候，外来工却被忽略了，“不是缺席就是被放在最不显眼的角落”。尽管舆论环境正在逐年改善，但“深圳现在1000多亿的财政资源没有一分钱花到他们身上，财富的创造者并没有享受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
ICO的工厂培训
10月16日，刘开明从深圳赶到东莞长安镇的一个制鞋厂，他手下的讲师陈建桦正在这里为该厂两个分厂的七十多个班组长做培训，这一天的主题是“冲突管理的一般技巧和解决方法”。刘开明想了解一下工人们对课程的看法和效果。
在来的路上，他对记者说，一定要让他的员工多到这些工厂来，“我以前以为懂工人，越做越觉得自己不懂。以前觉得自己懂工厂，可进了三百多个工厂后也越来越搞不懂。”刘开明在和工人聊天时，瘦削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他把这些工厂看成是“大学校”，实际上这里的格局也确实像学校：车间、宿舍、食堂，还有篮球场、露天电影和可以跳舞的广场，以及三点一线的集体生活和作息时间。
和珠三角地区多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样，这个厂主要靠拿耐克、锐步等国外品牌的定单生产。仅这两个分厂就有19000名工人，其中80%是女工，大多出生在八十年代后期，基本上都上过初中。“她们和以前的女工大不相同了，以前的工人家庭观念很重，而她们现在更多的会从自己的发展去考虑。”陈建桦说。该厂人力资源部的许小姐告诉记者，这一点从女工们下班后的服饰上就可以看出来。上班时所有的人都是统一着装，但一下班她们就会换上个性化甚至很时尚的衣服，“你可能认不出其中的很多人了”。
工厂和这些工人们对培训的反映相当不错，他们平时很难得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培训。在ICO做的一份现场调查中，记者看到这些年轻的工人几乎都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小生意和管理者是最为普遍的两个选择。在当天晚上面向普通工人的“人际交往”的培训中，许多女工更是敢于在数百人面前站起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在培训现代工人。”刘开明说。
许小姐说，现在厂里每个月都要新招进800名左右的工人，因为基层工人流失很快，班组长都选自工作经验多和技术好的普通工人，他们普遍缺乏领导能力，而且一个人要带三四十个工人，他们也常常抱怨工人难管，而那些离开的工人很多仅仅是因为与班组长的某句言语不和。
ICO给工厂的培训价格很低，基本上是一个成本价，但要让工厂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并不容易。工厂之所以这么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国际知名品牌对所关联的工厂都会有例行的劳工检查和标准，这是这些工厂拿到定单的必要条件。刘开明现在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这个方面，他认为解决劳工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工厂。“中国的工厂对工人的控制能力很强，他们都住在宿舍里，这一点跟国外不一样。”
劳工问题：繁华背后的苦难
很难想象，一个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会把自己的职业与“农民工”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事实上，39岁的刘开明除了出生在广西一个农民家庭之外，在大部分的人生过程中很少与“农民工”发生直接联系。
1997年7月，刘开明想摆脱大学毕业后“有点懒”的状态，做一个能找回激情的工作，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决定到深圳看看。那时候的深圳，大街小巷到处都贴着“同在一方热土，共创美好未来”的标语，这让他很激动。于是，他成了《深圳法制报》惟一的博士，“我的世界慢慢地打开了”。
他喜欢这个移民城市，喜欢它的美丽、现代和发展速度，同时也有困惑和震惊，“繁华背后隐藏着太多的痛苦和悲惨”。刘开明开始关注和思考普遍存在于这个城市又被人们漠视的外来工问题，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刘开明对深圳龙岗镇三和村那间村民楼房的记忆从1998年1月开始就永远也抹不掉了。他偶然的从一个法官那里得知，重庆一个名叫周立太的律师在深圳为伤残外来工打索赔官司。他来到这里并见到了周立太和他的当事人——10几个正值青春年少的伤残工人。他们都是为着同一个梦想来到这个城市，但当机器碾碎了他们的肢体，梦想也随之破灭了。然而，他们用身体付出的沉重代价并没得到合法的补偿。刘开明一直跟踪着这个漫长的诉讼，两次报道了民工胜诉背后的曲折，并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
在1999年春节前后的三个月，他和《工人日报》的一名记者，访遍了深圳10多家主要医院的外科病房，共采访了500多位正在接受治疗的工人，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后来，由于把调查结果写成了内参，随之受到了来自地方的巨大压力。报社也不再出现这方面的报道，刘开明所能做的就是带着全国各地来的记者去工人那里采访。
那时的地方政府人员也很难接触，他曾经由于一件工伤死亡事件采访一个劳工站的站长，递上名片后，那人随手一扔，“记者干什么的，吃饱饭撑的吗？还是博士，死个人不很简单吗。”刘天明苦笑着回忆。
对工伤问题的关注和深入思考，使刘开明看到这仅是目前劳工面临的困境之一，他同时也把问题延伸到农民工与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二元对立、地区差异和贫富分化、引进外资中的法律和政策问题以及所产生的劳资关系。除了工厂和工棚，图书馆成了他的另一个主要去处。在他成立现在的这个机构之后，第一个项目就是由香港乐施会资助的工伤索赔方面的研究，其成果《身体的价格》于今年1月出版。
非赢利组织的无奈与坚持
ICO成立于2001年3月18日，在现在单位的宣传栏里还有许多三周年庆贺时的照片，从照片上的场面可以看出这个机构三年来获得的成功：从最初的只有两三个助手到现在的三十多人的一个团队和40多位义工，从最初从妻子那蹭来的那间狭窄的办公室到现在1300平米的办公环境和硬件相当不错的社区教育中心，从最初的做研究到现在的劳工支持和培训的开展，从那时的默默无闻到现在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议。刘开明把这种成功归于它所服务的民工群体的强大需求，“即使我们不睡觉不吃饭，所做的事情相对于这种需求来说也是很有限的。”实际上，他也经常会有“无力感”，相对于他帮助过的20万人，曾经在深圳的民工就有3000万。
刘开明现在是一个极冷静的人，他把理想和激情内敛到塌塌实实的每一件事中。他经常在会议桌上对员工讲，每个做非赢利的人都需要有理想，但作为一个机构，最重要的是要把每一个案例做好，每一次讲演讲好，每次的招生做好。在非赢利组织管理者这个角色上，他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能建设好这个团队，如何能向心里的目标再迈进一步。
10月18日开始，机构的财务人员由外来的专家进行专门的培训，刘开明希望机构的财务管理能尽快达到国际上非赢利机构的水平。“我希望能在三年后退休，从具体的管理中退出来，把我的精力放到我的长项上”，他现在的目标是希望机构能在三年后真正走上轨道，在研究、劳工支持和培训教育三个方向独立起来。
在目前的环境下，做非赢利组织，“一定要有乐观的心态”，有时候他也感觉到沉重，但之所以有勇气坚持下来，是因为坚信这个事业有希望。目前我国对非赢利组织在法律上的规定还不够完善，他们一直想办一个农民工培训学校，但到现在还没批下来。他们现在的硬件水平已经完全满足要求，但由于市里领导的一个讲话说要整顿，就一直没批。他曾想过以违反行政许可法去告他们，但“一旦把关系闹僵了，我们就更加被动了”。
现在让他感觉不太理想的是整个社会的认同不够，对他们缺乏足够的信任，但事实上又没有人做具体的工作。在国外劳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很多问题工人能通过工会等途径解决。他们楼下的那些工人也并不完全清楚位于六楼的这个机构的工作，有些人知道他们这里可以免费教学生和借书，有几个女工还到他们那儿借过书，但一些不熟悉的民工还是难以打消其疑虑，“有这么好的事吗，会不会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一位正在吃饭的民工随口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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