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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价与房价增长了之后
1)事实上的地价增长了。
自招拍挂政策出台之后，事实上土地的价格增长了。宏观调控土地的紧缩政策目的在于防止经济过热和减少投资增长，但使土地的供给紧张推动土地价格进一步增长了。很难说此次的宏观调控与反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政策必然的连在一起，但两者的恰逢其时让土地的价格实实在在的提高了。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土地价格是否增长，而是要分析其增长的原因。是土地市场的供求调节机制出了问题，还是土地供给政策有所欠缺，或者是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再或者是政府发财梦而形成的必然结果。不承认土地价格的增长总是不对的，否认土地价格的增长对房价增长的影响也是不对的。总不能地价增长无人管，房价增长有人抑；更怕邯郸学步，将正常的市场变动变成政治因素。管地部门将责任推给建房的部门，只许涨地价，不许涨房价，更不能将房价的增长在脱离地价增长的因素下，责怪投资人的利润预期过高。想与开发商平分利润的预期只会使地价更高，房价更高。政府想从土地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无论如何都是会让成本增长、地价升高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前一交易环节中的利润就是下一交易环节中的成本。
2)事实上的房价增长了。
央行二季度的报告就提出关注房价的增长，建设部将房价的增长重要原因之一“归功”于开发商的炒做，国土资源部将房价的增长原因归结于房屋市场的供不应求和开发商对土地的需求增加。不管各自的理由如何，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房价在紧缩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保持着连续的增长，并且今年的增长高达13%，已远远超过了历年平均房价的增长幅度。
全世界都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开发商可以有能力将全国的平均房价炒上去。开发商可以提高自建楼盘的销售价格，但前提是这个价格能被市场所接受，能把房子卖出去(或租出去)。如果有更低并合适的价格在市场中竞争，最终的选择权在消费者的手中，消费者是不管成本与土地价格的，也不管开发商是否有多少利润，只管自己能否接受。这个选择的前提就是需求。
房价的市场确认是个多次选择与博弈的结果，事实是市场接受了这个房价增长的现实，销售量的剧增远远大于了竣工量的增幅，这种供求关系必然会加大房价增长的力度。不管这个房价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土地价格的增长，还是房屋质量的提高，或是供求关系的不平衡，都必须承认事实中房价增长了。
在确认为房价增长的事实之后，才能正视问题，分析原因和提出解决的方案，并将房地产行业中的问题纳入全国经济运行全局中一并考虑和解决。经济学家们和部分政府官员认为，房地产是拉动中国经济过热的龙头，历史的调控从来都是从压缩基本建设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开始的。但压缩了土地和房屋的供给就会在市场中失去平衡让需求的增长激化了价格增长的矛盾，并反映在最终消费的房价中。
3)涨价并不可怕。
无论如何价格也是要上涨的，政府部门不必急急忙忙的推卸各自的责任，也不必急急忙忙的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管制。在城市已从1978年的房荒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已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有地方住的问题和建立了经济适用住房的社会保障供给体系的制度之后，住房消费在城市居民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已经普遍的下降了。房价并未列入市场价格的指数之中，其对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的影响也不像房荒阶段的影响那样显著了。房价上升并没有直接威胁城市中低收入人口的生活，也没有威胁70%以上已经拥有私有产权房屋的绝大多数人群。同时一手市场房价的增长会带动原有房产的增值，带动二手房市场价格的增长及增加已有住房的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财富，使他们在以旧换新的过程中消化了房价增长的因素。房价的增长实际直接影响的是为提高生活质量或改善居住条件以及因家庭分裂产生的需求的每年不到城市居民总户数5%的家庭(还包括政府或投资者强制性拆迁安置的硬性需求，但这些需求的消费资金来源于投资额)。因此在面对现实的思路上，不能为这一部分城市居民的需求而破坏了市场机制。现实的房价增长中自然也包括着对于有钱人而言宁可多花钱住好一点，也决不少花钱而住差一点的房子上的因素。上万元或数万元一平米的住房肯定不是为仅仅满足生存条件的家庭而建设，而是为了满足已经富起来的人的特殊消费，可以说这些高房价的产品在拉动平均房价上涨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高房价的产品并不会影响中国的住房制度和不会影响城市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
既然中国已经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改革，就必然会在市场中出现满足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群的特殊消费产品，不是这些高价的特殊消费产品不应生产而是我国现有平均房价的统计方式让管理层和市场产生了概念不清的惶恐心理，误认为市场出现了调节的失灵。国际上，如美国用平均房价来预测经济与市场的运行情况，是因为其房屋质量与标准的差异性很少，而我国不但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性(从人均GDP500美元——6000美元的十多倍的差异)而且房屋本身的质量与标准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从600元——6000元的建安标准差异)。加之中国正处于一个刚刚开始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房价与地价有所增长都存在必然性和合理性。而平均地价与房价的增长并不能正确描述全国存在巨大差异和经济飞速发展情况下市场运行状况的全貌。国家的决策机构也完全可以不必顾虑平均房价增长会对整个经济运行带来过重的影响，完全不必对市场中出现的少量高价格的特殊消费产品加以限制，试一试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由政府为这些特殊消费品付账买单的案例。
政府要重视的是普遍市场中引发房价高速增长的特殊因素。所有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们都会认为房价应保持一个合理长期的增长，但都会反对非市场因素造成的短期之内的暴涨。这种暴涨会破坏正常的经济增长规律和引发市场中的并发症，造成经济运行的障碍。这也许是官员们也同样可以接受的观点。由于我国的经济运行能力和“看不见的手”都还不能在短期之内充分反映和自我调节，因此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市场波动，就必须从解决或适应这种政策性改革带来的影响。
目前引起市场波动的重要行政措施就是强制性的土地的公开交易和宏观调控的土地与信贷的紧缩，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轮房价的非正常的高速增长中制度性的变化在起主导作用，或说是根本原因。宏观调控是短期的行为(指此次的紧缩政策)，但土地供给制度的改变是长期行为。因此要不然就是政府调整新土地供给制度中的不合理成份，使之适应于市场化的要求；要不然就是市场去适应新的土地供给制度带来的变化，由市场去消化这些改革带来的成本。总之这些成本已经出现和发生了，不是政府为之付费，就是市场和消费者为之付费。当政府希望从土地中获取更高的收益时，如果这些收益重新与以政府有效的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返还给市场与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这些收益是变成形象与政债工程，或挪作它用，就只好由市场与消费者来承担了。
承认不承认上述引发房价增长的原因是一回事，解决房价增长的问题是另一回事，尽管不同的政府官员(国土部与建设部)提出了不同的原因和理由，但并没有提出最佳的解决办法。建设部要求国土部提供更多的可以建设低价房屋的土地和多建经济适用房以降低平均房价和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问题；国土部认为已提供的土地能满足市场的要求是建设供给的总量不足，并且从防止腐败和提高国土收益的角度，坚持价高者的。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矛盾并不能解决市场中的现实问题。两个房地产管理法中授权的部门都将房价增高的责任推给开发商，试想谁能用行政命令堵住开发商的嘴；禁止开发商的投资，规定开发商的产品供给结构；或限制开发商的产品交易价格。如果都不能，又何苦把时间浪费在如何与开发商对着干上，不多去研究一些解决政策缺陷、改善市场经济运行条件的事。我们希望政府能多听听市场运行主体的意见和市场中最直接的反映，也希望政府能更多的将所有的信息统计数据和资源公开透明化，让市场自己去做出判断、做出决策，而不是在政府官员的指挥棒下参与市场的活动。
当市场中的问题已经出现时，分析原因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保证今后的市场不是加剧矛盾而是缓解矛盾，减轻市场承担政策成本的压力。不能正视原因的后果只会加大决策中心对市场判断的误导。拿不出更好的指导与调整办法，起码两部委领导的表态都未能公正和有效的提出促进市场发展解决目前矛盾的有效措施及改进的方案。尤其是像国土资源部指出的我国根本未建立有效的公开的土地二级市场时(不是发育迟缓，而是没有)，土地单一供给的垄断必然造成市场非理性的价格波动。
如果消费者购房之后房价会跌，就不会有购房的欲望。就像尽管有投资的需求，但没有人会买明知会跌的股票一样，一定是一个购房之后房价会平稳上升的预期才会有市场中旺盛的购买需求。市场中房价平稳上升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是政策性因素会导致的价格波动(不管是涨与跌)，既会改变市场的投资预期，也会改变消费者的购买预期，最终会导致行政干预中的市场机制残缺和经济发展的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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