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兼具的郎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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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顾忌激扬文字，铁面针砭经济改革，搏荡于学界激辩浪尖的郎咸平作为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在接受采访面对自我评价这个“难题”时却一时语塞，转而求助身边一位访友。

　　“他是个经世致用的理想主义者。”这位朋友脱口说。

　　“有人称你‘郎监管’，你反对吗？”记者再问。

　　“如果能够担起这责任，我很情愿。”

　　一

　　今年48岁，出生于台湾桃园农村的郎咸平，儿时资质平凡，直到读大学，都是个功课努力但成绩一般的普通学生。在他口里，是一系列巧合和转运，才将他从学术炼狱推到金融研究的世界前沿。然而，脱胎换骨的郎咸平一旦占据学术高点，大无畏的气质开始迸发，一切权威和世俗在他的研究模式和论据下被打回原形。若干年前，由美国落脚香港，郎咸平坦言他看中了中国经济这片宝矿，他的学术投资必会得到丰厚回报，同时，中国经济也会因他这辈人探荒般的勘钻而更显亮色。

　　雄心、良心、坦然的功利心以及经世的浪漫主义，构成郎咸平复杂而突出的人格色彩。

　　郎咸平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顶多不过10年。1994年，他舍弃美国纽约大学收入丰厚的教职，受邀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并迅速将研究探头深入中国内地，从此，中国经济论坛出现了一种另类声音。2001年底，郎咸平指评内地证券市场，提出应审慎地推出“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东的规则。 之后，郎咸平率领一班勤奋、聪慧而大胆的年轻弟子，像解剖麻雀一样瞄准内地众多典型公司企业，展开一轮显微而系统的研究，并陆续公开研究成果。在他的“显微镜”下，不少光彩照人的明星企业瞬间变得破绽斑斑。郎咸平也因为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在媒体间掀起一股“郎旋风”。伴随而来的是一片激烈的褒贬之声，赞者为这样一个侠肝义胆而论证凿凿的求实型经济学家而欢呼，贬者斥其为不谙中国国情的“民企杀手”，心怀学术功利的轻佻学者。

　　二

　　在甚嚣尘上的争论中，作为旋涡中的当事人，郎咸平丝毫不打算“收声”。9月15日，记者接到郎咸平的一封电子邮件，附件中的一篇万言长文对8月至今有关国企改制的大争论做一“总结”，并逐条回复对他的反对意见。对于当前争论的焦点国企改革的产权问题，郎咸平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国家应暂停产权交易，因为目前国有资产转成民营资产的做法存在两大误区：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

　　“我举个形象点的例子。我朋友的房子价值100元，你和我私下定价，我用5元就把我朋友价值100元的房子卖给了你。当然这是你情我愿的事，但问题是这个房子根本不属于你和我，这不就是我们目前产权改革的问题吗？国企或国资局把属于全体老百姓价值100元的资产以5元卖给了民营企业家。” “国家必须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国企老总就是‘保姆’，因此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该被炒鱿鱼，这就是国企职业经理人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

　　在国企改制的问题上，郎咸平流露出强烈的担忧。他认为，正由于“国退民进”的改革路线，才导致制度性、系统性的国有资产流失，如果不能纠正，国有资产的流失是没有办法遏止的。

　　“‘国退民进’，即便初衷是美好的，时下已演变成通过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以及自定价格的不合理性，将全民拥有的财产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它是瓜分国有资产、加速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是创造私人财产、制造新的资本家的过程，更是伤害百姓、侵占民众利益的过程，因此，改正这个错误，是当务之急。”

　　三

　　对一些当事人而言，郎咸平的表态实在毫无遮拦，不顾人情世故，甚至过于指手画脚。然而，被媒体冠以“郎监管”的郎咸平，几年来似乎已经嗜于为中国经济“揭疤”，为中国经济精英的梦想泼“冷水”：在不少成功企业家不断扩大经营领域，力图追赶世界超大企业的时候，郎咸平却提出，中国企业不是不能做大做强，而是中国企业只要做大做强，成本就很可能失控，造成企业后续经营困境，只会产生悲剧！

　　对中国农村的发展，他提出，中国农村经济陈疾的根源是农工部门间交易条件的恶化，也就是农民必须用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交换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工业产品。政府的财政补贴只能有限度提高农民所得，但不可能改变农村交易条件恶化的现实，因此治本之法是农民必须转移到工业部门。他建议政府放弃财政补贴，将农村“地下金融”合法化，通过农信社择优向高利贷公司贴现而控制资金供应，以解决“三农”问题。对当前的宏观调控，郎咸平提出，中国目前同时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种现象，因此全面性的宏观调控是不适当的，应努力维持宏观金融的稳定，避免全国性的调控，并利用行政命令对过热行业缩减信贷，同时要通过严刑峻法整饬官僚好大喜功的歪风，以保证调控政策的顺利实施。 对郎咸平不少大胆而标新立异的立场观点，有分析人士认为，他生长于台湾，学成于美国，天然免疫于内地文化的熏染；在海外多年的专业修行，使他位于剖析中国经济的学术制高点；居于毗邻内地的香港，使他得以隔岸观火而不必对内地体制因素有所顾忌。以上因素综合起来，造就了一位潇洒游行于经济“江湖”的仗义大侠。 对这种说法，郎咸平本人不置可否。不过，对因此带来的盛名和风头甚至批驳和官司，郎咸平倒坦然接受。曾有记者问，郎咸平你在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前，有没有成名的这个想法？

　　答：“当然有啊。如果说不想，那不是太矫情了吗？‘退而独善其身，进而治国平天下’，哪个男子汉大丈夫不想做这种事呢？”

　　答问之间，郎咸平的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毕现无遗，敞亮而坦率。

　　郎咸平从来不回避自己世俗的一面，以及同其他不少经济学家类似的一面：精力旺盛、不拘小节、兴趣泛杂。专业学术之外，他说自己最喜品读史书，尤好明清两朝。郎咸平认为，明清这一段历史实在丰富，充满矛盾和机理，实在是后世之人深刻而生动的教材。 “当今中国，同明清相比，截然是一段历史性的新阶段，孕育无穷生机。如果国人珍惜这难得的历史契机，精诚图强，那么未来的中国，对国民，对世界，都将做出伟大的贡献。”

　　说这话时，郎咸平的语气里洋溢着冀望。(夏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