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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张艺谋
有钱开工顺风顺水。几个月过去，电影快拍完了，张艺谋找到张伟平：“下一步怎么办？”张伟平云里雾里：“什么下一步？资金不都到位了吗？”张艺谋大急：“电影拍完了还要发行啊！不卖出去怎么收回投资？”张伟平一拍脑袋：哦，还要发行！
《有话好好说》的发行就这样“脚踩西瓜皮”仓促一溜，毫无章法套路地开始了。尚幸张艺谋在海外市场威名赫赫，很快欧洲最大的电影公司法国高蒙的副总裁亲自飞到北京，约张伟平及太太吃饭兼谈判。
谈判很顺利，合同都几乎要敲定了；然而吃饭吃得很憋气，法国人“舍我其谁”的傲慢令张伟平食不下咽，最后终于拂袖而去。第二天，张伟平甩手就把海内外发行权给了国内一家刚刚成立的影视公司。
这家影视公司在支付了800万元国内版权费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因为海外市场对他们而言鞭长莫及，始终做不进去，最后时机又被耽误了。张伟平投资回收还差一大半，此刻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却不禁踌躇起来。
根据合同，张伟平一起诉，就能拿回自己所有的投资，甚至还能赢利。然而官司一打，“张艺谋离开巩俐后的第一部电影做砸了，海外没卖出去”的新闻，一夜之间就会挤爆娱乐媒体的头条。如此一来，帮朋友岂不成了害朋友？
这当然不是张伟平的风格。他撕掉了合同和起诉书，把电影拷贝搬回家，“挂起来自己慢慢欣赏”，并私下里认为自己功德圆满了。
然而一部电影亏掉朋友1000多万，张艺谋心中的歉疚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谁还会在这个时候给他投资呢？张伟平一看这阵势，那不是自己还得做下去吗？如果此事成为一个长期行为，那就得好好思考一下怎么去做了。
1996年岁末，张伟平约张艺谋在北京民族饭店谈下一步计划。等待的时间，张伟平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看到有人写关于巩俐的文章：“……钻戒珠宝因为戴在巩俐身上而幸福发抖，宝马香车因为亲近了巩俐的肌肤而欲入博物馆。”当时巩俐之红，堪称红遍全球。然而巩俐越红，离开巩俐后的张艺谋就越不顺。张伟平突然福至心灵——我们不应该再去创某某明星的品牌了，而应该创“张艺谋”三个字的品牌。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张艺谋才是电影的灵魂，演员只是亮点；凡张艺谋的电影，离开了谁都可以，用谁演都能成功！
这一年，张伟平投资1000万元注册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自任董事长，张艺谋任艺术总监。新画面影业公司宣布一年里同时投拍两部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两部电影都决定一个明星不用。
张艺谋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挑了一个叫章子怡的学生——唯一的表演经历就是拍了一个“京酒”的广告，而且只露了半个脸——做《我的父亲母亲》的女主角；然后去遥远的农村，选来一个完全没有表演经历的魏敏芝，做《一个都不能少》的女主角。
结果两部电影都拍出了“让人心灵震撼”的效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魏敏芝甚至一举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表演奖。市场效果也很好，新画面公司因此拿回了前一部电影亏掉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部片子，‘导演是电影的灵魂’才开始被业界公认，张艺谋的品牌才真正得以奠定。”有媒体如此评论道。
这两部片子的合作令张伟平对张艺谋有了新的认识：“他是一个完全为电影而活的人，我越来越相信他对电影的感觉和才能，国内无人可比。于是我给新画面影业公司定了一个新的使命——完全为张艺谋的电影而存在。”
合作由此进一步定型。在包括司机、秘书在内一共只有16个人的新画面公司，张艺谋具有极大的决定权，比如影片投资额大小、演员阵容的组成等等，并对每一部电影的收益拥有提成。而除导演以外的所有事情，都归张伟平打理，他甚至把两个人的分工比喻为“一个是种萝卜的，一个是卖萝卜的”。
然而“种萝卜”和“卖萝卜”的关系一直维持了近10年，张伟平认为其核心还不仅在于外在的合作结构，更在于内在的绝对信任：“艺谋是一个有强烈敬业精神和道德责任感的人，而他也会相信我是这样的人。比如在拍摄《一个都不能少》的时候，整个摄制组吃住行全部在山区，没有发票，只有白条。十几箱的白条，好比一个良心账，如果不是双方绝对的信任，稍微有一点怀疑，你看着这些白条就会像看着一堆问题。”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渐渐二人从观念上也开始相互影响。比如张伟平常向张艺谋喋喋不休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做电影你一定要跟政府合作，要去发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需求；你不能觉得你是多大的艺术家，是世界级的电影大师，就可以不顾中国的国情；美国不也有电影审查制度吗？他们宣扬的，不也是一种美国精神吗？张艺谋慢慢点头，并逐渐从一种压抑、扭曲的文化心理状态，过渡到今天明亮、舒展、民族的文化心理上来。
而张伟平说：“少一些商人味儿，多一些人性味儿，少一些做作，多一些本色，是我从张艺谋身上学到的人生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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