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贵州茅台董事长季克良 与酒相伴的无悔人生

　　《财智人物》编导：张爽

　　1937年， 我国考古学家曾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我们祖先最早种稻种黍的目的，是为酿酒而非做饭 ……。吃饭其实是从饮酒中带出来的。"人们先是发现采集而来的谷物可以酿造成酒，而后开始有意识地种植谷物，以便保证酿酒原料的供应。这个观点的依据是这样的: 远古时代，人类的主食是肉类不是谷物， 既然人类赖以生存的主食不是谷物，那么对 人类种植谷物的解释可能也可另辟溪径。 到底是先有饭还是先有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酒的历史源远流长，酿酒人的故事更是耐人寻味。

　　一个家喻户晓的百年品牌；

　　一位六十六岁的酿酒大师；

　　一段四十年的牵手故事。

　　共同体味茅台镇上美酒 + 爱情的幸福人生。

　　茅台酒，为何被奉为国酒，至高无上的地位经久不衰？茅台镇，地势偏远，交通闭塞，生产出的茅台酒为何能举世闻名？茅台人，赤水河畔，美酒飘香，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带着无数的疑问，我们决定探寻国酒之源——茅台镇。建国以来，三代领导人都爱茅台酒，却都没到过茅台镇。真正走在这条崎岖的山路上，才知道什么叫“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迂回的山路掩饰了所有的风景，我们及尽可能地发挥着自己全部的想象力，却怎么也不能把享誉世界的茅台酒和眼前的景象联系起来。

　　这里已经是茅台镇了，却没有一点国酒之源的感觉。直到见到这座拔地而起的高楼，我才确定自己来到了目的地。

　　六十六岁的季老先生正在等着我们。在不久前的中国首届职业经理人大会上，他和张瑞敏等人被评为“中国十大功勋企业家”。和那些明星企业家相比，季克良这个名字显得有些陌生，但在中国酒界这却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执掌着国酒茅台。见到他，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茅台酒能不能搬到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去生产。听了我们的话，季总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把我们带到了价值上千万元的酒库里。

　　季克良：这里又是酒库，作为一个容器储存的地方，又是精加工的地方，又是银行。这么一坛酒要二十多万呢

　　对于季克良的话，与他并肩工作了近30年的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袁仁国也深有同感。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袁仁国： 70年代，方毅副总理也在遵义，叫茅台到遵义搞异地实验，异地实验是把我们茅台的一个老厂长，和好多的曲师酒师调去，而且把茅台的酒杯，曲子、酒杯和泥土都搬去，搞了15年，结果生产的酒，质量确实非常好，但是它始终不是茅台酒的味道。

　　有人说造茅台酒比造原子弹还困难，因为原子弹可以在世界各国造，而茅台酒只能在茅台镇造。如此闭塞的环境生产出的酒为何被誉为国酒，国酒是谁定义出来的？寂静无声的酒库里，季老的声音却饱含激情。

　　季克良：我一听到国酒两个字，我都感到肃然起敬。1935年，1936年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喝了茅台酒，又用茅台酒来擦伤，治好了红军战士，很多红军战士的病。所以在国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就用茅台酒作为国宴酒，所以后来叫国酒了。

　　袁仁国：茅台应该说，在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生活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你比如说总理说他在日内瓦会议帮他成功的有“两台”：一个是用茅台跟大家喝，一个是放《梁山伯与祝英台》跟大家看。还有志愿军，我们的志愿军将士抗美援朝胜利归来，周总理一口气喝了60多杯茅台酒，而且喝了以后在那个晚会的台子上，把我们的军旗这样这样挥舞，当时你看他多么很高兴。这个茅台酒应该说中美建交、中日建交。茅台酒功不可磨。而且有人曾经形象地比喻说，这个茅台酒打破了历史的坚冰。还有你看我们邓小平，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一口就喝了30多杯茅台酒。

　　在几代领导人心中，国酒的地位像国歌一样，是一种民族情绪的添加剂。她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更是拳拳赤子一片爱国之心的激情表达。对于这一切，季克良在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当年就是带着周总理的使命来到茅台镇的。

　　在1963年的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上，曾是首届评酒会冠军的国酒茅台因质量问题痛失冠军宝座，这件事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要求选拔、培养受过良好大学本科教育的同志，长期跟踪研究茅台酒的生产工艺特点和规律，保证茅台酒的质量稳定。季克良是茅台镇上的第一个本科生。回想起四十年前和妻子徐英刚刚来到茅台镇的情景，两个人都感慨万千。那时的酒厂正处于低谷时期，厂房破旧不堪，产量只有200多吨，亏损80多万元。

　　季克良：我是作为农村的小孩子，能够考起大学有工作，在这我们村里是第一个，所以很激动，不存在说要选一个好的单位和不好的单位，服从组织分配是第一。所以就来了，不需要下决心。00：30：25：00那个时候一方面我很幸福，有工作。一方面走，又越来越偏僻，越来越荒凉，这个手心里头都是汗水，我有恐高症。

　　妻子徐英：有点害怕，还是有点害怕。后来到这里生活不习惯，交通不习惯。吃辣椒，一吃辣椒鼻子就流水。确实很艰苦，怎么办呢？因为你学了这个专业，你要坚持下去。

　　从进厂的第一天，他和妻子就决心在科研上下功夫。正当季克良和妻子在茅台酒厂科研工作中大显身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同所有浩劫中的故事一样，厄运突然降临到了这对青年人身上。他们被打成“臭老九”，被当成壮劳力下放到车间，一干就是三年。

　　季克良：那个时候应该说劳动强度很大，现在看来我有150斤，那个时候我只有108斤，一个知识分子从来没做过事情的，要去干这么重的活，确实承受不了。但是我一点没有怨言。

　　徐英：这是有时候也困难，这个小孩生产怎么办？所以自己生小孩的时候，一个星期不来接我，后来我自己抱着小孩回家。就是从老医院到办公室大概有多少里路，大概有20分钟的样子。走过来看到，他是在烤酒时累得在那里晕到了， 顾不了我了，当时好凄惨。后来他说炖个鸡给我们吃，那么鸡都在那里，等他拿出来都好困难。

　　季：我感到文革时期的锻炼，增长了很多知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所以我后来当领导，我感到这一段经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那些工人都讲，那老头什么都会，你瞒不倒他的。

　　季克良在困境中从未间断过对茅台酒的观察与学习，在对历年积累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他发表了很多学术文章，对稳定茅台酒的质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季克良这个名字，在全厂逐渐响亮起来。八十年代初，随着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像全国其它地方一样，知识分子的地位重新被重视起来

　　季克良：所以1981年当了副厂长了。那很快的，1983年又叫我当厂长。我这一辈子想到过当工程师。要想当什么副厂长，厂长，什么董事长、总经理、书记，这是从来没想过。那个时候就是想钻研技术。

　　徐英：如果他不当厂长，一直不当下去，在困难时期我们可以搞点新产品出来。我觉得他搞行政职务，对他个人对国家都是损失，确实是这样，直到现在我都有这种认为。

　　技术出身的季克良做起行政职务来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性格耿直的他主动提出辞掉厂长的工作，只做工程师。此时的沿海开放城市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消息，很多公司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季克良：曾经有人给我一个小别墅，那时候我的工资才几十块钱。那个时候告诉我年薪有5万块钱。我说不去不去。

　　徐英：后来到北海给我们房子给我们钱什么东西都讲，后来这个省里一个省长，叫王省长，他拍拍他的肩膀说：小季委屈你了。他就感动得不得了，就再也不提调动了。

　　季克良：茅台酒很有研究，很值得去为它奋斗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去那些地方我感到我对不起茅台。

　　妻子徐英：我劝也劝不动，我看看怎么办，就在这里看，看看一天一天，有时候我也觉得也适应了，无所谓了。

　　季克良：我感到为了钱，为了这些待遇而跳槽，我感到人格受不了。我认为这个人格最主要。后来轻工业部调我去，随便我选一个什么中级管理人员，什么处长当当，但我也不去。我喜欢茅台。

　　季克良喜欢的，难道仅仅是茅台酒吗？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六十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远离富贵荣华，心甘情愿一辈子守在一个小山沟里？他真正守护的是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他在与国酒为伴；他在守护着民族的火种，更是在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如今这个充满喧嚣和浮躁的社会，这样的执着叫人肃然起敬！

　　季克良本以为这一次的主动辞职会从此结束他的仕途之路，以后专心从事科研工作。他却没有想到，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正在向茅台酒袭来。1998年，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在东南亚全面爆发，当时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茅台酒厂立刻面临灭顶之灾。

　　季克良：过去我们只要有开票的，有收钱的，有发货的就行，不需要跑市场的。在这个金融风暴来以前，那茅台酒厂是车水马龙，就是一天批的条子，转一个条子就不得了。 买一箱酒最多就能赚一千块钱。所以批到三箱就是三千块钱，批到十箱就是万元户。那排队多的人不得了的。但1998年的时候，确实是门可罗雀，没有人来了。

　　袁仁国：因为那个时候销售已经很困难了。所以我就说，面对这个情况，我说我们要唱好三首歌，我说第一首要唱国歌，就是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说我们厂到了销售危机的时候，员工都要发出最后的吼声。第二我就要唱好这个国际歌就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第三个要唱好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要去走出一条路来，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98年5月份，在茅台酒厂的生死关头，季克良被任命为公司党委书记，此时他集党委书记、董事长、总工程师于一身，各种压力也集于一身。到七月份，销售只完成了全年任务的三分之一。

　　袁仁国：既然提到以市场为中心，我们就在全厂招聘是营销员，然后中层干部，大概20、30个中层干部，奔赴了全国二十多个城市。

　　季克良：那我们出去了以后，重要的问题，过去有一部分的经销商还是好的，还是帮我们做的，但有一部分经销商他不做了，不做了我们也要考核，要调查研究，找新的经销商来把这个摊子铺开。我跟员工讲，我们要真正地认识到消费者是上帝，经销商是上帝。而且这个还不够，不仅是上帝，上帝有的时候也是坏的，对不对。我说是恩人，恩人。他拿钱来养活我们，促进我们发展，给我们发工资发奖金，所以一定要对他们好，一定要为他们服务好。

　　机制的彻底转变，使全年的销售任务在5个月内完成了。这件事大大触动了季克良，同时，他又有了更大的目标：通过股份制改造，使茅台上市。

　　季克良：如果要圈钱的话，我不需要通过这样的办法，我可以向银行贷款，我可以发行债券。我也晓得监管力度很大，婆婆很多。个个都是我的婆婆。做大是我的目的，做好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所以你来监管对我肯定有好处的，我愿意的。通过这个来加强我们的管理的。是这个目的。

　　1993年-2003年是国内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10年，却是白酒行业大幅缩水的十年。如今白酒的市场份额已经从当年的百分之六十三下降到百分之十八。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茅台却逆势而上，从1998-2003年，销售收入从8亿元增加到24亿元。如今，季克良掌握着一个拥有高达五十亿元资产的庞大国酒“帝国”， 他却仍像茅台最忠实的守护神，任何跟茅台酒有关的事，他都做得一丝不苟。(纪实：在勾兑车间)。

　　品酒员一见季老来了，立刻说：我把酒倒点过来。

　　季克良说：不用，不用。我来就是看看这个勾兑的数字的问题。我七月份来过一次，我就说你们这个数字怎么没有完成任务。我很着急， 后来告诉我，保留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是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那我说可以呀。但是这次汇报又少三十吨，这我就要来查了，到底怎么回事。

　　品酒员：你看嘛这十九万在这里嘛，他都已经记起了。这个记在这儿嘛。

　　季：这个我不管，你要告诉我数字。我不看这些，你有没有他(负责人)的手机？(拿出电话来打电话)：我是季克良。我到酒库里来呀，你那天不是汇报的时候说比去年少了三十吨吗？怎么不好说？我还问了你一句，我说你到底少报了一点没有，结果你说没有。没有我就着急了！不要解释了，我就说你要至少跟我讲，让我心中有数啊！我从年初跑到现在，

　　每一个月差不多都在看你们的这个数字，一有问题我就跑过来。结果你还不说，不要笑啊。

　　季克良：我的性格是比较软的，但是工作起来不怎么软。看准的事情不会动摇，就是一刀宰下去了，就宰下去，不能说这样做，再这样，不。

　　茅台酒有一句响亮的广告词：国酒茅台，喝出健康来！酒精伤肝，这是人所共知的浅显道理，茅台以国酒之尊，说出这样的话来，自有她的道理。

　　季克良：我不否认酒精伤身体，但是适量喝酒绝对有利健康。邓颖超同志，在总理生前，留了一张条子给身边工作人员，就说今天晚上总理回来后，今天总理回来后，吃晚饭的时候，建议他吃一点茅台。从这个东西看出来，邓颖超同志不会害总理。我们这么多的女士们，我估计很少有人写条子叫他的爱人今天喝一点茅台酒。不会，一般都说少喝点，不是有句话，出门老婆有交代，少喝酒多吃菜。但是邓颖超同志为什么要写这句话，我认为一定是有益周总理的身体健康。

　　说这番话时，季克良自己是有亲身感受的，作为品酒师，本身又好酒，四十多年来，他喝掉的茅台酒已经有二吨多了，他的肝功能非常好。在业界季克良被称为酿酒大师，在茅台酒厂的内部他还有一个别称：“劝酒大师”。对于到茅台酒厂来的每一个人，他都极力劝酒，为的是让大家亲身体验一下茅台酒即使喝醉了，也不会头疼、胃疼的特点。这一次我们一行就差点被劝醉。

　　在常人看来，国酒就意味着酒中之冠，但在多数人印象里，“后起之秀”五粮液的市场化道路似乎比茅台走得好。这种感觉大概直接来自于电视广告，毕竟，五粮液的“出镜率”要远远超过茅台。在销售市场上，五粮液好像也比茅台卖得火些。国酒，能搞“终身制”吗？

　　季克良：茅台酒1962年的时候，到1978年这个16年是亏损的，那个时候没有亏损的企业也没有说我是国酒。所以国酒是以质量，是以文化底蕴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按照产量来决定的，也不是按照经济总量来确定的，但是我们现在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销售收入，我们的利税在全国排名第二。

　　袁仁国：我们这个地方只有一条公路，交通应该说，对我们还是瓶颈之一。第二就是说，我们贵州酒的税负是最高的。税负达到%40几，现在四川的酒大概不到30%。

　　乔洪(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我们真正的在适应市场，怎么样构建好我们的网络，特别是我们在做终端市场上，茅台还需要进一步做市场比较好的企业，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向他们学习，那么真正地按照市场规律，市场的手段来做好我们的产品，充分使这个品牌优势能够进一步地发挥出来。

　　“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理使茅台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漠视市场营销的。显然，今天的管理者们，已经是知己知彼了，这样的战役，还怕打不赢吗？

　　季克良已经六十六岁了，这个年龄对普通人来说，正是含饴弄孙的时候，季克良也很想和他那远在上海的小孙子好好聚聚，可他不能。上级领导让他再干两年。我们掐指一算：那时候他就已经六十八岁了。

　　采访接近尾声时，我们提出去看看季克良的家。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想象不到一个拥有近30亿元资产、年销售额20亿元、创利税10亿元的国家特大型企业的老总，仍住在八十年代初建的残旧的单元楼里，而且住房面积只有80多个平方米。卧室、书房不大，客厅也略显拥挤，最显眼的就是季克良和夫人的合影。这两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相嚅以沫，不离不弃，用四十二个春秋完成了他们青春的梦想。这四十二年难不难？有多难？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季克良：有难有不难。难的确实很多。一个难，我是个外地人，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家人。还有一个难，国有企业这么多人，很多方方面面社会关系，所以确确实实也有很难的地方。但是，只要一心一意把这个企业搞好，会得到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承认。在这个40年当中，酸甜苦辣都有，但是我想只要把这个企业搞好，总是甜的比苦的多，比酸的多，比辣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