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三剑客_财富人物_财经纵横

北海三剑客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6日 22:03 《新远见》杂志

　　三个人里,我们只见到了王飞欣。任玉岭恰好出差在外，他一直工作很忙。刘克府我们不敢惊扰，他现在身体太弱。想当初，一个是研究体制改革的专家，他出了一个想法；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副市长，他接受了一个想法；一个是吃螃蟹的企业家，他实践着一个想法。三个人恰好代表了产、官、研。研者巧思多智、洒脱超凡；官者热情奔放︐、魅力脱俗；产者勤奋刻苦、坚忍不拔。三人携手闯天涯，造就了一段江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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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研者嘴上超脱，心里其实依然火热；官者说东道西，国事在心依然沉重；产者伤病缠身，往事挥之依然不去。

　　他们都老了，人老了就会陷入回忆。︒

　　他们都还年轻，年轻人对什么都不服气。在中国二十余载改革开放历程中，几乎每一步都是“三剑客”们携手闯荡而来的，而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依然少不了“三剑客”挥剑江湖。︒ 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并且试着理解他们。︒

　　剑客之一：任玉岭

　　差一步见到的精神领袖

　　差一步，就差一步啊！当本刊终于请到北海当年最核心的几位历史人物参加沙龙时，任玉岭出差了。

　　任玉岭，1960年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等部门工作，曾任广西北海市副市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研究员职称，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总的来说，即使抹去北海那段历史，如今的任玉岭依然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位对社会焦点问题不吝热情发表看法的学者，谈反腐，谈创业板，谈西部开发，除了北海，似乎什么都是他的题目。在百度搜索他的名字，会有一连串的消息弹出。

　　一位当年在北海练过摊的人评价说，此人口才极佳，绝非等闲之辈，要不然怎么能当国务院参事？此言非虚。

　　几乎每一个早期设计、参与北海开发的风云人物，都会推崇地称他为“精神领袖”。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是精神领袖？

　　一痴

　　在任玉岭眼里，90年代初的北海是未被惊扰的最后一块世外桃源，惟一的缺点只是贫穷。这里三面环海，有世所仅见的白色沙滩，有安静的深水良港，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有岛，有山，有美人鱼，有红树林。这一切使得原本在北京有自己事业的他坚持举家迁来，而实际上，他这个副市长只是支援地方建设的挂职，而妻子在北京也有出色的事业。

　　“我后半辈子就放在北海了。”他曾经这样说过。

　　改变北海面貌的心愿使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推销北海的行动中。当时北海已经被列入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列，据说只要任玉岭一见到内地企业家或外商，不管是否相识，肯定会极力推荐北海的好。凡是他认为有可能向北海投资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他都会倾力邀请。

　　据王飞欣介绍，最夸张的是一次国外招商活动，因为连续几天不休息，刚从发言席上走下来的任玉岭竟然累得休克。

　　任当年的助手杨建平说，他会在南宁到北京的火车上情不自禁地操起话筒，向旅客介绍北海，仿佛那些惊讶的旅客中间，肯定会有像他一样热爱那片土地的投资者。

　　北海开发建设的最初想法是在一次历史性的聊天中形成的。王飞欣开玩笑说，不是这次聊天具有历史性，而是任市长接见他们具有历史性。因偶然机会到北海考察的王飞欣，碰到了正在北海考察的另一位早期参与者马小林，任玉岭恰好作陪。任玉岭跟他们聊天，说你是北京来的，是搞研究的，能不能给北海出出主意？三个人一起神侃到很晚，王、马两人都回宾馆睡觉了。

　　没想到的是，任玉岭居然根据他们聊天的内容，连夜开工，搞了一个方案出来。第二天一早，王、马二人还没起床，他就去敲门，把王飞欣、马小林给感动坏了，就在喝早茶的时候签了一个备忘录。那可是代表市政府签的，据说还把饭桌并起来，找了几面小旗插上。　　

　　签完字，任玉岭就把这个备忘录放到市委书记的桌子上，说你同意不同意吧，反正我已经签了，先斩后奏。书记一看之下，就有了“事关重大，宜抓紧抓紧再抓紧”这个著名的批示。

　　三虎

　　做出这个批示的是王庆录，当时的北海市委书记。一位知情人评价说，王书记素质很高，很有水平，任职很多年了，可是基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北海老是发展不起来，远远落后于其他13个开放城市，他心里着急，很想干出点事情来。也就是说，热情很高，魄力很大。

　　任玉岭敢想，王书记敢批，还要有人敢干。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北海市长帅立国。

　　帅立国，桂林人，书香门第出身，艺术世家的背景给了他特殊的性格，据说字画俱佳，尤其喜欢泼墨。任玉岭的助手杨建平向我们介绍，帅市长生得一表人材，很受老百姓欢迎。十年后我们在北海采访，几乎每一位当事人都会敬佩地提到他。

　　帅立国属虎，河北人王庆录也属虎，巧合的是，北京人任玉岭居然也属虎。三个外地人在政府层面拉开了北海热潮的序幕。

　　所以，当时他们在那片江湖上有一个绰号：北海三虎。

　　尽管后来王庆录出了问题，帅立国与党委班子发生矛盾，本来就不太被当地官员圈子所容纳的挂职干部任玉岭黯然离职，但所有知情人都对他们那一届政府的领导水平和为人赞誉有加，尤其与企业的关系以及对待各方面人士的开放和平等，均有冯小舟所谓的“要变天”的理想气氛。

　　任玉岭在北海市民中的形象尤其值得一提。杨建平说，他演讲非常有渲染力，数据记得非常准确，他一讲话，北海市民都听。但他在经济大潮里没有沾手，自己没有搞开发区。他一直是副市长，而且是主管科技的副市长。

　　十年一晃而过。如今，作为历史人物的帅立国在潜心写作回忆录，当年对北海痴迷的任玉岭对国家的事情“还是那样认真”。

　　而王飞欣，作为一位体制改革的研究者，仍然超脱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并且做到他应该做到的程度就适可而止，就像他当年与北海的若即若离一样。

　　但王飞欣对任玉岭的评价就没有那样超然物外。他说，任玉岭对北海的感情是每一个北海市民心里的碑石，很少有人知道他离开的脚步有多么沉重。每当思绪及此，他都会为老朋友的当年际遇伤心落泪。

　　没有人知道任玉岭是否曾为北海泪流满面。谨将诗人艾青的一句话送给他：

　　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剑客之二：王飞欣

　　理论制造商

　　很超脱地活着

　　“刚开始说办开发区的时候征求农民意见，生产队长刚从地里回来，挽着裤腿蹲在那儿。我说你们不用担心，根据经验，你们虽然是把土地转让出来了，但是最先富起来的一定是你们。这话说了还不到半年，我再见那位生产队长时，已经是在开发区的开工典礼上。他坐着凌志小轿车，穿着西服，代表生产队讲话。现代化的东西他还不太适应，话筒不太会拿。”

　　王飞欣永远记得1992年，北海的世界变化有多快。生产队长的戏剧性变化是他亲眼所见，而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一手促成的。

　　因为，他正是用理论引爆北海的人。

　　宏大中把握北海脉络

　　那段时间，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大变动时期，在北京研究体制改革的学者王飞欣敏锐地感觉到了那种萌动。一批人已经下海，人员开始流动，有人开始发财，农民开始往城市里挤。

　　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人们又一次感觉到了思想上的解放。一个老人在南方画了一个圈，于是很多学校、机关、国营单位的人想下海。

　　经过一些改革后，民间毕竟有些活力，所谓的体外循环资金已经占据比较大的位置。有些地区发展很快，比如深圳，资源开始流动，孔雀东南飞，人才流向沿海，因为那边工资高，也比较灵活。

　　王飞欣在新疆看到了一种困境：人才留不住。他建议，是不是可以学一下沿海？人家高薪，你也活一点。但新疆方面的人说，高薪政策不是我们说了算，国家管理体制、财政制度都约束得很紧。即使提高了一些工资，也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就会引起变动，招来女婿气走儿。

　　王飞欣想，为什么不到沿海建一个经济特区呢？

　　这个地方就是北海。因为当时说，那里是大西南出海口。

　　理论生产在那个年代

　　当时在国家体改委任职的王飞欣，到海南参加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会后坐船到北海考察。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里，这是最落后、规模最小、最不知名的一个。16万人口，没有几家外资企业，有那么几家还是假洋鬼子，出口转内销的。

　　成片开发当时是让外国人做，一个天津，一个是海南杨浦。既然让外国人成片开发，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成片开发？中国内地有这个需求，北海自己又开发不起来，为什么不让内地的省份来开发呢？

　　王飞欣总结说，这就是要素市场存在的需求。

　　1992年，土地要素市场开发的代表是北海，资本市场的代表是深圳、上海，中国的改革从此走上了不归路，不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了。

　　王飞欣发现，地方政府最挠头的就是改变城市的钱从哪儿来？他说，钱就在你们脚下。

　　面对这种想法，当时北海市领导曾经谨慎地与他讨论，搞这么一个大胆的方案会不会犯错误？王飞欣说，放心，第一不会违法，第二没有大的违规，第三就是有小的违规，也一定符合改革发展方向。

　　三句话稳住了北海市政府领导忐忑的心。

　　按照深圳和海南的经验，刚开始都是内联体制，靠内地开发基础条件，所以应该先内联。靠什么吸引内联？就是靠要素市场。

　　无人问津的一个小城市，忽然全国瞩目。

　　王飞欣说，改革不见得都有好下场，很可能就是牺牲品。北海就是牺牲品，变成了一个泡沫经济的博物馆。

　　他为北海感到委屈。当时已经有多个项目在市政府，上亿美元的项目也正在立项过程中，很多国内外大企业都要投资，谁料想一下子被截断了。

　　开发区心里着急，当时在开发区管委会挂职的他体会深刻。明明不具备开工条件，市政府逼着开工。为什么？因为自治区政府说，光看你们炒地，没见你们开工。区政府有这个说法，那么全国呢？中央呢？从1992年起，中央就不断派工作组到北海调查。自治区有压力，北海市政府也有压力。但是，明明连土地勘测都没有搞完，规划都没有做出来，开什么工呢？那个生产队长就是参加那样的开工典礼来的，典礼之后马上收工，就是弄一个仪式，要不然不好交待。

　　市政府当时给了王飞欣一个助理头衔，但实际上他没有做那个工作。1993年10月，这个超脱的经济学者回到了北京。

　　他终究是搞改革理论研究的人，知道自己这个身份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他没有去公司，因为公务员是不能办公司的，即使大家纷纷去办。他在乡镇企业城里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任何股权。作为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他只做服务。

　　回京后体改委把他转到体改研究会当副秘书长，王飞欣自己才办了一个咨询中心，同时组建了一个公司，任公司的老总。

　　王飞欣说，他不想写关于北海的文字。因为，“客观地写没地方发表，不客观地写则是违心。”

　　剑客之三：刘克府

　　我们不敢采访的人

　　1993年4月28日，刘克府感觉自己开始崩溃。

　　这一天在北海编年史里是沉没的开始。那一天他起床洗脸，抖擞精神准备像往常一样开始忙碌的工作。当他走出北海最负盛名的皇都大厦的办公室，突然发现，楼道里没人，电梯里没人，大堂里也没人，似乎整个城市都空了。

　　太阳炎热而寂寞地照着，但北海的冬天已经来临。

　　不知所措，头皮发麻，他病倒了：浑身所有关节都从里向外疼，胃出血导致9个月低烧，那样虚弱，以至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在北海创业的知情人士说，刘克府是一个心重的人。他太在乎，他已经为北海提前透支了太多生命的精华。

　　我们此次没有当面采访刘克府，因为他的朋友说：“他的身体状况不能再受刺激了。”我们对他的描述都是道听途说而来。

　　我们不敢用北海刺激他。

　　至今身体还很虚弱的他，是北海乡镇企业城的创建者之一。

　　城梦

　　1991年底的某一天，刘克府听从朋友意见，第一次来到北海，发现这里的海鲜真是便宜！

　　刘克府不是一惊一咋的穷人，当年他任常务副总的那家公司在北京跺地有声。但由于政府官员之间对企业发展的意见不一，导致公司被撤并。他本来可以按照惯例获得一个至少相同级别的位置，然后在仕途发展。但他选择了下海，选择了北海。

　　全市20万人，一年1.6亿的财政收入，这就是当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北海。刘克府知道它有绝美的沙滩、深水的良港，他也清楚当时对大西南出海口的讨论中，北海是焦点之一。这一切让他想到了两个字：城市。

　　作为老革命的后代，自小被寄养在河北山区，他在内心深处对城市有一种强烈的向往。尽管已经是城里人了，但他对农村与农民的生活体验切身。他相信彻底改变农村状况的途径就是把农村变成城市。农村，北海，改变，城市，渐渐的，这些意象在他脑海里建立起了联系。

　　他对这一想法的信心，部分来自于当年火热的义乌改革。城市化终究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发展乡镇企业是走向这条路的时代班车。看着中国地图，刘克府觉得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城市涌起。他真诚地信仰这一点，面对北海，一种宏大的历史使命感在内心升起。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历史，这一理想的激动驱使已近50岁的他毅然走了过去。

　　迷梦

　　开发北海的具体想法，是刘克府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与北海市相关部门领导在“浪漫境界般的”头脑风暴中形成的。这些人中间，应该有王飞欣，有任玉岭，有帅立国，有王庆录。

　　如何为北海改天换地？当地丰富的土地资源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此后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把土地化片成区，成立开发区。由企业运作开发区的土地，这些企业获得开发区内土地的“招商权”而不是使用权，避开了国家对土地一次性规划的数量限制。而以商招商的模式也最大限度地刺激了最先到达北海的大企业。

　　刘克府出手了乡镇企业城的第一块土地，但别人对这块土地的处理却让他惊讶得一时没有反应过来：3.5万一亩的价格出手，本来是基于起步的考虑。但那位聪明的海南炒家，自己的钱几乎没动，只交了一点定金，转手就以5万元一亩的价格卖给了下家，还轻松地说，反正下家要出钱，余款就由下家直接交给乡镇企业城吧。

　　北海炒地的浪潮就这样从第一笔交易就开始了。

　　以后的故事简直就是财富神话。全国各地的炒家，连同整箱整箱的现金，向北海蜂拥而来，一块土地几个小时就换一个主人。某人来的时候揣了100万，回去的时候已经多了一个零，这样的传说不胫而走。最高档的皇都大厦和富丽华大厦的大堂已经成了土地交易市场，熙熙攘攘，人流如潮。蹬三轮的师傅都会问你：手里有地，要吗？

　　大家在有意识地炒地，大家也在无意识地集体疯狂。而作为乡镇企业城的老总之一，刘克府从来没在夜里三点钟之前睡过觉，往往会在晚上12点开第一个会，凌晨2点开第二个。年近50的他像年轻人一样始终处在无法言状的亢奋中，可以一天不进滴水粒米。

　　随着财富的汹涌聚集，他们开始着手更长远的计划。1992年不到10个月，北海就集资66亿，到1993年4月底，达到120个亿，相当于深圳最早三年集资的两倍还多。公路建造开始了，120米宽的主干道，是未来北海这样一个“中国的新加坡”所需要的。教育设施不可或缺，召集内地高水平的教师，建了一所现代化寄宿学校。还有高档书店，时装表演……

　　眼看着，一个远超深圳的新城就要诞生。

　　残梦

　　这样一个大浪的形成，也有当时北海市政府推波助澜的功劳。仅仅几个月就批划十几个开发区，土地越来越多，价格一路飙升，从3万到30万，再到80万。大批大批的土地被铁丝网圈了起来，荒草还没有长高，却已经几易主人。

　　让人热血上涌的利润和日渐稀少的资源终于滋生了腐败。据说，当年土地局的地图里赫然标着某某的土地。

　　此时，稍微清醒的人建议政府建立土地期货市场以规避风险，但政府已经没有这个心思，其实也没有能力控制了。

　　就像刘克府数年后的总结：“土地市场化真不是简单的事情。”

　　一块块荒草随风摇曳的土地寂静地围在铁丝网里，海风在黑洞洞的半截别墅中穿堂而过。街道空了，歌舞停了，炒地赚了钱的一去不返，真正想搞建设的却被深深套牢。

　　刘克府坚持认为，如果再有半年，北海就能走上良性循环，在他们规划好的城市化大路上前进下去。

　　所以他不甘心，他在等，一直等到现在。

　　城市化以及在北海创造历史的恢宏设想曾经是刘克府后半生的一个梦。几年后的一次老朋友聚会上，他唱起慷慨激昂的苏联歌曲，禁不住泪流满面。

　　他已经老了。在正统教育的背景里长大，却实在不懂市场经济。刘克府们已经算是同龄人中脑筋灵活的，但与年轻一代相比，还是慢了半拍。

　　在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里，他做了一个并不圆满的梦。生活还算精彩，角色还算正面。他说，可以无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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