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的企业家日子难过！”_财富人物_财经纵横

“95%的企业家日子难过！”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1日 18:20 赢周刊

　　就算有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家也要看准：在这个转轨的关键时期究竟走什么路子才有前景。但有些人看不到……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

　　赢周刊记者尹东伟实习生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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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调控宏观调控？

　　赢周刊：问题企业和问题富豪的出现是民营企业家与现有社会体制产生冲突的象征。您认为这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有哪些？

　　保育钧：:解释这种现象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当前的转轨进入了胶着状态，同时处于改革、发展和社会转型三个关键时期。这三个关键时期碰在一起，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总体来看，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还不彻底，计划还在起强大的作用，惯性思维还在走。1994年14届3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里面说到，建设市场经济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自然配合与基础性作用。这句话的表述有个前提，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样还是脱不开计划。宏观调控用什么调控也没有说。所不同的是地方政府过去是利用国家投资，现在是利用民间投资。这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就存在着矛盾。地方政府说我也是政府，也代表着国家。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加了一句话，“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管理机制”，强调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7月25号公布的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还是强调一句话，“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这句话有个前提——“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后面又加了个后缀，叫做“发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作用”。但是这里面仍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这是主导的。也就是说计划经济的这种思维方式给我们的烙印仍然很深很深。中央政府这么说，到了中央各部门，他们就有理由了，说我们要宏观调控，但说这个调控是用经济手段调控还是用行政手段调控，调控的根据是什么都没有讲。这就给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用权空间，

　　“政府支持”的民营企业最需要清醒

　　赢州刊：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民营企业最需要注意的敏感区域在哪里？

　　保育钧：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不时受到干扰。过去是调控国有企业，现在也调控民营企业了，这既是一个进步，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过去政府是不管民营企业的，管的是国有企业，现在政府有心管民营企业。过去民营企业想要让政府管，政府不管，现在政府管了，既高兴，但是又怕这个有形的手伤害了他——就是这种双刃剑的心态。在计划向市场转变的关键时期，不进就退，这是个博弈啊，拉锯式的进进退退。在这当中，民营企业就自然要学会怎样应对了，这里面的高手就能够应对的自如些，避免犯罪，有的利令智昏，他招架不住就要落马。

　　赢周刊：那么，这些微妙的博弈对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保育钧：发展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这个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亿万农工进城，城市要扩张。地方政府就把土地作为生财的一个主要来源，“经营城市”这些口号都是这么提出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带来了对农民耕地占用过多的问题。这些年来，全国已占有2，3000万亩的土地，已经接近红线了，但是我们没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所以大家都想弄块地，这样钱一下就出来了，随着而来就是滋生了大量的腐败。所以调控是对的，不这么调控，政府就是失职的。先停下来，然后我们用规矩来规范。

　　在这个关键时期，民营企业往往容易依附掌握大量资源配置权的权利。权利往哪里，他就往哪里倾斜，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铁本就是这样，戴国芳本没想做这么大，但地方政府支持他。他想好啊，有这么好的机会，不干白不干。所以，在这种时候，企业家也要看准，不管是谁都得看准这个形势，在这个转轨的关键时期，具体走什么路子才有前景，但有些人看不到。

　　赢州刊：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财富的“罪与罚”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吗？

　　保育钧：中国社会阶层目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是一元化的公有制的单位人，现在是社会人，社会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利益群体，因而利益群体发生矛盾、冲突也是经常性的了。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从不同的标准来看处于不同的地位。由财富这一层来看，他是处于上层的，顶尖的；在权利方面民营企业是弱势群体；在文化，科学教育，素养上也可能是低水平。在这么一种社会环境下，民营企业老板很难找到自己准确的位置，很难为自己定好位，所以有时候头脑发胀，感觉没什么事情办不成的。比如说南海的冯明昌，地方政府需要他这么一个人，通过他获得国家银行的贷款，他就成了地方政府手里的一个工具而已，他也找不到感觉了。其实在社会转轨时期转型时期，我们的企业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准自己的定位，没那个金钢钻不要揽那个瓷器活。

　　赢周刊：在强大的权利面前，很多民营企业家都会一方面依附，另一方面又利用这种权利。

　　保育钧：所以在转轨的关键时期，企业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确实不容易，把握不好自己就会不自觉地被卷进去，当然还有一些是品质不好的人，他就利用这个钻空子。比如国洪起，他本身就有恶的目的。我们要打击这种人，而去帮助、宽待那些身不由己头脑不清醒的人。对这两类人我们界限要清楚，不能一刀切地全部打击，要考虑到复杂的社会背景。一个企业家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中能够把握好自己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党政干部也不尽然能够把握好自己，其实在这个三个大背景下面犯这类错误的干部更多，银行有多少犯罪的，部级干部也有一批犯罪的，比起这些人来，企业家出事都不奇怪，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都能理解。

　　垄断行业是“高危区”

　　赢周刊：在体制变迁和政府治理的发展预期下，还会频繁出现“问题富豪”的现象吗？什么样的民营企业更容易出问题，如何避免？

　　保育钧：中国改革，困难不少，但总要往前走，所以客观上讲，就是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关键时期要处理关键问题，要有关键动作。政府不能空喊关键时期到了，见到问题还是绕开走。否则，过了几年，关键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关键问题的解决要从改革政府开始。其实，中央已经开始有这个举动，比如行政许可法已经开始实施了。权利的来源是老百姓，是人民群众。政府如何行使公权，这一块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干部很多还不明白。各级政府要依法办事，现在是以权办事，以来头办事，这个要在干部当中进行教育，教育还不够，要用制度来保证。

　　从主观上讲，民营企业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准自己的位置，如果忘乎所以，把自己估计过高，甚至把握不好，自己就会跟着权利瞎走。民营企业要融入市场经济的社会，而不要融入官场。很多民营企业总是一种特有的政治情结，怕被人瞧不起，官员稍微对他关爱一点，就觉得很受鼓舞，然后就和权利靠的很近，这是很危险的。好多企业家就垮在这里。

　　你看搞制造业的企业出事的很少，就是因为其产供销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资本运作、房地产和垄断资源行业比较容易出问题，这就说明我们要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垄断行业再不改革，低效率就会滋生出腐败，包括一些投融资体制、土地使用体制。这些行业出事的概率就要高些，属于高危领域的高危行业，这是因为垄断性的权利在作祟。而竞争性较强的制造业，他总是在市场上打拼，出事就相对少些，这也是一个规律。

　　赢周刊：除了制度性的因素，这些出了问题的民营企业家，还有哪些自身的缺陷导致他们走到这一步呢？

　　保育钧：企业家追逐利益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心态不平和，想要一口吃个胖子。做制造业的，一般心态比较平和，利润率多少一般比较清楚。一口吃个胖子，想一夜暴富，搞房地产，暴利啊！包括钢铁，前几年也是暴利啊！这是对市场经济的规律不太了解，市场的利润趋于平均化，这是一个规律。你搞超额利润同时也要承担超额风险，他们就没有这种风险意识。总想拣个大便宜一夜暴富起来，这种心态最容易出事。

　　赢周刊：有没有一些人文性的缺陷在里边？

　　保育钧：应该和文化教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初期冒出的一批人，现在差不多都销声匿迹了，我们正在调查，数据还没有出来。真正起来的是九二年南巡之后的一批人，这个比例比较高一些，机关干部下海、复员军人、留学回来的、科研人员下海，这些人也会分化。而民营企业分化之快，分化之剧烈，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这是社会最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之一。除了极少数不到5%的企业家日子好过以外，95%的企业家日子都很难过。为什么？面临激烈的竞争，在一般的竞争领域里相互残杀，在高利润行业，看着眼红他又进不去，电信、银行、铁路、石化石油、化工等，这些他觉得是暴利，但是政府不让他进去，他自己也没这个能力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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