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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周刊记者 甄静慧／文 黄婉华／图
2003年5月，上海首富即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周正毅被上海公安机关依法逮捕，经过一年的调查审理，2004年6月1日，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以虚假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
周正毅被捕，在上海乃至全国曾引起一时轰动，但对于了解内情的业内人士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周正毅从1994年开阿毛炖品店到案发之时，短短数年资产已达150亿元，涵盖五大产业，涉及关联公司超过40家……
“凭常识都能判断，凭一间炖品店和正常的股市交易，营利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让他的资产如此疯狂增长。”业内人士毫不客气地说。更何况，周正毅是那种个性尤其张扬的人，动辄一掷万金，他的经济犯罪背景和早晚东窗事发的结局早已是行内人意料之中的事。如果非要说整个事件中有什么令人感到吃惊的东西，则是法院对周正毅的量刑和处罚。
虚报注册资本7亿多，操纵证券交易，使其价格上涨402%……不难想象周正毅从中获取了多少非法利润。判处三年的牢狱之苦，相对而言是不是太轻了？法律专家向记者解释? 对周正毅的处罚，看上去虽然比较轻，但实际上已经考虑了国内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证券立法本身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处罚比较轻，最高只是5年的刑期，而且此前这类判例不多?法院需要给今后的司法适用留有余地? 毕竟周正毅案只是操纵了徐工科技(资讯 行情 论坛)一个股票，如果给他判5年的话，以后出现犯罪嫌疑人同时或先后操纵几个股票，而且情节同样严重，又该怎么判呢？周正毅的律师也表示?依据以往的案例比照，这次对周正毅的判决绝对不轻，而且还是偏重的。
的确，对周正毅的判刑是合法也合乎惯例的，但这说明了什么？证明周正毅的罪责不重，资本原罪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可怕吗？决非如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发展研究所的任志宏博士指出，周正毅是新一波犯罪富豪的代表人物，而他正是在前几年许多政策法规还处于真空状态的情况下发迹的。正是这一特殊的经济阶段以及东窗事发后的“轻判”给他提供了犯罪的重大理由：违法经营所带来的利益与诚实经营所带来利益比例相差太大，而违法经营的风险及成本却太小。
与近两年来民营企业发展遇到重重障碍相比较，前几年的民营企业反而有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市场机会。那时候民营企业刚出现，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卖方市场，同时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有着很多真空的状态，如房地产和制药等几个暴利行业的发展根本不存在任何门槛。因此，周正毅选择了产生过几次热潮的房地产业作为他的资本王国的实业基础。
了解房地产业发展的人都清楚，如今的房地产要开工建设，必须得四证齐全，而且楼房必须封顶才能达到预售标准，然而当年根本没有这些限制。有些大胆的发展商仅凭一个红头文件就去银行申请贷款，楼层还没有开始建，光画出一个漂亮的平面图，就可以马上售楼，难听地说，简直就是坐地生财。
而金融市场的政策空白同样对周正毅之流的投机者充满着难以抗拒的诱惑。金融体制的脆弱使我国的坐庄和操控价格成为行内人士司空见惯的行为，其中又以周正毅所采取的高估资产的增资手法最具代表性。
任志宏博士把周正毅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高估资产和兼收并购解构为“高估资产——融资——收购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中大型企业——再次高估——继续贷款”的循环。如此螺旋上升，每一个循环都完成了一次资本的化蝶之旅，完全可以在短期内使几千万的资产一跃成为几个亿。
这对于任何一个像周正毅那样以利益为唯一目标的人来说都是充满着巨大诱惑的。而与这些巨大的诱惑相对的，则是法律的苍白无力。在我国，《证券法》的细则虽多，但只有两条是可以治罪的，一是内幕交易，另一条是操纵价格。即使是周正毅所犯的“高估资产”及“操纵价格”这两项罪名，都是1997年后才拟定的。这就给了投机者打政策法律擦边球的机会。
所谓“犯规不犯法，犯法不犯罪”——有法的不干，违法的不干，尽钻无法可管的空白地带。
再退一步来说，就算真的违法犯罪、东窗事发又如何呢？法律刑罚的镇摄力度远不及巨额非法所得的“魅力”来得大。以“操纵证券”为例，被查处后最多罚上几百万，一般情节不重的也就是几十万，但赚的可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两相权衡，这一场“法与利”的博弈，结果可想而知。
周正毅在犯法之前有没有想过后果？相信不可能没有。但这个名噪一时的富豪，开着上海第一辆法拉利，搂着某某女明星在豪宅内风流快活的时候，只怕未必会因为惧怕这三年的牢狱之灾而对自己的“发迹”有所后悔。毕竟，监狱中的周正毅还曾满怀雄心壮志地向记者表示，自己要在狱中计划“农凯”未来的发展，不能因为自己的事而影响企业利益——这不是东山再起的宣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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