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钊 北京报道

　　8月9日凌晨，北京中关村。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辞世。这一天，他70岁的生日刚刚过去三天。

　　离开中关村，陈春先的灵魂一定依依不舍。

　　两年前，68岁的他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陈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务于创业者的中介机构。

　　一年前，他曾微笑着对记者说：“从退休到真正不能工作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完全可做很多事。”“毕竟我有这么多经验，可以教给后来者。”

　　去逝前三天，在亲友为他组织的生日聚会上，他还说自己要再活20年，干到90岁。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陈春先是中关村的创业斗士。这个当年中科院著名的等离子物理学家，在首先提出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后，就走上了一条与科研完全不同的实践之路。

　　他创造了很多历史，为后来“两通”“两海”的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以及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铺下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然而，“秀才创业，十年不成”，陈春先的创业经历坎坷重重，连他自己都承认“我办的公司从来都没有搞大过”。

　　即便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不肯罢手。

　　体制之缚

　　陈春先的“创业”始于1980年代，当时，他已在中科院做了20多年的科学研究，是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1980年，陈春先有机会三次考察美国硅谷，美中的巨大差距刺激了他，归国后，他提出“科技成果扩散试验”，探索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新路，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等主张。

　　此后，他率先将设想付诸实施。当年12月，他与纪世瀛、崔文栋等人带领十几个中科院的学术骨干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也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前身。

　　那是一场体制外的“实验”。虽然“服务部”每年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能够给业务骨干每月发10多元的津贴。但是，它的运作与分配方式与传统科研体制“水火难容”，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几乎被由此而引发的舆论旋涡所吞没。

　　据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回忆，当时，陈春先经常在家里和一位“所长叔叔”通电话，交谈的内容都是对“服务部”的不同意见，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陈春先的声音都哽咽了。

　　“我当时很小，还不太懂他们说的话，只是觉得奇怪，平时私交很好的两个大人，怎么也会像小孩子一样闹意见。”陈新宇说。

　　很快，有人公开批评“服务部”，说他们“搞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搞乱了科研秩序”。最终，为了澄清自己的“经济问题”，“服务部”被封门查账。业务骨干备受打击，“服务部”面临解体。

　　但是，陈春先的实践顺应了当时“搞活经济”的总体方针，他的尝试通过新华社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领导先后作出“批示”，认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至此，“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指导思想正式确立，中关村科技创业的政策活水也从此引入。

　　个性之累

　　科技创业的大环境似乎在转暖，但是，当时科研体制的小环境依然僵化，陈春先觉得在科学院的体制内不可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决定脱离科学院。

　　1983年，北京中关村花园路6号，陈春先和他的创业伙伴创立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这是北京市第一个民办研究所。

　　当时，一个很有前途的科学家，离开中国最高的科研机构，放弃编置，放弃学术地位，放弃保障，简直是不可思议。

　　谈到父亲当年的举动，陈新宇说：“当时有机会出国看到中国与西方存在这种差距的人不少，有这个看法(改革现有科研体制，寻找更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人也不少，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去做。但他就去做了。”

　　从这一点上看，陈春先将他的后半生完全交给了创业，也算是为他的性格所累。

　　据说，陈春先从小接受的是一种近似美国式的教育。他的父亲陈之长早年留美，回国后曾担任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对他的教育颇有些放任自流，很重视培养他的兴趣。他中学时代的几位老师引导他对数学、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春先小时候动手能力就很强，1949年，15岁的他自制的收音机甚至听到了开国大典的广播。

　　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形成了陈春先兴趣广泛、思维活跃、敢想敢做的性格。在后来的学术之路上，这种特征曾成为他的突出优势，也是引导他放弃科学院，投身创业的内在动因。

　　陈春先曾对媒体说过：“我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思想活跃者，而且是公认的敢打敢拼的人，要不我也不会到美国，看了硅谷，回来就要在中国办硅谷。”

　　但是，在创业过程中，他这种敢于实践的性格的另一面———急于上手，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也显现了出来。

　　“华夏所”的业务模式仍然延续了当年“服务部”的做法。它利用人才优势和机制优势，曾承接过中科院委托的高精度恒流恒压电源项目等重要工程。

　　但是，它最后还是在市场的风险中倒了下来。因为与中科院器材供应站一个300多万元的合同纠纷，“华夏所”陷入了长达5年的诉讼之中，最终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遗憾。

　　转变之苦

　　客观地说，陈春先在中关村的两间木板房里做成第一笔电源生意的时候，市场上可以说没竞争对手。他后来的种种失败虽然与当时的体制和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对市场判断的失误、管理经验的缺乏才是更主要的原因。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陈春先得到多家金融机构的支持，以“金融租凭”的形式引进设备，成立了“华夏硅谷公司”。这个公司曾经是中国最早做大规模信息加工的企业。

　　资料显示，当时，华夏公司有100多位操作员，每输入1000个字符收入为0.4元，如果项目进展顺利，每年收入可达几十万美元。

　　陈春先对这个项目非常乐观，他把所赚的钱都投入到新式设备购进上。但到了1989年，市场突变，国外订单被取消了，项目萎缩了。他曾对此进行反思说：“我们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这样的项目抗风险能力必然很弱，但科技含量高的项目本身的风险又会很大，这个矛盾现在也在考验着企业。”

　　1993年，陈新宇开始介入父亲的华夏硅谷公司的业务。在他的印象里，公司当时多元化很盲目。陈新宇说：“父亲的兴趣太广泛了，往往是他觉得这个项目挺好，就投资做了，可是后来从市场的角度看，有很多项目出现决策失误。”

　　“那时，我进入公司负责开发一个语音寻呼机项目，针对当时汉字寻呼机价格较高的情况，此种语音寻呼机成本降低了60%。”由于亲身参与，陈新宇对这个项目的过程记得非常清楚。

　　据说，华夏公司为此项目投入了200多万元。但是在市场调查时，他们受到“当时看好语音寻呼机的小寻呼台的误导”，忽视了语音寻呼机的使用率较低，容纳用户数量少，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的弊端。1995年，随着行业竞争加剧，普通寻呼机价格不断下跌，该项目寿终正寝。

　　由于对集团化公司管理经验的缺乏，华夏公司内部一度非常混乱，在经济活动中纠纷不断，债务不清。

　　后来，陈春先曾说：“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他也承认，在商场上他一直是不太成功的。

　　他曾分析过自己失败的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