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谢幕以后 失落焦虑还是退而不休

　　有的人在焦虑、失落中忙着找寄托，有的人在充实、激情中退而不休。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几乎一转眼，当年那些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们就老了。

　　今年以来，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纷纷退位，欧阳忠谋(普天集团)、王之(长城集团)、赵新先(三九集团)、倪润峰(长虹集团)、罗开富(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等等，公开的理由都是“年龄到了”。资料显示，超过60岁的大型国企领导人尚有20余位还在位。尽管有人认为根据年龄“一刀切”太过简单，但目前他们的命运不大可能改变。

　　舆论对他们的离去颇多留恋。这些董事长们为人瞩目，他们在自己的任期内通过资产重组、上市等手段使企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化、世界500强的梦想正在得以实现。然而正当他们大刀阔斧之际，不知老之将至，岁月无情，临谢幕之际，想必董事长们定会心情凝重，很多人甚至尝试通过MBO(管理层收购)来维系自己的职业生涯，把自己留在那个熟悉的舞台上，但到了不得不谢幕的时间了。董事长们情绪复杂，罗开富在即将接到免职令时表示愿意接受本刊采访，之后再无消息，大概是三思之后的结果吧。

　　民营企业家的“退位”与此不同：没有年龄限制，而且大多退而不休。“企业是自己的，无所谓退休不退休。”这是民营企业家的普遍态度。当记者与高层早已接班完毕的万向集团、格兰仕集团联系采访时，对方很惊讶：鲁总(鲁冠球)、梁总(梁庆德)没有退休呀，他们都还在一线工作。

　　华西村还需要吴仁宝吗？

　　76岁的吴仁宝说自己目前的状态是“半退”，他表示自己要干到80岁。“本来领导鼓励我说能干到100岁，群众的话就不太好说了，他们说我最好干到千岁。”吴仁宝说，比起当一把手的时候，担子看起来轻了—原来既要思考又要实施，现在更多时间在思考，而实际上，“我必须让华西村继续好下去，责任更加重大。”吴仁宝说自己跟有的人不一样：他们看到继任者做得比自己好会不高兴。华西村“好像一棵自己亲手种起来的树，怎么舍得砍掉呢” ？

　　半退下来以后，吴仁宝说自己做了几件好事，其中之一是解决了“五种户”的问题：个私户(只想自己，目无组织，不要领导)、贫困户、拆迁户、红旗户(小康人家)、不想户(混混)。吴仁宝的目标是让这些人都各得其所，跟华西村一起进步。其中教育“不想户”的方法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提供住宿，每个月还发500块钱工资。这样的待遇让混混们感到不好意思，纷纷要求就业。

　　每天，吴仁宝都要给来华西村参观的人们讲演。少则一场，多则三场。他尽可能地满足大家对他的“观赏”要求。

　　“我没有时间玩儿，每天忙得很。去国外考察也是急急忙忙往回赶。年轻时候有效工作做得太少，现在尽量补回来。”灵山大佛离华西村很近，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去处，吴仁宝一次也没去过。“我不靠神。为老百姓做好事就是修行。”半退之后，吴仁宝跟村民接触得更多，“听到的话也比以前多了。”

　　上了年纪，以前因为工作方法不当曾得罪过的人让他耿耿于怀。“要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多年以后，对方的谅解让他如释重负。“已经纠正了不少了，心情很舒畅。”

　　吴仁宝的生活“没有规律”。“有了规律，违反了就对身体不好；没有规律的人就不会受影响。”他每天早上3点甚至更早就起来，精力充沛，觉得自己好像又年轻了。“我给新领导班子提建议，采不采纳由他们定。”

　　吴仁宝住的还是老房子，分得的奖金一分不拿。“我的乐趣就是为人民服务。”

　　有了更年轻、更有文化的领导者，华西村真的还需要吴仁宝吗？

　　老人家想了想，说：“你去村里问100个人，至少有98个人会说我好。”

　　吴仁宝嗜烟，一天要两到三包。据说刚检查完身体，“一切正常”。

　　徐传化和他的传化艺术团

　　离华西村不算太远的杭州萧山瓜沥镇，晚九点。70岁的徐传化坐在“传化艺术团”的露天舞台上，双手交叉下垂，身边是发出强劲音响的硕大音箱。歌舞戏曲轮流上阵，灯光变幻多端，徐传化姿势不变，对耳边的巨响充耳不闻。“他在团里岁数最大，可是比我们都认真。”徐传化的侄子徐观泉(也是艺术团的演员)说，“比如我们在小品中要表现敲门，一般就是用嘴发出声音就好了。他觉得我们表演得草率，主张用鼓点。每次，他都紧盯着演员，手里拿着鼓槌随时准备配音。”

　　一个由徐传化琵琶伴奏的莲花落节目开始了。如果不细看，你根本发现不了老人是在用一根手指拨弦，其速之快，不让正规的五指轮动。“他60多岁开始学琵琶，手指已经没有那么灵活，学不了轮指了。”徐观泉说。徐传化不识谱，为了能用琵琶伴奏，他让人把谱子写下来，自己跟着录音机一点儿一点儿对，而且经常是半夜两三点就爬起来练。

　　徐传化能拉二胡，会吹唢呐。“传化艺术团”就是在他的带动下慢慢发展起来，于2000年正式挂牌。邀请他们表演的单位很多，而且多数是非政府机构。邀请方要求的演出内容通常是宣传计划生育、交通安全、城乡一体化等。艺术团差不多每天都有演出，邀请方会出一些车马费，但总体上艺术团是亏本的(如果不算它的广告效果)。徐传化每天雷打不动，在舞台上的位置不变。艺术团的每一个节目都要经过徐传化的审查。

　　虽然看上去比吴仁宝轻松，徐传化也没有完全脱离传化集团的领导工作：“我每年都有5000万的销售任务。”他跑销售出身，传化集团产品最初的市场就是他打开的。

　　“我每天都见不着他。晚上12点多回来，早上6点多就走了，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徐传化的老伴说。像吴仁宝一样，他们住的还是建于20多年前的老房子，位于厂房的后部，楼门前晒着玉米棒子，院子里养着200多头猪和数量众多的鸡鸭—这些都是为传化集团的食堂饲养的。

　　徐传化的老伴对他说：“你别搞演出了。”徐传化说：“你别养猪了。”结果，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各得其乐。

　　每天早上，徐观泉来接叔叔的时候，都会看见他在一份印刷物的空白处“临帖”认字。“我从小苦出身，不识字。”徐传化说。就这么坚持下来，居然报纸也能大致读下来了。

　　瓜沥镇的这次演出很成功。人们骑着自行车、三轮车、开着摩托前来观看，掌声笑声不断。音箱边上，徐传化对此无动于衷。包括他自己在内，有谁在意他是一个新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呢？他就像是一个零件，安静而有耐性地工作着。

　　每个董事长退休之后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生活，吴仁宝和徐传化只代表他们自己：朴实，甚至可能固执；没有退休的失落，没有暮年的死气沉沉，有时候天真烂漫；拥有大量财富，甘于普通人的生活。走在大街上，他们就是两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头儿。他们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但这一切，好像现在已与他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