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商业 三个地产商人的艺术梦想

　　在残酷、利益至上的商业竞争中，他们都保持着对艺术的高度热情，有的人甚至认为那是自己的最后归宿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现在可以跟中国的企业家们谈点儿商业之外的事情，比如艺术。20多年过去了，中 国企业家度过了艰难的生存期，第一代多已退位，第二代的姿态崭新，与后起者一道，开始有余暇把目光转离他们的前辈丝毫不敢懈怠的地方。

　　比如收藏。大连万达集团迄今在中国近现代书画作品收藏上已投入逾亿元，藏品以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吴冠中等大师的作品为主。2004年6月至7月，万达集团携所藏吴冠中画作分别在巴黎和北京巡展，引起轰动。据悉，万达集团将在北京或上海为其藏品建造一座美术馆。

　　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也收藏了大量绘画书法作品。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巨大的陈逸飞的人物油画。

　　在北京，今典集团已经建成了自己的美术馆，而且是国内最大的私立美术馆。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从小画画，并曾涉足写作、导演等艺术领域。“艺术才是我的主业。”张宝全说。

　　这样的说法还可以在依莲轩地产公司总经理刘博、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那里听到。这两位是诗人。

　　正如你所发现的，这些企业家都是地产开发商。必须说明，这是一个巧合。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房地产行业会出现这么多从事过艺术创作的人时，来自采访对象的回答都是：其实并不多。

　　或者，建筑本身的艺术特性更容易吸引有艺术气质的人。刘博、黄怒波、张宝全，这三位盖的房子各具特色，按刘博的话说：诗人(艺术家)做出来的东西必然是另类的。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流浪诗人。”黄怒波说。

　　“写诗使我变得娇柔，娇柔得更像一个女人。”在一本诗歌小册子里，刘博这样写道。

　　在残酷、利益至上的商业竞争中，他们都保持着对艺术的高度热情，有的甚至认为那是自己的最后归宿。“逃离”商业，与商业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这些商人与他们的同行区别开来。

　　“我们不是主流。”这个否定句让他们自豪。

　　不能要求每个企业家都对艺术感兴趣。但是，在普通人眼里，有了这些“艺术商人”，商业就变得好看起来。

　　黄怒波：诗歌让我内心的善良没有丢掉

　　在第二届“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黄怒波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诗人”，引来大家一阵哄笑。

　　“明年会出两本诗集，一本写帕米尔高原，一本写黄山宏村，后年创作长诗《绿度母》。”

　　一个地产商人的脑袋里同时装着商业计划和写作计划，黄怒波自己也“感到奇怪”：“有时候我早上6点钟起来写诗，然后司机来接我上班，我会在车里接着写。但是一进办公室，诗就忘了，开始想工作。”

　　黄怒波与人们印象中的诗人形象相差很大—身高一米九，更像一个篮球运动员。13岁，黄怒波在《宁夏日报》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歌，这或许是他没有投奔篮球的动力所在。

　　插队的时候，黄阅读了“除《金瓶梅》、《红与黑》外能借到的所有文学名著”，这使得后来他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候“毫不费力”。那时候，他的梦想是出自己的诗集。现在，一本精装的《落英集》就摆在他的桌子上。黄不避讳诗集出版是自己花的钱：“我做企业就是为了诗。诗歌才是我的职业。”

　　一个诗人怎么做企业？而且是一个大企业？“企业首先要合法，但不一定讲良心。诗歌讲的是良心。诗人做企业，要考虑法律之外的东西，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把对方置于死地。我做企业没坑过谁。一个心灵肮脏的人写不了很美很伤感的诗，他会写得很假。真正敢于解剖自己心灵的人，一定是单纯的，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弱点。”黄说，当拆迁居民提出更高的补偿要求时，他总是尽可能地答应，比如大钟寺商业广场项目，“与当地农民谈到了四六分成，其实完全可以谈到二点几。”黄认为，是诗歌让他没有丢掉内心的善良：“让我没有变质。地是人家的命根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凭着比人家知识多、资源广就能赚钱，不能赚得太黑了。”

　　在另一个项目合同已签订的情况下，对方反悔了，要求再加5000万元。黄怒波与他们“喝了一顿酒”，成了朋友，5000万就给了对方。

　　但是对于某些依仗各种势力的人，黄自称“诗人本性”让他永不低头：“狭路相逢勇者胜。当初我就什么都没有，怕什么？”

　　黄怒波认为，这种“诗人脾气”反而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他的项目有不少是当地政府慕名找上门来，他很喜欢别人对他的评价：“怒波是个男子汉。”但是他又反对冒险：“没有把握的事情不做，对做‘最大’、‘教父’没兴趣。”

　　黄怒波早期的诗歌文字浅显，讲究韵律，很像一首首上口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在最近要出版的《城市流浪集》里，黄的风格大变。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黄怒波在位于远洋大厦的办公室里朗诵他的新诗：晨/将像马的屁股/又被抽打/街/被肮脏过/又被肮脏……

　　他认真地问道：“谁谋杀了雪/让我的街巷总是肮脏？”

　　黄怒波说，如果不是做房地产，他对城市认识不了这么深刻。在他眼里，城市是理性的，但不是人性的。现在，他认为诗歌的作用就是批判，对于他，就是要批判他生活的城市，“物欲越强越需要批判”，“这本诗集里全是对城市的无奈和反抗。”

　　“一个人下海这么多年，处在忙碌的商业环境中，还能坚持写诗，这本身就很不容易。”刘博这么评价黄怒波。

　　黄不愿意让人把自己归类于财富阶层：“我对这个阶层毫无兴趣。我只是一个过客。很多人有钱，但是没有灵魂。”因此，大多时候，黄都是独来独往，尤其是做项目，“决不跟人合作”—他不愿意为了挣钱跟别人商量来商量去。在偶尔推脱不掉的企业家聚会中，黄的内心总是感到“孤独”。

　　近年来，黄怒波为各类诗歌活动捐资近千万元：“中坤集团有个设想—通过企业来推动中国诗歌的复兴。”他说，拿出几千万来发展诗歌，要比买个豪宅有价值吧。因此，在很多人眼里，黄怒波是作为诗歌活动家、资助者出现的。

　　“商业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过几年，我的团队建设好了，我就会退出，去过真正的诗人生活。”

　　刘博：写诗让我放松

　　刘博跟黄怒波只有一面之交。今年3月21日“国际诗歌节”，刘博的“格调”楼盘开盘，同时在售楼处举行了大型诗歌朗诵会。那天，她第一次听说京城还有一个写诗的地产商，叫黄怒波。不久，在北大诗歌研究中心(由黄怒波长期资助)成立当天，她见到了黄。

　　在那次诗歌朗诵会上，刘博在台上喊道：“为了我们诗人还活着欢呼吧。”台下的著名、非著名的诗人们响应如潮。但，这是一个地产商卖房子时应该说的话吗？

　　“艺术家做的东西肯定不是面对大众的，只是迎合了一小部分人的需求，我觉得这就够了。比如毕加索的画，并不是每个人都欣赏，但是能卖出那么高的价钱来。”刘博说。

　　毕加索的画很少有画家买得起，刘博的“人文地产”代表作“格调”也很少有诗人买得起。“我们提倡的是诗歌精神。事实上，在很多人身上都可以激发出这种精神来。并不一定要把房子卖给诗人，我们是想藉此表达出对诗歌的尊重。”

　　“格调”的售楼处是一座高大的厂房式的建筑，完全由钢铁构成，这是她与设计师共同讨论的结果。刘博说，诗人经商首先考虑的问题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能不能把它做得漂亮。她承认这可能会使自己不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律去办事，但是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条条框框，做得好的话，“确实能带来出乎意料的效益。”

　　上个世纪80年代，刘博在河南省作协的一份刊物作编辑，同时写诗、画油画。当时她的梦想是当个作家。之后，她进入亚细亚集团，担任公关部主任，然后到海南拓展亚细亚的业务。在那个淘金时代，她以传奇般的速度拥有了豪华别墅和轿车。“那是1992年啊。”刘博说。这段经历让她感觉很惬意。那时候，物质与精神交锋激烈，刘博说她从未有过心灵的挣扎：“我没有想过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商业本身是很干净的，虽然有不择手段的商人，但更多的还是凭自己的智慧和实力赢得商业机会。”

　　1994年，当股票变成废纸(没能上市)，地产又被套牢后，刘博表现出了一个诗人的洒脱：一无所有地来到北京，在一间简陋的出租屋住下来。“很多朋友都奇怪刘博都这样了怎么还能成天很快乐。我觉得世界很小，心的领域很大，诗人的思想比较纯净，心里很多东西都是过滤过的。”

　　刘博同意黄怒波的观点：诗人是凭良心做事的。“对于人和事，我很少用数字来衡量，完全凭良心。问题越是复杂，我越不用商人的逻辑去对待它。事实上，很多时候是你把问题想复杂了。”成为依莲轩地产公司董事总经理之后，昔日的豪华生活再次来到身边。“你进入这个行当，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然而，最能打动你的是什么呢？最后，物质生活还是会把你带回精神的领地。”在刘博看来，赚钱的兴奋没有艺术带给她的兴奋长久。

　　与黄怒波不同，刘博喜欢聚会、朗诵，生活很丰富：“诗歌有诗歌的朋友，地产有地产的朋友，收藏有收藏的朋友。”她是诗歌组织“干草部落”的7位成员之一。这7位女性，来自各行各业，生活条件都很优裕。刘博说，“干草部落”的名气很大，最远到过台湾去朗诵，是人家邀请去的。“我们就像是在‘走穴’。”刘博说。

　　刘博热爱中式衣服和家具，衣服穿在身上，家具用来收藏。她并不在意自己从事的是不是主流商业。“我从来没想过。”她也不愿意自费出版诗集，她希望自己将来要出的东西能够影响别人。

　　“写诗让我放松。如果有一天不做这个职业了，我向往一种写写诗、画画画儿的生活。我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享受艺术带给人的清淡的生活。”

　　“格调”售楼处里挂着两个鸟笼子。诗人刘博忽略了小鸟的自由。

　　张宝全：艺术是逃离生活的手段

　　2003年，张宝全画了大量的画，还买了一把大提琴。“除了铜管，其他乐器我差不多都会，”张宝全说，“我天生有艺术情结。”

　　比起黄怒波和刘博来，张宝全在艺术上走得更远。他写过剧本、导演过电影，其书法作品曾参加全国联展，画作被有关机构收藏。

　　今日美术馆偌大的空间让张宝全感觉自在。通过一些较高水平的展览，这个由地产商创建的美术馆在美术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名气。张宝全的办公室与今日美术馆相隔不远，里面有个不大的套间，是他的画室。一面墙上贴满张的行草作品，桌子上刚写好的一张，内容来自《圣经》：身在旷野，我心飞扬。

　　“艺术是我超越或者逃离生活的手段。”张宝全说。作为“成功人士”，财富阶层的一员，他真的有这种需要吗？“财富只代表你对资本的控制力加强。作为有七情六欲的人，大家其实是没有差别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像围城，只是需要摆脱的东西不同。”张宝全说，作为艺术家，他能够通过各种形式来“脱离”生活，这是比常人优越的地方。

　　当年，张宝全在深圳拍电视剧，一个做生意的朋友请他和一大群人吃饭、卡拉OK。他看到其中一位官员不顾妻子在身边，边唱歌边与歌厅小姐纠缠不休，他的妻子只是冲别人做做鬼脸。“人们的精神、道德堕落到了那样的地步。”当时张宝全一文不名，又碍着朋友，只能默默忍受。“人如果没有心灵的自由，简直糟糕透了。”

　　财富给张宝全带来了他想要的自由。“当你在物质上获得一定的成功，又不太愿意继续出卖自己、把自己当成挣钱的工具的时候，你就能在不自由中部分地保持独立。”但是他承认，他找不到年轻时候那种“非常宁静”的创作状态了。他很怀念以前那段人与人之间物质条件差别不大的时光，那时候，对艺术的追求“很纯粹”。曾经像黄怒波和刘博一样，张宝全认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就是艺术，现在他放弃了这种想法：“这是不现实的。”

　　张宝全说，做地产能把他的素质充分发挥出来，“做地产我可以做到一流，专业从事艺术可能只是二流或者再好一点儿。用商人的思维构建商业模式，用艺术家的思维去设计，既能赚钱又能让自己获得精神上的平衡。”他认为，艺术家和商人的混合使他能够成为这个行业中“独特的风景”。“对于我，艺术和商业不能够绝对分开。”

　　所以，他创建美术馆，也是要赢利的，“否则我养不起。”在他的设想里，他将与全国各地的画廊签约，统一销售书画家们的作品—有了“今日美术馆”这样的品牌，名人就不会因为自己的作品在小地方出现而不快，小地方也能够因此买到名人的作品。

　　比起去年，张宝全画得比较少，字写得比较多。尽管创作状态不如年轻时“纯粹”，但是他自认还是有了进步。“我创作的变化我自己知道。”

　　张宝全所谓的“艺术是我的主业”，并不是说他要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他尽可能地把艺术跟他从事的一切“混合”起来，使它们看上去超越了商业，而在暗地里，又让它们与商业保持了亲密的关系。张宝全把这叫做“假公(商业)济私(艺术)”。

　　张的办公室里也有两只鸟笼，是打开的。两只颜色不同的鸟在高大的房间里飞飞停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