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杨兴平的另一面：学会与资本融洽相处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在美国三次创业的失败曾让他尝尽现实的残酷，但是他仍然梦想着以科技改变人类的生活 本刊记者/杨芳 你的梦想是什么？ 当现实的境遇越来越残酷，你是否从未嘲笑梦想的力量？还有几个人在现实的风霜中依然让梦想指引自己对生命进行探索——风雨飘摇中机智地躲闪现实的墙壁？ 多普达创始人兼总裁杨兴平，无疑是个不折不扣的梦想家。他喜欢用“01”产业来描述他所从事的事业：“正如边缘学科是科学永远的处女地一样，在IT、通信、互联网都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时候，三者的融合必将催生出新的产业。这个产业的特征语言是0与1，因此，我将这一产业称为‘01产业’，我呼唤这一产业时代尽快到来。” 在许多场合，学者出身的杨兴平都会充满激情地不断重复自己的产业思想，他温文尔雅的学者气质里有着一种梦想家与生俱来的煽动性。这时候，他的多普达手机产品往往充当配角或者证据链的角色，只是在说明这个新产业的生机与未来。或许，他没有用最快捷、最浅显的方式推销他的智能手机产品，然而，他对产业的梦想与激情却又感染你、打动你，促使信任感与好奇心的产生。 他无疑是一个机智的梦想家，懂得在现实的土壤中让梦想生根发芽。 理想国与现实的平衡 杨兴平曾经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核物理、自动控制、人工智能三个专业的独特气质，在他身上留下了浓厚的书生味道。这个从来都是考第一的人，曾经有着技术狂热者的激情与偏执，然而，美国三次创业的失败却让他尝尽现实的残酷。 1992到1999年期间，杨兴平曾经两次创业，一次是研发将人工智能和自动控制系统应用于核电站的技术，另一次是研发多媒体专家系统——具有摄像机功能的高精密度数码相机，然而终因技术与市场脱节而未果。 　 1999年杨兴平和一群来自苹果公司、网景公司的顶尖技术人才再次创业，却又跌入偏重技术、忽视市场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虽然当时的技术后来为苹果公司和太阳公司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1999年杨兴平面对的现实就是折戟美国。 或者在脱离现实的纯净理想中继续沉溺，对着自己的理想国独自陶醉；或者在与现实的妥协中低下头颅，按照美国式的实际观念对现实顶礼膜拜，这是当时杨兴平面临的两个选择。 有时候面临失败的重压，梦想家往往会走向极端，所以他们的命运总是起落跌宕，让人叹息。然而，背负梦想的杨兴平却冷静了下来，他的选择是在理想国与现实中寻找平衡。没有走向虚幻的“天堂”，也没有走进自我的“地狱”，对于这个梦想家，很多变化只是悄然而来。 “我发现自己变了，我们这些技术型的企业家往往强调技术，可是我发现光懂技术还是不行，市场、营销这些更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市场，我们的技术很难为消费者接受，一切都是徒劳”，完成了以技术为中心到以市场为导向的转变，执着投身“电脑手机”的杨兴平让思想在云端游走，同时坚持脚踩大地。 过硬的技术背景与注重市场的指导思想结合，反而发挥出了巨大优势，在市场导向指导下对技术的思考反而更加独到：“现在我考虑技术问题，想的是‘这种技术是否有市场潜力’、‘这样的市场情况下需要什么新的技术’，在我认识的这个市场潜力下，研发更好的技术来服务这个市场，能够更切实地把自己的理想在现实中推进。” “我有很多梦想，对产业方面有很多，除了多普达这个产品，围绕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多环节，这些环节我都有很多梦想，只是说我们现在暂时做多普达这个产品，用这个产品实现我们的一些理想”——在杨兴平的谈话中，“梦想”这个词汇频频出现，在这样一个沉稳而颇具学者风度的企业家身上，梦想并不虚幻，已经在现实中着陆。 另外一种公关思路 梦想主义者往往比较理想化，对着现实社会的某些“潜规则”，他们常常会遭遇碰壁。 从美国硅谷回到中国创业的杨兴平，依然为梦想指引，然而，他既没有出现“海归派”的水土不服，也没有在现实规则前碰壁，反而很快得到信息产业部与科技部相关领导的支持，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难度颇大的手机牌照；谈判几小时后得到广州移动的当场拍板，一小时内签好合作意向书……诸多的事实让人赞叹杨兴平的幸运与能力。应对现实的过程中，这个梦想家如何善于公关左右逢源？ “我并不是善于做关系的人，我的脾气和性格都让我做不来这些。”杨兴平带着一点羞涩地说。 在杨兴平看来，中国的政府部门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很多领导人都是出身理工科，对于高科技的东西他们有着一种天然的尊重，而且越接近高层越能感觉到这样的气氛。2001年，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接见包括杨兴平在内的一批“海归”高科技创业者，当时给杨兴平的交流时间为15分钟。 “而谈起‘智能手机’这个话题，李副总理兴趣非常浓厚，我发现他提出的很多问题既专业又深入”，后来，李岚清副总理主动将谈话时间延长到40分钟。至今，这段故事都让杨兴平颇有感触：“很多处长和局长也非常懂专业，和他们交流我们往往能在技术上找到共同语言。”这是一种“知遇”与“知己”似的快意，对于技术领域以外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乐趣。而就是在这种舒适与轻松中，杨兴平让政府部门更了解自己的梦想、了解自己开展的事业。 作为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杨兴平这批人作为经历有些特殊的一代人，横亘在中国历史中。而那段特殊的峥嵘岁月总是能让这一代人产生某种天然的亲近，谈着有共性的个性故事与生活经历，也是杨兴平与这批“78届”、“77届”部长及处长很自然消除距离的方法，“毕竟，那种交流是非常自然的东西，一下子就让大家的奋斗、经历、感受产生了很多真实的共鸣”。 然而，在真正的商业运作中，面对的更多是赤裸裸的商人，他们关注的焦点往往不是技术。“碰到对技术不感兴趣的人，我就给他们讲市场、讲商业模式，比如我们要发展数据技术业务，搞技术的人非常明白其中的重要性，但是对于不搞技术、对技术没有太大兴趣的人，那就要从商业模式上下手，比方说由于这种智能手机、由于这种多媒体的服务，能够使业务增长更快、收入更高、对业务更有帮助”，这往往是非常有效的说服方式，在赤裸裸的商业中用最直接的方式谈商业，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学会与资本融洽相处 与资本的融洽关系，在杨兴平的创业中也异常突出。看过太多资本制造的悲情故事，人们难免产生疑问：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创业者，作为一个对“01”产业抱持无数梦想、一个不厌其烦传经布道自己产业理想的梦想家，杨兴平应该与“吸血”的资本格格不入，他们之间是否发生过鲜为人知却又符合规律的矛盾？ 当互联网的泡沫提醒风险投资商们谨慎再谨慎，杨兴平曾经在寻求投资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然而，开曼基金约5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让杨兴平有了实现梦想的开始，这个过程中，杨兴平获得的不只是金钱，资本究竟如何想问题、如何和资本更好地相处……这些问题在寻找资本不断碰壁的过程里，杨兴平越来越接近答案。 “我那时接触了很多风险投资公司，其中一些风险投资公司，尤其是中小型风险投资，他们很注重投入少、回报快的项目。还有一种就是战略投资，他们往往从战略布局角度希望做出投入，他们希望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对企业发展有很大帮助，他们看重企业的战略价值”，让资本的需要和自己的需要统一步调，这是与资本融洽相处的起点。 “其实投资商很多，所以你必须让自己的想法、自己想做的事情和投资方的想法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进行长期的合作，但是，一旦投入，大家就是get married（结婚）的关系，一定会在往后的生活里发生问题，会在各种不同决策上出现不同意见，这时候需要充分沟通，解决问题，不同时期问题肯定不同，解决的方式也要不同。”杨兴平说。 与资本关系是否和谐融洽，矛盾产生与击中的可能点往往还是对商业的不同看法，对商业利益的不同追逐。 “做我们这一行，我觉得非常需要理想，我永远不愿意成为一个纯粹的商人，确实，很多企业会完全从商业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赚钱就做，我今天不会这样，以后也不会这样。我的第一目标是实现我的理想，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为了我的投资人能够取得回报，我们会积极赢利，但是，我个人更希望的是实现我的理想和目标。”杨兴平说，“当然，对于投资人来说，需要很好的回报，这也是必须的和客观的，我认为实现投资人回报和个人理想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只要是现实而良性的理想，一定能够通过一定方式实现，而且会比一般纯粹的商人想回报的更大。” 杨兴平喜欢用微软、用英特尔的例子支持自己的观点。当希望每个人都拥有一台电脑的英特尔和微软已经成为强大的商业帝国时，“让每个人的手中都能有一个多媒体的终端，不是电脑、不是手机、也不是简单的PDA，而是融合了所有这些需要的电子产品”——多普达的理想，还是遥不可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