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李思聪的金融梦想和他的金融服务产业链

　　“不做中(中间人)，不做保(担保)，不做媒人三代好。”这个过去在“珠三角”广为流传的民谚，如今在广州，被一个叫李思聪的安徽人彻底颠覆。

　　解读银达担保的故事，是希望借此解读中国经济领域一个至关重要的“疑难杂症”——中国的民间金融家在以怎样的状态崛起？中国的担保企业在以怎样的模式生存？他们的创新性在哪里？竞争力在哪里？他们未来的命运和走向如何？

　　□文·图／本刊记者 李 彬 范佳丽

　　“田野俯牵溪水，巅峰仰望苍穹。”2004年5月，广州五羊新城广场13楼，广东银达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思聪的办公室，一幅悬于侧壁的书法，仿佛道出了此间主人的心境。

　　而此间主人似乎正在焦头烂额——一边讲座机电话，一边写手机短信，完全置记者于不顾。很快放下电话又追来电话，足足20分钟，我们没能和这位火烧眉毛的采访对象接上头。20分钟后，李思聪撂下听筒合上手机，一开口就让我们吃了一惊：“很抱歉，这时候真的没心情讲什么，银达上上下下都很忙，公司的情况目前有点紧张。”

　　李思聪所说的“紧张”，来源于宏观调控形势下的银根紧缩政策：银行信贷紧急刹车，大部分企业流动资金突然绷紧，“一旦到了还款期，有1/3我们担保贷款的企业拿不出钱来，银达就要崩溃——这两个月，我们经历了公司创立以来最大的考验。”

　　尚幸考验很快结束，半个月后我们再见到李思聪，他已经笑得比谁都轻松：“银行已经开始放贷，尽管十分谨慎，但我们是经营最规范信用最好的担保公司，一切不再成问题。这种形势反而使我们在今后的两年里，比别人更有可能凝聚资本，迅速做大做强。”

　　他以金融从业者少有的快人快语解释他的那幅书法：干我们这一行的，风险和机遇都常常以10倍的速度转换，所以个人要有平常心。机会到来时，当然不妨“登泰山而小天下”；机会没到时，也要做到修身养性以图谋未来。

　　一个传说中的民间金融家，就这样以极端不同的两种姿态，进入我们解读的视野。

　　徽商李思聪的金融梦想

　　上世纪80年代初，21岁的李思聪大专毕业，分配到安徽省某人民银行，怀着前程似锦的憧憬，从最基层的办事处开始干起。

　　他第一年就发表了十几篇专业文章，顿时在安徽省银行系统里显得分外耀眼。1983年，李思聪被当作人才送入金融管理学院深造；3年后，又回到安徽省人民银行。1990年，30岁的他成为第一批被评上中级职称的幸运儿。在那个讲究论资排辈的行业和年代，李思聪创造了一个不小的神话。

　　然而神话没有继续。在十多年的银行工作经历中，他做过计划信贷、银行会计、金融管理、外汇管理及金融证券管理与运作……把当时银行所有的业务都摸了个遍之后，李思聪升任分行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层干部——这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速度。

　　他是个天性很骄傲的人，与骄傲如影随形的就是激进。领导说，小李这个人能力很强，很能干，但是工作中不应该有太多自我主张。于是他越来越发现自己前途不妙：专业知识一流，但和环境保持心照不宣的“知识”没有；创造力很好，但控制创造力的能力不好。

　　1993年初，李思聪决定辞职下海“捞天下”。“南巡讲话”余音绕梁，中国经济火热推进，他南下广东，投身广州一家体制外的大公司实现抱负。不料数月之后，中国因经济过热实施宏观调控“硬着陆”，无数企业难以为继，他只好黯然离开那家公司。

　　然而李思聪很快就发现，机会总是在一个人落地的一刹那赶到他身边。

　　“那时候几乎每一个企业都缺钱，但我知道，好企业是有机会找到钱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方法。”李思聪告诉记者。

　　能救命的钱是最值钱的钱。金融背景、政策悟性加上深厚的专业功底，而且闲置在社会上——李思聪立即成为各大企业老板的座上嘉宾。他开始为这些企业提供关于融资的咨询，例如国债回购、资金拆借、证券买卖，或者和金融机构配合做衍生金融的生意。短短数月时间，李思聪获得的“劳务回报”就突破了百万元。

　　财富是财富的敲门砖，李思聪像一阵风一样扑向市场经济的前台，发现那是一个遍地黄金的时代。他往返于广州、天津、武汉等地之间，四处收购原始股，再到一级半市场交易，或等待二级市场上市。年轻的生命力构成一种智慧力，前后一年多时间，李思聪的个人资产迅速膨胀，原始积累初步完成。

　　1994年10月，李思聪成立广东银业发展有限公司，准备在实业领域大干一场。

　　谁知实业领域一出手，就差点血本无归：先是倾资惠阳做房地产，资金折损一半；紧接着又被一个朋友骗去剩下的一多半。于是赶紧回归金融，在证券市场轻轻松松地恢复了元气。

　　实业之梦依然不灭。投资做交通运输，赚钱；投资做石油化工，赚钱；投资做酒店，亏钱；投资做生物制药，赚钱……淘神费力气喘吁吁，进三步退两步，从1994年到2000年，银业公司终于发展成为集多种经营为一体的银业集团，资产突破两个亿。然而这在当时的广东企业界，在李思聪的视野内，却是一份不值得骄傲的业绩。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更适合做、更盼望做的不在这里，“干实业就好像干体力活，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找不到成就感。后来我想自己应该做更富有挑战性的、能把个人智商和知识结构发挥到极限的事情。”

　　他的眼光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领域。1999年前后，银业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也开始有了贷款需求。但这个银行系统出身的董事长面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标准”，同样因没有合适的抵押物而“处处碰壁”。他开始研究这个现象，并很快将问题上升到“全社会的高度”。

　　他认识到，尽管金融机构近年来大力推行市场化运作，但其信贷传统并没根本性的改变，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的中小企业普遍缺乏银行支持。统计数据表明，一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有八成以上流动资金紧缺，超过六成的企业没有中长期贷款；另一方面，各大商业银行却总计有数万亿的资金，躺在钱库里耗利息，睡大觉。

　　这就需要一个沟通两端的桥梁，而大力发展担保机构，是其中最主要的手段。1999年开始，在国家有关部门“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倡议下，各级政府纷纷通过财政出资成立担保公司，期望以此为中小企业输血。但运行的结果是，全国300多家国有担保公司全部陷入亏损。

　　李思聪认为，依靠财政全部出资，担保行为受行政支配，确实会形成“有人花钱无人还债”的局面，甚至将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转化为政府的财政风险。那么，假如由民营企业出资来做担保公司，政府会不会很支持？银行会不会很欢迎？公司会不会有“钱途”？

　　李思聪的金融梦想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经营风险，批发信用

　　民间担保公司在中国是一个新鲜得发亮的事物，能不能办好，李思聪个人并无十足把握。他决定找几个“实力雄厚面子大”的朋友壮胆——房地产老板、贸易公司老板、上市公司董事长……谈的时候大家都说好，纷纷表示这个行业前途远大；真要投资的时候，却一个个不见了人影。

　　没人敢吃螃蟹，李思聪只好拿了自己的2000万元跑去注册。

　　注册的经历就喻示着这不是一件一帆风顺的事情：找到工商局，工商局说：“你这是金融机构啊，是不是应该先让人民银行审批？”跑到人民银行，又说：“你注册一个公司跑到人民银行来干什么？”这才发现，“担保公司”究竟归口金融还是实业，国家没有政策。

　　只好来来回回地跑，把两边的人都搞得心软而无助。最后工商局比较灵活，给他出主意：你干脆改名为担保服务公司，然后找几家银行签一份合作意向书，就OK了。这倒比较好办，李思聪的银达担保服务有限公司几经波折，总算拿到了营业执照。

　　“从本质上来说，担保公司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李思聪告诉记者，“八个字可以概括它的内容——批发信用，经营风险。你先用你的资金、团队、品牌和风险管理模式，在银行等机构那里建立一个信用；然后把它拆零，卖给不同的需要各种信用担保的企业，使其达到融资或交易的目的。同时你的公司就面临风险——企业不讲信用不还钱，殃及的是担保公司；于是你就必须用各种专业的手段来控制这种风险，约束被担保企业的行为。”

　　2000年11月，银达担保开业。开业广告打出去，两类人蜂拥而至：一个是中国金融领域有追求有抱负的精英们，看好担保行业巨大的衍生前景，前来应聘；一个是急需资金的广州中小企业老板们，突然看到居然这里还有一家担保公司，病急乱投医地找上门来。

　　人才不缺，客户不缺，最缺的就是银行的认定。“银行不认可你的担保，不给你合作的机会，天大的客户找上门来也做不成业务。”

　　然而这一关并不容易过。首先是概念之关——和“长三角”相比，整个“珠三角”的银行相对保守，很多银行工作者几乎从没有接触过民间担保公司，有的以为李思聪是放高利贷的，有的以为是代人讨债的。

　　概念清楚之后，又会碰到观念的门槛。有人说：“你搞信用担保？那谁来担保你？”又有人说：“你那点资金和我们银行没法比，凭什么要替我们贷出去的款做担保?”

　　整整3个月时间，当地十几家银行没有一家和银达签署合作协议。李思聪几乎天天跑银行，天天开会给员工们“画饼”，在没有任何效益的情况下，工资照发福利依旧。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熬不住了：当失去了对这个行业最初的新鲜感之后，人们才发现要达到想象中的美好蓝图，需要经过多么漫长的艰辛付出。2001年春天，银达担保临时租来的办公室里，每天上门要求担保的客户很多，每天收拾包袱离开的员工也不少。今天的银达董事会秘书刘路讲起那段岁月很动情：“如果没有银达担保一定能成功的坚定信念，当年的李思聪也同样熬不下去。”

　　4个月过去了，李思聪和留下来的银达人跑遍了广东各个大小银行，见人就递名片请吃饭，然后利用一切机会“布道”。铁打的信心流水的脚步，银达担保在很多人心里渐渐有了印象。

　　2001年3月，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终于开了第一个“口子”，授权银达代理了一笔100万元的担保业务。这是一个小单，在银行界也没什么影响。但正是这单业务，让所有对担保行业来讲都是半路出家的银达人，有了检验自己的机会：自己看资料搞出来的业务流程是否切合实际？银行的要求和理论上的想象有多大差距？与客户的合同是否周密到位？风险控制能不能做到更好？一单业务做下来，银达公司上上下下脱胎换骨，信心大增。

　　2个月之后，又一个机会降临银达。广东工商银行要推广新的“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因为风险较大，需要追加一个第三方担保，于是想起了银达。

　　按照担保行业的理解，这不是一单优质业务，因为投保手续和风险控制比较琐碎复杂，而保费收入仅为投保额的千分之一。比如替某大学生一台分期付款价值5000元的电脑做担保，保费收入仅5元，而学生的违约率是10％。但李思聪毫不犹豫就和工商行签了约，敲定了这一宗看上去并不赚钱的生意。

　　亏损生意做出了巨大影响——工商银行大张旗鼓地派出行长来公司考察它的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们岂甘落后？于是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行长也陆续到银达来考察。考察的结果让所有行长们大吃一惊：这家公司尽管规模不大，但从产品创新、规范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流程上，都远远地超越了国内的所有商业银行。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行业口碑。

　　银达担保模式

　　市场经济如何从低级走向高级？李思聪认为信用担保是其中的关键。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案例。

　　广东省台山市一家外资铝型材公司，由于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急需开具2000万元人民币的信用证，于是向交行广州分行提出申请。按照规定，开具2000万元信用证就要有同等数额的保证金存在银行。但是这家新办企业现有的物业已经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了贷款。没有抵押物怎么办？交行广州分行很想做成这笔业务，于是把这家企业推荐给了银达公司。银达公司对这家企业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决定同意为其担保，并正式签署协议。

　　这宗商业协议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呢？现在人们常用双赢来形容正面的经济活动，而这宗业务有三赢。首先是交行广州分行赢：它扩大了业务规模，增加了国际结算业务量，增加了收入；同时还培育了一个优质客户(该企业注册资金1100万美元)，如果这宗业务做不成，这个客户就有流失的可能。

　　二是那家融资的企业赢，赢在可以充分利用信用证杠杆效应发展自己：根据担保协议，它只要提供2000万元信用证保证金的30％，即用600万元就可以做足2000万元的生意；又因为这个信用额度可以在一年内周转使用，开具信用证的期限是两个月，这样一年就可以周转6次，用600万元就可以做成1亿多元的生意；如果资金周转提高到一个月，一年周转12次，更加不得了，企业就可以实现飞跃式发展。

　　三是银达赢，银达不是慈善家，它的效益如何体现呢？它收取了3％左右的年担保费率。在这宗业务中，银达提供了1400万元的担保额，年收取担保费大约是42万元。按照惯例，银达需要按照1?10放大系数的金额将保证金存入交行广州分行，这样在担保期内就要存入140万元，银行支付同期存款利息。如果交行对银达充分信任，也可以不要求存进保证金，这是银达公司最希望看到的——这就是整个担保的一个形象流程。

　　　“事实证明，这个社会不缺钱，不缺需求，不缺增长空间，只缺一个能够让资金安全流动的信用加速器。”李思聪认为，“因此银达做的事情，正好是政府和银行想要推动的事情。”

　　那么银达缺什么？首先是缺规模；其次，是缺在中国金融体制的现状下，一个各方都能认可、各种资源都愿意亲近的身份。

　　　扩大规模则必须增资扩股——当经营开始上路，企业看到希望的时候，这不是一件难事。然而如何增资扩股，将什么样的资本引进银达更有利于长远发展，李思聪却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最后，他将目标锁定在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一家广州市政府出资搞的国有企业，注册资金达6亿元。

　　　而这家企业也正在苦恼当中：我投资的这么多高科技企业，都是固定资产很少，银行信贷不畅，如何解决这个发展中的难题？李思聪恰好登门拜访，于是两个老总第一次见面就言谈甚欢，第二次见面就握手言“合”。

　　　2001年8月，银达第一次增资扩股，吸纳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为股东，注册资本变更为了4000万元人民币。

　　　从民营担保公司到混合所有制担保公司；从一个人说了算，变成了和别人商量着办，关键是和国有资本商量着办——这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银达担保模式”引起业界大哗。有人认为李思聪想钱想疯了，“这哪里是在找资本，简直是在找麻烦”。

　　但李思聪却“两耳不闻窗外事”，顺势在公司内部强化规范管理，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借国有股东的政府背景，轻轻松松就敲开了昔日紧闭的大门，和当地几乎所有银行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同年11月，银达作为广州市惟一一家担保企业，成为“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机构”。

　　2002年5月，银达完成第二次增资扩股，再次吸收12家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注册资本变更为1亿元人民币；2003年4月，李思聪发起第三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至2亿元人民币。在这之中，银达担保的股东总数达30余家；在2亿注册资本中，李思聪的银业集团大约占有30％左右的股份，国有股东约占10％左右的股份，此外便是民间资本。

　　“‘银达担保模式’的特征在什么地方？”李思聪总结道，“首先它开创了国内信用担保连接风险投资的经营模式，实现了对高新技术企业长期投资和短期融资的完美结合，使银达担保公司也成为广州市风险投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它和国有股权结成战略合作关系，消除了在当前国内金融环境下的体制障碍和信任障碍，客观上放大了信用；第三是股东构成多元化和管理制度规范化，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抗风险能力强。”

　　好房子人人添砖加瓦。深圳创新投资公司在决定入股银达时，一番话令人耳目一新：“银达首先吸引我们的就是它的混合所有制模式，透明度高，又有一定的‘民办官助’性质。避免了纯民营普遍存在的暗箱操作，同时也避免了纯国有受政府意志左右的僵化问题。”

　　2002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突然带队考察银达公司，对银达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原本“自生自灭”的广东担保行业，终于迎来高层领导的第一次表态。

　　银达担保模式命运突变，短短的时间里，赢得了体制内外、行业上下的满堂喝彩。

　　风险控制与业务创新

　　深夜11点，李思聪关掉手机，拔掉座机的电话线，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开着一份新的担保合同。他用红笔开始细致地勾画，连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错误都没放过。喧闹的广州城，只有这个时候最宁静。李思聪需要在宁静中高度提升自己的注意力和洞察力，手里的笔就好像医生的手术刀，多划一个地方少划一个地方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反效果，给公司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他不允许自己犯任何低级的错误。

　　——这就是李思聪大多数夜里的常规状态。他说自从入了这一行，已经放弃了几年前爱看电影和戏剧的习惯；同时也痛失了晚上回家还能享天伦之乐的机会。

　　担保业是一个今天获得收益、明天支付成本的行业，它的风险性远远大过所有的服务行业，因此“全程风险控制”，就成为李思聪头脑里永远绷紧的弦。

　　中小企业到银行贷款，银行有非常严格的硬约束：规范的财务报表、合乎标准的贷款抵押物、足够的企业现金流等。然而大多数创业期的中小企业难以满足上述要求，于是贷款之事只能望洋兴叹。

　　而此时此刻银达人在干什么呢？他们正在做调查：这个酒楼老板没有完整的财务制度，但他是否每天有足够的营业收入？这个广告公司没有固定资产，但据说曾买下某某电视节目的时段；那个汽车租赁公司老板的汽车随时可能开走，但他的直系亲属表示愿意负反担保责任……总之一句话，要用更加灵活的手段，抓住银行不愿接纳的客户。

　　但正因为面对如此个性化、纷繁复杂的客户，风险就相应的加大。从总体上来说，银达要应对的是两类风险，一是内部人的判断或道德风险；二是外部客户的经营或道德风险。

　　内部问题只能用组织结构来解决。银达的结构特征在于每一个环节都有互补，同时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监督。

　　比如“三员互补”制。针对某一个项目，银达同时设立A、B两个项目经理，并为两个项目经理配备一个助手：A角一般是对客户及行业比较熟悉，B角则着重了解财务制度，助手则协助处理日常事务及落实反担保手续。三员互补，既分工明确，又规避道德风险，同时还有效防止主观臆断。

　　又比如“前后台”分离制，“前台”即项目经理负责信息采集、调查报告的采写和真实性核查；“后台”即项目评审则负责对“前台”的工作进行修订，最后做出评审。前者靠业绩多少来考评，而后者则依据风险控制的好坏来考评。

　　同时银达设审计部，担负着“第三只眼”的功能；设风险评审委员会，担负着大额担保业务集体决策的任务。其实除此之外，很多银达人都不知道，李思聪还有一个背后的“法宝”——独立评审委员会，其成员则由各行各业的资深人士构成，为银达对不同行业的个性化大额担保提供参考。

　　针对客户恶意欠贷的外部风险，银达最根本的手段，就是要求客户提供严密的反担保措施。与银行的抵押不同，担保机构对于客户有多少实物资产要求并不高，但却一定要关注客户的动产与不动产、股权、有价证券、经营权与收益权、法人或自然人的无限连带责任、来自亲友等个人的第三方保证等。担保公司会综合考虑其优势与劣势，对不同客户设计不同的反担保组合措施。而这，无疑是一种更加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手段。

　　因此迄今为止，银达已经做了超过25亿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整个坏账率不超过600万元。这样的风险控制成绩不仅远远优于银行，也堪称国内担保行业里的佼佼者。

　　在业务创新方面，李思聪更是“奇人”。这得益于他多年的银行工作加经商生涯，“把握住了经济生活最下层的东西，抓住了根基，明白了需求。”

　　因此他可以做很多银行做不了、很多担保公司想不到的业务。比如财产保全：客户向法院提请财产保全诉讼，要求查封对方财产；法院就要求客户出具担保，而且只承认银行出具的保函。然而大多数时候银行不愿意提供此类担保，财产保全就难以执行。这时候李思聪动动脑筋，银达就多了一个新产品：财产保全担保——由银达向银行提供一个反担保，银行再为客户提供保函，既符合银行加法院的游戏规则，又获取了较高的保费收入。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迄今为止，银达除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个人创业贷款担保等融资性业务以外，还开展了非融资性业务，例如履约担保、财产保全担保、工程质量担保……个性化的业务品种越多，对人的能力的要求就越高。银达的员工不仅要熟悉银行、财会、法律、心理等面上的相关知识，还要对各行各业大小企业的运营规律有深度涉猎。

　　因此李思聪说：“选择了做担保，就选择了辛苦，因为每一个客户对我们来说都是‘个性’的、惟一的，每一次担保都是一次‘量身定做’；选择了做担保，就选择了像航天飞机科学家一样的追求，不能做错任何一个精确的计算，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即将给你带来损失的细节……”

　　当然李思聪比谁都清楚，选择了做担保，银达人就选择了一种穿上“红舞鞋”的人生，音乐一旦响起，舞蹈便永不能中止……

　　金融服务产业链

　　有商人的地方就有契约，有契约的地方就有担保——这是担保公司存在的市场基础。

　　然而李思聪眼下忧虑的是，中国担保企业全行业的总体走向，是个严峻的问题。是先进的现代企业方向，还是落后的互助会形式？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谋求企业发展，还是仅仅沦落为大企业的圈钱工具？是公开化透明化，还是神秘化黑箱化？是政府和企业联手合作造福经济，还是企业摇摇晃晃独轮上路？

　　一切都需要先行者来回答，李思聪显得很有使命感。他就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议上书银监会、发改委；他所积极提议和倡导的广东省担保行业协会已经成立；他对广东省政府调研、推广银达模式给予最积极的配合……而与此同时，一种最直接的进步——将银达公司本身做大做强的蓝图，也在李思聪心中描绘完毕。

　　2004年4月10日，在国家发改委举办的全国20个省市省级担保公司会议上，李思聪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银达担保第一年利润持平；第二年股东分红5％；2003年股东分红达7％；2004年我计划做到15亿元担保额度，收入4500万元，除去成本500万元，提取1000万元风险保证金，我的股东分红能上升到10％的比例。”

　　在这个全行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这个数据让人敬佩。

　　截至记者发稿时，银达担保正在进行第四次增资扩股，按每股1.20元募集股份，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约1亿人民币，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的股本金将达到3亿元。

　　“一方面我们要把担保业务做大做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在珠三角、长三角设立担保的分支机构；另一方面，也要涉足其他行业。”

　　据李思聪透露，增资扩股之后的银达担保将在担保产业上下游全面布阵：5月份已成立银达拍卖有限公司；预计8月份将成立银达典当有限公司；与此同时银达将逐渐渗透信托业、银行业。

　　在拓展担保主业的同时，银达担保将逐步降低融资担保的收入比重，而非融资担保的比重将逐步提高。“下一步更重要的还会提高投资业务的比重。”李思聪说，“比如股权投资，有一家高科技企业想贷款，我为它担保500万，它给我10％的股权作反担保。若我看好这家企业，贷款到期就由我替它还上，而我继续持有10％股权。今后这家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操作，我把股权卖掉，收回的资金可能就是1000万。”

　　按照李思聪的设想，银达担保今年将成立若干家担保的分支公司，加之典当和拍卖行，成立银达担保集团；明年将涉足信托、金融租赁和民营银行；而到2006年银达股本将达到6～8亿元。通过收购、兼并国内中小型担保公司，组建全国性银达担保投资集团，使公司资产规模达到20亿～30亿元，年担保额达100亿～150亿元，形成融资担保、投资业务、金融租赁业同步发展的金融服务产业链。

　　而他最高的目标和境界是，有朝一日，银达做成了像世界500强那样的百年老店，所有的银行、企业、单位面对银达，见保通行。(编辑　童　耕）